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言意之辩的承传

我国古代文论言意之辩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言能尽意论的承传;二是言不尽意论的承传。上述两个维面,表面似相互对立,实则相互依托、相互共构、相互生发,它们构架出了我国古代文论言意论的基本轮廓。     

言意论在清代文论视野中的展开

我国古代言意论在清代文论视野中的展开，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意主辞宾论；二是言意相互依存、相互消长与相互生发论。在第一个维面，清人从整体推进的角度将其理论内涵极大地拓展开来。在第二个维面，清人则从不同角度对其维面论题的阐说进一步深化开来。清代文论在甚为深广的层面上深化、完善了古典言意构合之论。     

言意论在明代文论视野中的展开

我国古代言意论在明代文论视野中的展开,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意主辞宾论;二是意在言外论;三是言意相互依存、相互消长与相互生发论.明代文论在较深广的层面上承传、展开了古典言意构合之论,为言意论在清代文论中的进一步深化与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古代文学言意构合论的承传

我国古代文学言意构合论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意主辞宾论的承传;二是言意相互依存、相互消长与相互生发论的承传.上述两个维面,各有其源远流长的承传发展线索.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构出了我国古代文学言意构合论的理论骨架.     

中国古典散文政教之论的承传

我国古典散文政教之论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政教功用论的承传,二是政教审美原则论的承传.在第一个维面,其承传的内容主要囤绕教化、体道、明理、有补于世等论题加以阐说.在第二个维面,其承传的内容主要围绕微婉合度、中和之美、温柔敦厚等论题展开论说.上述两个维面,相互发生、相互共构、相互融通,共同构建出了我国古典散文政教之论的骨架.     

政教之论在清代文论中的展开

我国古典政教之论在清代文论中的展开,主要体现在四个维面:一是诗论对政教之论的阐说,二是词论对政教之论的阐说,三是散文理论批评对政教之论的阐说,四是曲论对政教之论的阐说.上述四个维面,一、三两个维面的内容都围绕政教功用论和审美原则论两大论题加以展开,第二个维面的内容主要围绕政教审美原则论展开,第四个维面的内容则主要围绕政教功用论展开.它们相互生发、相互共构、相互融通,共同构建出清代文论政教之论的骨架.     

民国以来传统词学视野中的词情论

民国以来传统词学视野中的词情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情"作为词作生发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词情表现特征与要求的论说,三是对"情"与其他创作因素关系的探讨。其中,第二个维面主要包括词情表现含蓄蕴藉与真实自然要求之论;第三个维面主要包括词作"情"与"景""意""辞"关系之论。上述几个维面继续多向度地展开了古典词情之论,标示出了传统词情论的有效延伸与发扬光大。     

“气”范畴在唐代文论中的展开

“气”范畴在唐代文论中的展开．体现在两大维面：一是诗学理论批评对“气”的论说；二是散文理论批评对“气”的论说，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对“气”作为诗文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诗文之气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从创作角度对“气”的考察。上述论说维面与内容．初步展开了我国古典文“气”范畴．为其在后世文论中的充实、深化与完善奠定了基础。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源论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源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词为＂诗余＂之论,二是词为＂倚声＂之论,三是词为＂诗余＂与＂倚声＂相结合之论。在第一个维面,其主要包括三条线索：一是从总体上阐说词源于诗体,二是分论词源于风骚之体,三是分论词源于唐人近体诗;在第二个维面,其主要包括两条线索：一是侧重从音调渊承上论说词源于乐府之体,二是侧重从体制渊承上论说词源于乐府之体。上述几个维面,共构出了我国古典词源论的主体空间。     

中国古典词学用事论的承衍

我国古典词学用事论的承衍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肯定与主张词作用事之论的承衍,二是词作用事要求之论的承衍。其中,第二个维面又包括两条分支线索:一是要求词作用事自然妥贴圆融之论的承衍;二是要求词作用事灵活、事为意用之论的承衍。这几条线索从主体上展开了词学用事论的空间,将古典词学用事论的内涵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     

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

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     

"八脚词"与宋代文章学

八脚词是明代八股文一种少为人知的异称.该文认为"脚"这个术语起源于宋代文章学,它是宋人分析文章的特殊术语,指一种具有并列意义的层次和结构形态."八脚词"这个名称透露出八股文与宋代儒学、宋代考试文体具有某种关联的消息.     

北宋几种文学批评形式中的唐诗研究

北宋诗话中的唐诗研究呈现出梯度拓展与上升的轨迹,围绕对诗人诗作的论评形成了不少集中点,透视出宋人对不同唐诗传统认识与把握的变化;北宋文人序跋书信中的唐诗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唐诗历史发展的观照和论评,二是对唐诗人的不同推重、批评及对其各自创作特征的剖析;北宋诗选中的唐诗研究则集中体现在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中。上述三个系统,相互联系、相互生发、同构并进,共同推动了宋代唐诗学的成长和发展。     

赋、颂二体混称、连称的表现和原因

赋、颂是产生于汉代的两种文体,二者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由于颂在古代可以作为诵的假借字,而赋也被认作是“不歌而诵”,因此人们常常以颂称赋。东汉之后,赋的颂扬功能加强,更造成了赋、颂的混称。同时它们文体的同源性及地位的相似性,也是造成二者并称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赋颂”作为一个固定词语出现时,除了偏指赋体外,还有两种含义,即泛指有韵之文,及特指赋、颂二体。      

“重庆”得名新考

“重庆”之名，由南宋光宗于1189年升潜藩之地恭州为府时所取。但关于取名原义，自来有二说，一日“二庆之间”，但考之史籍，“二庆”得名比重庆更晚；一日“双重喜庆”，但史书记载＂-3时并无“双喜”。因此都与历史记载不合。而光宗受禅登基，其心理压抑，偏好“重”字。考“重庆”一名，出典于《诗经》郑玄笺，其含义与光宗个人及历史背景相合，故为取义之本。     

"新学"与"王学"探析--兼与徐规、杨天保两先生商榷

从发生学的角度,《走出“荆公新学”》较早地对学界“新学”、“王学”互指现象提出质疑,但也存在偏重官学形式而将两者割裂的问题。实际上,从王学官学化、“新学”概念的由来、内涵及宋人态度等看来,王学与新学在历史上分别与两种“新学”概念相联系:一是见于史料、立于学宫、主要包括《三经新义》、《字说》的与“王学”存在差异的“新学”;一是由新经义、新字学、新学风、新学学派等四个构成,有官学、新经学、学派三种含义与“王学”完全等同的“新学”。虽然这两种“新学”概念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最终被合一,但在具体的思想研究当中还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宋元时期科举文批评之论“格”

宋元时期科举文批评中经常出现"格"这一术语,南宋科举文批评中作为术语的"格",主要是从文章的方式、方法上进行论述的;元代科举文批评中所使用的"格",更多的则是从文学风格入手,文章学的意义更为突出。元代文学风气影响对"格"内涵的稳定,起着非常明显的作用,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范畴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最终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稳定的文学批评范畴——格调。     

杨万里的文学创作论

杨万里十分重视作家的创作动机 ,注重研究作家的兴趣和创作欲望。他既重视现实生活对创作的重要作用 ,也特别强调作家对生活的选择、提炼、创造和独特感悟。同时 ,他还认真指出了文章结构的重要性 ,提倡诗味说 ,推崇凝炼概括、内涵丰富、言简意深的诗歌。缘于此 ,杨万里大力称道晚唐诗。认真研究杨万里的创作论 ,对深入研究杨万里的诗歌创作 ,对全面研究宋代文学批评史都是很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