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身份维持、正式组织制度与泛家族化管理

职业经理人泛家族化管理是我国家族企业实现治理转型的关键。本文基于组织身份理论认为泛家族化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家族身份泛化和家族成员对家族身份控制的冲突和矛盾,通过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企业主家族主义观念较强、家族股东涉入程度较高以及具有传承意愿的家族企业具有较强家族身份控制需求,导致在经营上表现较低的泛家族化管理。进一步研究发现正式组织制度有利于提高泛家族化程度,同时正式组织制度的完善也减弱了核心家族身份维持、企业所有权家族身份的控制与延续对泛家族化的负向效应。研究结果厘清了家族企业中阻碍实现职业经理人泛家族化管理的家族身份因素,揭示了家族身份色彩越浓厚,其越难以打破原有家族边界进行泛家族化管理,对我国家族企业制定治理转型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地区代际流动性对企业管理家族化的影响研究

考察了地区代际流动性水平这一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管理家族化的影响。 结果发现，一个地区代际流动性水平越高，当地企业实际控制人越少吸纳亲属参与公司管理。机制分析表明，高代际流动性水平会通过强化一般信任、弱化有限信任、加强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公平感知等，降低企业控制人对选用家族成员进入管理层的需求，同时代际流动性水平越高的地区劳动力市场配置效卒也越高，进而提供更多的市场化管理人才，这两方面影响均会抑制企业管 理的家族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平均而言，家族成员参与公司管理有助于缓解企业的代理成本，但这一效应在代际流动性水平较低的地区并不存在，表明带固的社代际流动导致企业管理模式选择的 “非理性＂偏移。将代际流动性这一非正式制度因素引入企业家族管理模式的成因分析，为此项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家族企业控制权转移后治理结构的优化

家族企业大多表现为家族化管理,而家族化管理的典型特征就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的重合。由于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大股东与家族高管人员之间的关系是多维的、长期的,利他行为和相互信任使家族成员具有自我约束能力,因此家族高管人员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较少。     

儒家家族利益主义经济伦理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

一、儒家家族利益主义经济伦理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家国同构为组织形式的宗法制社会.血缘宗法关系构成了人们的全部生活内容,人与人之间的一切伦理关系都是血缘宗法关系的扩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文化,自然也是这种家国同构宗法性文化的典型.在此文化背景下,传统儒商往往以修身、齐家为创业起点,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最高目标,而这种目标实现的基础环节就是"齐家",即家庭的和睦幸福,所以传统商人把"创业立家,垂裕后昆"作为投身商业的直接动机.不但如此,儒家还注重把"治生与养家"当作获得人格尊严的先决条件.这种伦理精神,就是我们所探讨的儒家家族利益主义经济伦理.     

宗族文化与家族企业治理的血缘情结

"亲属抱团"的家族化治理模式在中国家族企业中广泛存在,这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更是根植于中国传统宗族观念下的文化现象。本文利用家族企业实际控制人籍贯地族谱数据,考察宗族文化对家族化治理模式的影响。结果发现,实际控制人的宗族观念越强,其亲属参与公司治理的程度越高,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后依然稳健;并且证实,宗族文化内含的亲属间信任及团结互惠是两条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的宗族观念越强,亲属参与的差序格局愈明显;此外,宗族文化的影响在宗族影响力越大、外部监管环境越差时更突出,当实际控制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拥有海外经历时则被削弱。最后本文发现,在宗族文化的影响下,亲属参与对股东与管理层间代理成本的缓解作用得到加强,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成长性和市场表现。本研究为理解在正式制度有待完善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增长奇迹提供了来自传统文化视角的证据。     

区域文化传统对基层民主及选民心态的影响研究——以浙江省台州市乡村换届选举为例

区域文化传统对基层民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区域小传统根深蒂固的台州尤其如此。在区域传统影响下,台州市的换届选举变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群体、以地缘为纽带的自然村落、以志缘为纽带的信仰群体等乡村传统力量博弈的舞台,并经常发生诸多选举突发事件。选民心理也受到区域文化传统的严重影响,且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呈现出多阶段性特征。要做好换届选举工作,推进基层民主进程,就必须尊重区域传统,扬弃地方民俗文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引领作用。     

中小型民营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

我国民营企业主要包括从商品零售业、小作坊或中低档产品加工业起步的个体私营企业,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还有近年来经营陷入困境的中小型国营、集体改制转化企业。从民营企业的主体看,它们的创立和发展大都带有明显的短视性和随机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大企业”与小机制的矛盾日益突出,加上浓厚的家族化色彩,构成了一个“家族圈”式的法人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带有明显的家族化、组织和管理无序化、人员素质业余化,并未形成完整意义上的法人治理结构。“家族圈”式的法人治理结构人员之间的关系比较特殊,效率高、运行成本低…     

家族企业与诚信文化的界定

家族企业是通过一种血缘和地缘关系来维持企业运作的组织,它更多地运用非正式规则来管理企业。在这种组织里,企业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靠个人威望来推行。因此,相对正式组织来说,家族式企业是一种较松散的、不稳定的非正式组织。以家族企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中国私营经济是在特定的社会伦理、文化传统、国家政策和市场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从现实的经济形态来看,家族控股企业仍是世界最普遍的企业形态,提升一个家族企业的诚信文化,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企业主集权:边界理论的新观点

与企业主关系亲近会让经理人获得更多授权吗?本文借助边界理论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逻辑,强调家族涉入管理会影响企业主边界行为策略,进而影响控制权配置行为。基于双样本和两重测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家族涉入管理与企业主集权程度正相关,而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企业主与经理关系亲近就会向后者更多授权的命题,仅在家族不涉入管理的情况下成立,在家族涉入管理的情况下并不成立。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家族涉入管理容易诱导企业主将家长身份与企业家身份一体化,把职业经理也纳入家长式集权管理之下,即使他们与企业主之间建立起泛家族化的亲近关系,也不易获得企业主的更多授权。     

浅议家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和影响

家族由其血缘系统的天然存在所维系在我国从古至今一直从未灭失,尤其在广大的农村,更是发挥着其有力的纽带和约束作用。80年代后,我国一些农村的家族活动有复兴之势,对于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和乡村治理的顺畅家族有着怎样的作用和影响呢？本文将对转型期家族对乡村治理的影响进行解读和剖析,从而试图为有效引导家族势力为乡村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提供突破口。     

农村基层自治的历史演进研究

农村基层自治起源于传统社会的乡村自治态,这是以家族和乡绅势力主导的民间治理;近现代以来,国家行政力量强势介入乡村社会,挤压了乡村势力的自治空间;改革开放以后,乡村自治的传统开始复苏,现代性民主要素的注入又为农村基层自治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攻不破的“家族化怪圈”：家族主义文化驱使企业重回家族化治理模式吗

我国家族企业渐进式的职业化变革受到家族主义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本文考察了家族主义文化对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离职继任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家族主义文化越浓厚,职业经理人离职后企业越倾向于重新聘回家族经理人,且优先家庭核心圈层成员;职业经理人任期内代理成本高或处于非高技术行业环境的家族企业,家族主义文化更容易驱使企业重回家族化治理模式。进一步研究发现,正式制度在家族主义文化与职业经理人离职继任关系中起到抑制作用,这意味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影响职业经理人离职继任中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理解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乡镇企业成本管理路径探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乡镇企业成本管理不仅与乡镇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本文从乡镇企业成本管理观念的创新、管理体系的构建以及信息时代对成本管理的影响及对策等方面,对乡镇企业成本管理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弘扬传统文化培育优良家风的路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从古至今,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组成部分,家族内部的传统文化也是其中之一,而家族式的传承更给了这种文化一份稳定的传承保障,对人们的价值观影响更是深远。因此,如何在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优良家风进行传承与创新,将传统优良家风转变成符合新时代条件下的新型家风,这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乡镇企业成本管理路径探析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乡镇企业成本管理不仅与乡镇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本文从乡镇企业成本管理观念的创新、管理体系的构建以及信息时代对成本管理的影响及对策等方面,对乡镇企业成本管理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我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探究

在我国古代社会,国家对于社会管理的方式的演变主要是逐渐由地方分权向郡县制集权发展的过程。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组织发育程度较低,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控制程度是有限的,这也使得乡村社会拥有一定的自主性。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我国古代长期实行的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制度具有皇权与绅权、皇权与族权相结合的半自治性特点,通过司法、伦理道德、乡规村约等政治文化手段,对乡村进行管理。     

“择劣机制”与“排优机制” 家族式腐败的政治逻辑

<正>家族腐败只是群体性腐败表现形式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家族腐败就不断见诸报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腐败演出一幕幕地展开,除苏荣腐败案外,令氏兄弟的腐败也引人注目。在令氏腐败集团中,令家几兄弟作为核心力量固然是家族腐败的显著标志,但细细想来,在这一腐败集团成员中,血缘并不是唯一的联结因素。进一步而言,除了血缘的纽带     

论“文化反哺”与研究生教育管理

"文化反哺"是指在疾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是现今一种重要社会现象。文化反哺能否顺利进行影响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由于受传统师生权威结构、教师文化自主选择性和高校感戴教育缺失的影响,高校"文化反哺"受到制约。本文就以研究生教育和管理为例,对"文化反哺"的制约因素及其消解对策进行探讨。     

论家族企业上市后的三大利益强化效应

家族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结合通常是通过家族企业公开发行股票完成的，因此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就常常被看作是家族企业社会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一步。自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998年率先发行股票挂牌上市，开我国家族企业直接上市的先河之后，直接上市的家族公司已经有20多家。家族控股的上市公司已经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上的一个特别的板块。我国目前的这种结合是推进了家族企业的社会化进程．还是强化了家族化的色彩。这是我们应当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分别从公司内部的权力配置、收益分配以及公司治理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当前家族企业上市之后的情况．得出了家族私人利益得到强化的结论，并且指出必须从建立新上市公司股票的全流通以及控制家族控制股份比重等措施解决这个影响家族控股上市公司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     

民营企业须传承企业文化

民营企业主不仅传承所有权,而且要传承企业文化。美国管理学家彼德·德鲁克曾说,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观、传统与习俗的支配。说到底,就是家族文化和家族价值精神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