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分析

在测度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其促进效应为10.4%;门槛效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正向边际效应溢出”趋势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溢出强度具有空间异质性,在区域上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征,但相比东北和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所带来的乡村产业溢出红利更为敏感;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区划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增进效能呈“N”字型布局。     

数字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

本文通过测度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农村产业融合指数,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效应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首先,数字金融能显著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这一结果在替换变量和改变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能成立,并且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农村创业活跃度是数字金融促进农村产业融合的重要机制。其次,数字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在财政支持、城镇化水平和地区分布的不同影响下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最后,采用空间模型,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以上,本文针对如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推动作用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为化解农村金融困境,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基于2011—2021年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有正向溢出效应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支持乡村振兴的作用较优。研究认为,应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加快布局完善农村“新基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下沉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数字金融助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优势、困境与进路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数字金融具有缓释传统金融的地理排斥、推动商业银行转型和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的优势,是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当前,由于传统金融自身局限性和数字金融的不完善性,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中产生新的金融困境。为此,必须加强农村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乡村数字金融覆盖面;推进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加大对乡村产业融合的支持力度;构建数字金融征信平台,营造良好的乡村产业融合金融生态;重视数字金融监管,有效防控乡村产业融合中的金融风险;强化数字金融教育,提升乡村产业融合主体的金融素养。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基于2010—2021年福建省九设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影响较大,而数字化程度促进共同富裕的红利尚未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因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一般区域和较低区域的影响效应大于较高区域,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小。据此,提出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优化数字金融服务、实施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等对策,以共享数字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与机制——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研究基于2011—2019年273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乡村产业振兴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着中介效应,即存在“数字普惠金融—乡村产业振兴—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数字普惠金融、乡村产业振兴均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分维度存在单重或双重门槛效应,随着门槛值的提高,对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越明显;进一步分组检验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存在区域异质性,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作用效应要强于非试验区,在粮食产销平衡区的作用效应依次强于主产区、主销区,在二线城市的作用效应依次强于一线城市、其他城市。在样本的分位数层面,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地方主导产业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应呈U型趋势,乡村产业振兴的传导效应强度呈先强后弱的趋势。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农业现代化的空间效应及门槛效应分析

为研究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助推作用,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1—2019年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对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使用空间自相关模型来验证分析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间农业现代化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间的空间相关性。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业现代化水平影响的空间效应和非线性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农业现代化水平和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存在门槛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力与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经。本文基于2013年至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创业活力的传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地区共同富裕水平;(2)为进一步明确二者间的关系,将共同富裕细分至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三个维度,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可持续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3)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传导作用;(4)分维度进行传导效应检验发现,创业活力对可持续性的传导作用更明显;(5)分区域进行传导效应检验发现,创业活力在西部地区发挥的传导作用更明显。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有效性研究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稳定脱贫、防止返贫成为我国贫困治理、实现共同富裕中亟须攻克的难题.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分析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缓解家庭贫困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家庭的贫困状况,但减贫效应随着区域、受教育程度和城乡差异而存在显著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这三个分指标均显著降低家庭的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西部地区的作用,需要重点关注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在高学历群体中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低学历群体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在微观层面,通过增强居民主观选择金融服务意愿缓解居民融资约束;在宏观层面,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提升减贫效果.     

新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宏观经济理论构建新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多元分析框架,并借助空间计量模型从城市化水平、政府财政干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地理位置特征等维度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新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呈现高高—低低聚集的空间特征,南疆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略高于北疆地区,而北疆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带动效应要优于南疆地区;提高城市化水平有利于促进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却会抑制邻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政府财政干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都有利于促进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基于2013年至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地区共同富裕;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融资效率、激发创业活力、促进技术创新三个方面间接提高共同富裕水平;3.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较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显著,对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边际效用高于非民族地区;4.东部地区主要通过提高融资效率间接促进共同富裕,中部、西部的创业活力发挥主要中介作用,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分别通过技术创新和刺激创业促进共同富裕。建议降低金融准入门槛,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完善差异化政策体系,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兼论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

着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支撑。我国正处于由农业大国转型为农业强国的关键时期,农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等问题突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任重道远。作为农村金融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普惠金融是实现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的内在要求,通过构建并测度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采用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约提高0.08%,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东西部差距约缩小0.15%;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数字普惠金融供给侧存在由信息不对称的缓解所带来的正向调节效应,在需求侧存在由农业规模化经营所带来的部分中介效应;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溢出性。以数字普惠金融促农业农村金融供需适配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着力点,未来可进一步补齐农村数字通信基础设施短板,鼓励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释放规模经济效应,加快区域协调发展,进而推动农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金融支持与乡村振兴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在缓解农村金融排斥、提高农户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同时也推动了乡村治理模式的升级,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逻辑进行梳理。从金融支持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推进了农村信用平台建设,优化了农村金融供给模式,促进了乡村产业兴旺;从乡村治理模式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完善乡村治理环境,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升级网格化治理模式。当前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村民金融素养不高、金融支持体制不健全、村民参与治理积极性较低等因素限制了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出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金融宣传教育,强化政府主导多方协同,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征信体系,建立"基层+数字"治理机制等对策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下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基于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构建度量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借助DEA模型测度中部六省2012—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效率,并利用Tobit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未达到最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管理和技术等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效率的主要原因;分布空间上,中部六省份间存在区域差异,动态结果上,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效率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其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在稳步增大,但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不明显;从影响因素看,政策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对数字普惠金融效率的影响是显著正向的,城乡差距对数字普惠金融效率的影响是显著负向的,普惠金融发展的数字技术和乡村教育水平有待提高。     

中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 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发布的2011-2018年中国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分维度指数,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法分别考察了其分布动态与地区差异状况,之后利用构建的空间自相关模型和MLE估计法实证考察了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成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以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的发展均主要呈现单极化现象,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则存在微弱多极分化现象,不同区域具有一定异质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以及各维度发展的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均呈下降态势,其中,造成其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都是区域间差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及各维度发展均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表现更显著。另外,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变迁、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人口密度、传统金融规模、城镇化率、经济增长目标和创新水平等一系列考察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及各维度发展的影响各有不同,同时因地区不同,其影响效应也具有明显差异性。     

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差异及空间特征

该文选取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公布的2011—2018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作为衡量各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采用Dagum基尼系数测度中国30个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距,并运用全局Moran’s I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集聚特点。研究发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区域差异逐渐变小,全国空间分布特征逐步转向均衡;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性,北京和山东等东部发达省份位于高—高集聚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以及新疆等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位于低—低集聚板块。该文建议将东部资金、技术等引入西部贫困地区,在保持东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稳步推进西部金融发展,并针对东西部发展情形采取差异化的经济扶持政策。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业效应研究

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和2011～2018年的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数据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从宏观视角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创业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创业活动的发生;从区域发展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创业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对东部地区的创业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从创业类型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作用大于生存型创业;此外,分位数回归显示随着创业户数的增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逐步减弱。基于以上发现,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提升创业效率等角度提出政策建议。     

乡村发展的空间分异及其治理

乡村空间均衡布局已是衡量乡村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更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石。然而,基于乡村发展实践发现,乡村发展仍存在人口空间的离农不离村、土地空间的无序使用、产业空间的利益分离以及公共服务空间的布局失衡等分异问题。究其原因,乡村发展空间分异的形成与乡村发展结构的变迁有着直接联系,多重压力下的理性选择、乡村土地规制措施乏力、农民难以共享产业收益、乡村公共服务的城镇取向等都是导致乡村发展空间分异的重要原因。文章由此提出以机会公平双向保障农民进城返乡、以规范管理完善乡村土地使用规制政策、以价值共创构建乡村产业利益共享机制以及因地制宜地打造富有乡村特色的公共服务体系的治理策略,以真正破解乡村发展的空间分异以及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并进一步对其影响效应的异质性进行研究,最后运用门槛模型检验了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显著;机制检验则表明融资约束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说明,共同富裕水平受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维度的影响更为明显,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效应大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作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其作用大小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据此,提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加大数字化建设投入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居民基本金融素养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