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伦理学:福柯晚期论书写

福柯晚期将视线转向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关注自我技术。福柯以自己的理解阐释西方古典学,对书写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其伦理学的大厦。书写作为福柯探讨的重要自我技术手段之一,是精神修炼、塑造自我的重要方式。福柯的伦理学指向自我与自身的关系,把自我看成是建构的过程从而否认自我的先在性本质。福柯的理论思考永远都是面向现实的,关注个体人的。     

自我关怀，一种自我锻造的生活艺术——浅析福柯生存美学中的几个要素

本文试从福柯的生存美学入手，阐释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建立自我关怀伦理其中所蕴含的基本含义．并希望能从中获得对于当代社会的一点启示。     

自我的构建——福柯思想中的伦理与审美主义

相对于早期不遗余力地进行主体的解构,福柯晚期转向了“自我”建构的工作。他认识到了“关心自己”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认识自己”的古老箴言。福柯认为,自我具有自我塑造、自我改变、自我完善的能力,而这些都在以往被大写的、理性的主体所压制和埋没。因此,福柯从苏格拉底、斯多葛派和古罗马那里寻找思想资源,倡导一种伦理化的生存实践。事实上,福柯的这种伦理化实践活动,不惟是一种自我关于自身的道德之构想,它更是一种审美主义,或者说是一种生存美学。同时,在福柯看来,“关心自己”不仅是一种生存美学,也是一种向外界拓展的新思维和新思想。     

主体、自我与生存——福柯的“主体”观念及其美学风格

主体是福柯的解构对象,也是福柯一生的困惑。关于主体,现代以来的哲学始终包含愤懑和不满;在"主体之死"的喧嚣声中,后期福柯开始转向一种"主体化"工作,从而生成了一种极具美学风格的生存实践哲学。相较于前期的批判与毁坏,后期福柯更多的是从直觉与体验角度谈论主体的。他所谓"关心自己"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新主体之"建构",而他的这一探索(或试验)充分显示了一种生存伦理,亦即一种普泛化的审美主义。对福柯来说,生存是自由主体之建构,也是直觉与体验式的自我确证。     

"自我的教化":田纳西·威廉斯和福柯

福柯在他的代表作《性经验史》(三卷)中通过对古西腊和罗马时代有关性行为和性道德的分析,探讨了一种关爱自我的“生存美学”,提出个体认识自我、改造自我和完善自我的伦理追求。福柯的“自我教化”的思想为我们理解田纳西.威廉斯的代表剧本《夏日与烟》提供有意义的新视角。在这部剧中,约翰代表肉体,阿尔玛代表精神。他们在相互的影响和启发下发生转变:阿尔玛逐步摆脱性压抑而恢复健康,约翰实践性节制从而事业有成。他们实践自我改造的人生历程体现了福柯关于“自我呵护”的思想。     

“精神政治”与“自我技术”——韩炳哲对晚期福柯的创造性误读

除了对规训权力的分析,福柯的技术哲学体系还包含其晚年对"自我技术"的精研。在对福柯的创造性误读中,德国新生代哲学家韩炳哲揭示出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导致的新异化。他对外在风险情境从"全景敞视监狱"转向"全景光学系统"的考察,以及对自我治理方式从自我认识、自我舍弃、自我建构再到自我剥削的警觉,可视作对福柯的续写。针对自我优化和健康主义的险境,韩炳哲为"功绩主体"提供了"痴傻""愤怒"和"根本性的倦怠"这类代表时间形式革命的软技术,透露出其对加速主义的忧虑,但反现代的倾向又使他框限在个人修为的领域,仍未撼及社会改革的基底,福柯富有艺术性自由的"生存美学"和"有伦理的技术"在当代仍不失启示意义。     

从宏观统治权力到微观规训权力——马克思与福柯权力理论的当代对话

福柯将马克思的权力理论视为"经济还原论",并力图颠覆、解构传统的宏观统治权理论尤其是国家统治权理论。在此基础上,福柯提出微观权力学,探讨国家权力之外的现代微观权力形式及其运行机制。为反抗微观规训权力,福柯提出了生存美学策略。福柯的权力理论,在推进权力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存在若干方面的局限,并引发人们关于马克思和福柯权力理论关系的新思考。     

米歇尔·福柯、技术和行动者网络理论

米歇尔·福柯作为社会理论家的地位毋庸置疑,但人们却常常低估他作为技术理论家的重要性。通过考察福柯的著作和他接受的访谈,追踪他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内部的影响,本文探讨了福柯关于技术的思想的丰富性和广度。本文认为,如果不理解技术在福柯的著作中的核心地位,我们就不可能充分理解福柯,而如果不了解福柯,我们就不能理解行动者网络理论。     

疯癫与理性的对话

本文从分析福柯研究历史所用的独特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入手,通过考察福柯对人类社会中疯癫历史的真实再现,揭示了福柯对历史理性的颠覆和对传统历史观的瓦解。文章最后认为,福柯倡导一种否定事物的本质起源,并强调间断性和个性化的非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从启蒙、权力语看"隐蔽的教育家"福柯

福柯对法理-政治权力论、权力压抑论、权力-知识对立说等传统权力理论进行了批判。福柯的权力话语具有非本源性和生产性、外在性和空间性、不连续和多样性等特色。福柯对对启蒙时代以来的启蒙话语进行了解构,他的启蒙话语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的重要特征。福柯关于规训技术的论述集中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福柯的权力话语、启蒙话语、规训技术等论述蕴含了丰富的反思性、原创性教育思想,福柯是一位隐蔽的教育家。     

别一种主体——论福柯晚期思想的旨意

进入福柯思想体系的途径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这就导致人们在评价他时产生意见分歧。关于福柯晚期思想,就存在着回归主体与否的争论。本文认同德勒兹对福柯晚期思想的一些具体内容的描述,但不赞成他由此获得的结论,并进而表明,福柯的晚期思想只不过更新了主体概念的内涵。     

人的死亡与重生--福柯的主体思想解读

"人之死"是法国后现代主义者福柯的一个重要哲学发现,已成为福柯哲学的标志.但是,在福柯的语境里"人"是一个极其特定的概念."人之死"是福柯主体批判思想的重要方面,是尼采"上帝之死"的福音.人的死亡标志旧的知识型的崩溃和新的知识型的诞生.在人死后的废墟上,福柯塑造了一个新的主体,一个艺术化存在的审美的人.     

论福柯哲学中的经验问题

本文主要研究了福柯哲学体系中的经验问题,福柯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揭示了语言、权力、知识、真理、历史主义乃至于结构本身对经验的遮蔽,福柯的目的在于去蔽而澄明本真的经验,回复到丰富多彩的生活。     

米歇尔·福柯--一位深受学子赞美又备受同侪憎恨的社会学家

米歇尔·福柯业已成为一种形象、一种象征符号.本文讨论了福柯的两种名声:专业史学家的长期敌意和崇拜他的学生们的赞赏.福柯解构了历史学家认为确切无疑的两个概念:连续性概念和进步概念.福柯认为,没有什么是必然的和可预见的,历史不遵循一定逻辑,另外的结果和另外的解决方式也是可能的.他的这种观念是后现代主义的先声.福柯既不全对也不全错,他离不开所处的时代.     

经济理性、生产制度与现代权力的本质——福柯现代性思想初探

权力分析是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思想的基本主题 ,也是福柯思想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本文从福柯权力分析的方法论创新入手 ,着重从现代社会经济理性和生产制度的角度 ,探讨福柯对现代权力本质的分析和认识 ,揭示福柯现代性思想的创造性与局限性。作者提出 ,福柯所研究的现代权力形式 (即规训权力 )不仅是体现现代经济理性的生产制度的产物 ,而且按照经济理性的要求 ,通过一系列的隐蔽机制实施着匿名的统治。透过福柯思想的权力主题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重新审视现代性的重要切入口 ,不仅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 ,而且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     

福柯与知识社会学的话语分析转向

福柯的思想始终以知识—权力为主线,以知识为核心.福柯对知识社会学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一套颇具社会学色彩的话语分析模式.与知识社会学中其他语言学转向进路相比,福柯的话语分析最明显的特征在于拒斥一切内在性,着眼于知识的外部空间.福柯式话语分析极大地拓展了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范围,并且创新了研究方法;但是,由于话语既有外在性又有内在性,福柯片面强调话语的外在性并把外在性和权力联系起来,忽视了话语中的情境性和行动者的能动性.     

安全配置：福柯治理术的运转机制

自由主义治理术是福柯对现代政治的最后诊断。根据福柯的研究,规训社会从19世纪起逐渐转换为治理的社会,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核心在于保证事物自由流通以及繁育生命,然而,这种权力配置却被福柯形容为“恶魔般”的。想要理解福柯的这一论断,就需要探查治理术运转的核心机制——安全配置。安全配置一方面维持治理术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则常常通过警察行为和种族主义等范式超越法律行使权力。也正是在安全配置的层面上,福柯展开了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说真话与“不安伦理学”——重新思考晚期福柯的主体观念

在福柯生命晚期,他曾以“说真话”为主题探讨了古希腊哲学的主体与真理模式。本文通过回应三个问题来推进当前对该话题的讨论：第一,福柯是怎么讨论“说真话”的？第二,如何在福柯总体思想框架里理解“说真话”问题？第三,“说真话”问题反映了福柯怎样的主体伦理学？对此,本文的论点是：第一,福柯对直言的讨论侧重伦理维度,特别是以苏格拉底式直言和犬儒主义直言为典型的伦理直言,突出了对伦理区分原则的关注;第二,“说真话”问题是福柯思想脉络在晚期的一个延续性发展,是其思想焦点的一次调整而非断裂;第三,“说真话”问题是福柯一以贯之发展的“不安伦理学”的一个体现,反映了他批判的、拒绝的、反抗的、违犯的主体观念。     

福柯对“经济—权力”图式的批判

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一直是学界争论颇多的问题。福柯反对马克思的"经济—权力"图式有两个层面,从第一个层面看,福柯与马克思的权力理论有许多共通之处,权力的"生产性"并不是区别两者的主要依据。而第二个层面则体现出福柯与马克思的根本异质性,即对权力的"经济主义"解读的批判。在这背后,是福柯自始至终对马克思的整体理论与历史观的拒斥,这是福柯早在《词与物》中就定下的批判现代知识型建构的"主体"与"大写的历史"的基调。在福柯的谱系学研究的方法与历史观的理论范式下,他的权力理论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体塑型问题有着深刻而犀利的解剖,然而抛弃了整体理论的支撑,这种后现代理论的方法论特质,决定了其在改变世界之维度上的无能为力。     

从康德问题到福柯问题的变迁——以启蒙运动和人文科学考古学为视角

康德哲学是福柯哲学重要的理论来源。福柯十分关注从批判哲学到实用人类学的过渡和康德所提出的四大哲学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该做什么?我可希望什么?人是什么?这些问题构成所谓的康德问题,其中第四问总括前三问。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福柯对上述问题及其答案进行哲学反思,并提出了自己的四大哲学问题,即所谓福柯问题:人如何能思考他不思的东西?人如何能成为生命?人如何能化作劳动?人如何能成为语言主体?此外,福柯还多次论述康德回答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发现康德对启蒙问题的解答开启了现在本体论。基于此,他提出了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总之,福柯问题脱胎于康德问题,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则是福柯对康德人类学的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