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创造者的几种意见

黎澍于今年7月30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提法是完全错误的。一是命题的错误的逻辑推理,把物质条件创造者和历史创造者完全等同起来了。二是这一命题是与“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相对立而产生的,二说各执一词,不符合事实。三是把无所不包的历史看做是由一个独一无二的力量创造的。事实是英雄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创造一切历史;人民群众也是一样。黎澍的论点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有的学者仍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有的则认为对创造历史的问题应作全面的、有层次的分析。还有的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几个问题

真正理解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须明确三个问题：第一,何谓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在劳动实践的过程中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具有主体性的大多数人;第二,人民群众如何创造历史？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不仅表现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且还表现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第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意义或者说方法论意义是什么？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及人民群众的自在即为自己而在。     

论王船山历史哲学的主体精神

船山认为,人不仅是“天地之心”,自然的“主持者”,还是历史的创造者,以及历史具有意义的象征.在历史中“君相”固然可以“相天造命”,而“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历史是人参天化育的过程.一方面,人创造了历史;另一方面,历史也创造了人.可以说“相天造命”论集中体现了王船山历史哲学的主体精神.     

历史的真意——读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有感

一个真正体验的人 ,爱着自己的生命 ,爱着行动本身 ,可称为一种历史的状态 ,这样的人经常经历着一种“无历史的瞬间” ,一颗无外在目的的任性的、自由的心灵 ,往往发挥了主体最大的能量而创造出历史和个人的伟大事业。在对历史的态度中 ,“纪念”的历史忽略了历史的客观真实 ,“批判”的历史不可能摆脱历史的内在继承 ,纪念的历史、批判的历史在价值意义上都无法与体验的历史相比。人文学科是需要体验的学科 ,只有体验历史 ,才能学习历史、充实灵魂和创造历史 ,而只有真诚的人才能成为历史的真正接受者、继承者和创造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必须以人文学科为底蕴 ,一旦沦落为“无情”便会将人类推向毁灭 ;同理 ,教育必须培养对人类文明史有“情”的学习者和继承者 ,无历史体验的教育便是无教育 ,教育对创造历史的作用更无从谈起     

也谈马列主义关于历史的创造者的提法

长期以来,人们常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黎澍同志的《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批评这种提法“有片面性”,“沒有脫离唯心主义的窠臼”,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沒有这样说过”。笔者读后受益匪浅,但也觉得其中有些说法值得商榷。现冒昧提出一二,以就教于黎澍同志和其他同志。一黎文说,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一个提法”,就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文章强调“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人民群众也只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论爱因斯坦的历史观

爱因斯坦所说的“一切科学”中,合乎逻辑地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学科,其中也包括历史或历史学。在爱因斯坦看来,历史与科学既有共同之处,也各有自己的特点。根源于所从事的科学理论和科学史研究的切身体会,爱因斯坦把历史区分为“内部的或者直觉的历史”和“外部的或者有文献证明的历史”两种类型。在历史与科学各自具有的客观性问题上,表现出爱因斯坦对历史的思想矛盾,其缺陷在于他没有把自己的科学认识论贯彻到历史之中。如果从爱因斯坦科学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历史完全能够达到与科学同样程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但在历史的创造者问题上,爱因斯坦坚持历史是有价值的创造者们创造的观点。      

试论新航路开辟殖民掠夺与近代欧洲初期社会经济

世界近代史“主要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历史”①。“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余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这是资产阶级的伟大历史功绩。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必须有资本的原始积累，在欧洲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     

论历史规律即人的活动规律——兼对“历史规律在活动的背后说”质疑

一要解决历史规律是什么,首先应该作出回答的倒不是什么是规律而是什么是历史。我们的工具书和一些教科书,把人类历史定义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实际上,这并没有比“历史是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这个大前提给出更多的东西,因为前者作为结论已预先包含在前提中了(引文见《辞海》第146页)。这个定义,至多指出了历史的外延,而未能揭示其内涵。特别是当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这一观念已广为人们熟知和接受时,这样一个定义就更显得不够了。许多旨在讲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教科书,竟没有对历史这个经常提到的、也是这类教科书中最主要的概念作出应有的解释,似不应该。     

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评《历史是创造者创造的》

黎呜同志的《历史是创造者创造的》(见《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7日),是一篇引人深思的历史观文章,它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一些原则问题: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创造者是少数还是多数?英雄史观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现就这三个问题,谈谈我的一些浅见。     

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Hindu族群建构与印度历史书写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界围绕如何界定印度教徒身份、印度教徒身份是古已有之还是殖民知识体系的现代建构等问题的争论不断。尝试在长时段历史视野下，探讨对Hindu身份的不同理解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这包括殖民前的印度波斯语史书、梵语和地方语言的历史书写以及殖民史学、民族主义史学，以及印度独立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达利特史学。印度在殖民前已经形成了将族群身份与历史挂钩的书写模式以及一种由上层知识精英界定的“印度教徒”身份。殖民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进一步确立了“印度教徒民族”身份和以印度教徒共同体为重要主体的民族史书写模式，但也因为推崇种姓制度而引发低种姓思想家的批判，形成了与印度教徒民族身份和民族史对立的达利特大众身份和达利特史学。     

基于群众路线的高校党支部凝聚力建设

高校党支部凝聚力建设是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高校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能否顺利实现和充分发挥。党的群众路线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高校党支部凝聚力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必须始终坚持好群众路线这一优良传统和工作方法。因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高校党支部凝聚力建设的根本目的和动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高校党支部凝聚力建设的内在要求和根本方法。     

从灾虫到神虫：东汉“蝗不入境”的历史书写

尽管“蝗不入境”的历史书写在东汉时期还没有形成为一种固定用以描述良吏的“模式”，但这种书写现象最早出现于《东观汉记》这一官修史书，值得深思。以往学者无论从汉王朝对循吏的褒崇，还是从天人感应下的灾异天谴说谈及这一问题，都只是东汉“蝗不入境”历史书写的大背景，缺乏直接关联性。即使有的学者分析到了谶纬学说，但在具体论证中往往泛泛而谈。实际上，“蝗不入境”书写始现于《东观汉记》，与东汉时期蝗灾频繁而又严重、谶纬学说盛行而又意识形态化、“变复之家”的德化思想及其积极宣扬更有直接关联性。特别是王充在《论衡》中多次提及，汉代“变复之家”积极宣扬德化变复思想，使得蝗虫从“灾虫”化为“神虫”，这对东汉时期“蝗不入境”的历史书写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作为思想家的王充，敏锐地注意到“变复学说”对于历史书写的深刻影响，并作了批判和分析。这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古时期“蝗不入境”书写模式的产生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灵渠,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见证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是千百万劳动群众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推动着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劳动人民在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界的斗争中,具有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而孔孟之流却说,有“生而知之”的“圣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宣扬“天生”的“圣人”创造历史。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一伙说:“先知先觉是有的”,只有他们一伙“天才”才能给劳动人民“除千年暗”,“灭千年     

如何激发小学生习作的想象力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要激发学生展开想象,鼓励学生写想象中的事物。为学生的自由写作提供有利条件和广阔的空间,减少写作束缚,鼓励自由表达和有创意的表达。”爱因斯坦也说过:“一切创造都是从创造性的想象开始的,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并且是知识的源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及其结构层次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创造者,以人民群众为核心的“现实的人”事实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内在地包括了历史认识主体、历史创造主体以及历史评价主体,它们之间有着极为复杂的结构性关联,构成了一个内含丰富的图谱序列。     

试论语言学的社会功能

语言的理论知识来源于实践,但是反过来又可以指导实践。人类可以创造历史,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然而所有这一切创造物中,语言恐怕要算最神奇的一种。它看不见,摸不着,但却象俄罗斯民族的一句谚语所说:“语言不是蜜,却可以粘住一切东西。”语言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因为人们传递信息、相互交际、交流思想时离不开语言,进行思维、形成思想时也离不开语言。语言总是“默默无闻”地为人们服     

“核爆”悲剧的历史书写

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书写了苏联的近代史：从卫国战争、阿富汗战争到切尔诺贝利的“核爆”，不是被他国侵略就是侵略他国，始终处在战祸与灾难中。大江《晚年样式集》书写了日本的近代史：从“二战”侵略他国、乃至招来灭顶之灾广岛和长崎的“原爆”、福岛的“核爆”，从未逃离“核爆”的威胁与恐怖。前者考察了苏联国民从“二战”至今的历史变迁中所经历的深重苦难；后者批判了“天皇制”下日本国民从“二战”至今所经历的灾难史。二者异曲同工地书写了不同国度的国民拥有着相似的历史记忆和悲惨命运，进而警示“核爆”问题已超越其本身，它预示着未来的时代将会走向“核兵器”时代，毁灭全人类。     

“历史民族志”与“历史的民族志”——民族志实践中的历史之纬

作为新兴的跨学科合作平台,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已渐趋成熟,其依托民族志报告的文本书写,包括两种类型：“历史民族志”和“历史的民族志”,二者的内涵与外延呈现不同的研究取向与价值。此二种写作方式,将历时性与共时性作为交叉的基轴统一纳入文本写作之中,将“过去”与“当下”融入整体的历史予以建构。但“历史民族志”将时间空间化、历史场域化,在历史的时间维度上做田野行走;而“历史的民族志”,更注重将时间维度嵌入空间的延展之中,在当下的田野中把握历史脉搏。     

确保职工主人翁地位是企业活力的源泉

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国《宪法》第一条和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历史文学的叙事性与历史性

从文史沟通的角度,把历史文学统一到追问生活意义的叙事本体论上,把握历史文学背后的历史意识取向,是理解和评价历史文学的关键。历史文学是叙事塑形艺术的一种,其基本内涵就是既占有史料又参照生活的故事新编和文学书写。历史事实本身已然逝去,“回到过去”的追踪固然可嘉,历史文学也不排斥去占有史料、辨析渊源的基本工作,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文学的书写的立足完全在于当代生活,历史意识是历史文学得以成立的根本。当代中国历史文学的书写在历史意识和当代立场方面存在着不少缺憾,不少作品流于历史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