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移植在译诗中的重要性——评江枫译诗《哦，船长，我的船长》

诗歌形式是诗歌文本区别于其他文本最重要的特征,是诗之所以为诗的标志.诗歌翻译能否保持原诗形式?江枫认为形似才能神似,并将其翻译理念付诸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就.从形式移植的角度来分析惠特曼"Oh,Captain!My Captain!"的江枫译文<哦,船长,我的船长>,揭示了形式移植在诗歌翻译中的重要性.     

析唐兴玲组诗《哦,天使》中的母子关系

大型组诗《哦,天使》是唐兴玲晚期的重要作品。笔者试图通过总体把握与作品细读揭示存在于其中的母子关系。论文从爱与独处、教育或学习和智慧之甜三方面展开,侧重分析诗中的母子亲情与美德教育,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母亲、教育者和诗人融为一体的倾向,并把它视为诗人唐兴玲的智慧所在。     

王宏印教授译诗艺术刍议——以《英语诗歌选译》为例

该文从学者研究与诗人手笔相结合、大众欣赏与小众研究相顾及、经典重译与新诗新译相辉映三个方面入手,介绍了王宏印教授翻译《英语诗歌选译》一书的特色,重点论述了王宏印译诗艺术的三个特点,即注重整体,讲究细节,强调创意,以得补失以及声韵流转,和谐自然。     

科技英雄赤子梦——评《我的军营我的梦》

在当下和平年代,以英雄主义著称的军事文学面临挑战与改变。《我的军营我的梦》以一个高度近视的高中生的视角,通过一场超离现实的梦,创新着军营里与时俱进的现代化科技,以技能延续英雄主义,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科技英雄的理想世界。     

杨宪益汉诗英译理念的变迁——从《楚辞》到《红楼梦》

杨宪益的汉诗英译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前期的《楚辞》翻译到后期的《红楼梦》诗词翻译,不同时期的译本体现出译者迥异的诗学理念。结合相关回忆性材料,对杨氏在不同时期关于“诗歌能否翻译”与“诗歌如何翻译”两个问题的诗学理念进行考察,揭示其汉诗英译诗学理念变迁的轨迹,同时客观描述了该过程中伴随发生的译者对翻译本身兴趣的变化,最后指出译者兴趣因素对于翻译行为的重要影响。     

英语爱情诗歌汉译形式探索——以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歌》为例

自由体和格律体的翻译形式在英诗汉译中因为原诗体例的不同而备有所长.以克里斯蒂娜·罗塞蒂《歌》的翻译为例,主张对于英语诗歌中的传统爱情诗歌,应以中国古体汉诗尤其是词体的形式进行翻译,以便更好地传达原诗意蕴,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从《江雪》的英译看古诗英译之“形式对等”

诗歌是审美化语言,它最重形式,古典诗歌则更是如此。文章通过对柳宗元《江雪》的六种英译文的比较与分析,探讨在古诗英译中的“形式对等”的可行性。文章认为“形式对等”是可以实现的,但它绝不是对原诗表层结构的亦步亦趋的机械移植。     

传统与革新的统一——评《啊,船长!我的船长!》

本文通过分析《啊,船长!我的船长!》这首诗采用的传统的韵律诗和独特的意象布置,揭示为了更好地表达美国人民对林肯总统的敬仰与怀念,为了更好地彰显林肯总统的伟大壮举和历史重要性,诗人经过深思熟虑把传统的韵律诗和独特的意象完美结合,体现了传统与革新的统一。     

罗伯特·勃朗宁的戏剧独自诗——《我已故的公爵夫人》评析

维多利亚时期的大诗人罗伯特·勃朗宁对英国诗歌最具独创性的贡献是成功地发展了“戏剧独白”的诗歌体裁。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其戏剧独白诗的代表作——《我已故的公爵夫人》中戏剧独白的特色做出详尽的分析。     

什么是一首译诗？——以阿波利奈尔《米拉波桥》为例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行为,它的过程是＂动态＂的,因此显出其复杂性。对翻译过程的研究,有助于揭示＂翻译行为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因为它必然会引入＂译者＂这一维度。在任何翻译中,译者总是决定性的,因为实践翻译这种＂跨语言＂行为的,不是别人,正是译者。研究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必须把＂译者＂放在＂原文＂与＂译文＂的中间地带,去理解它们之间的＂三角＂张力关系。     

从文化视角解读诗歌翻译“种子移植”论

苏珊.巴斯奈特将诗歌翻译置于自己一贯坚持的文化翻译观视阈下,提出了诗歌翻译的"种子移植"理论。文章从文化视角出发,对巴斯奈特诗歌翻译"种子移植"论的产生背景、理论源头和理论内涵进行了全面剖析,阐述了她的"种子移植"论对全球文化背景下的诗歌翻译的启示意义,并揭示了其诗歌翻译观的局限性。     

浅论诗歌翻译

诗是内容与形式高度融合的有机统一体。诗歌的翻译尤为困难。本文试图探索诗歌翻译的方法和途径 ,以使译诗不仅能准确传达出原诗的内容 ,也能尽可能相似地模拟原诗的形式 ,达到以原诗风格与神韵的再现。     

论诗歌的模糊性及其翻译中的模糊处理

诗歌具有模糊性,其模糊语言创造模糊美。模糊美作为诗歌美的一部分在译作中应得到表现,译者的任务是在目的语中找到恰当的语言表达式,即能激发读者想象和联想的语言,再现原诗的模糊美。汉诗英译的模糊处理在翻译中有着特殊的功效。     

移植诗种——论意象是诗歌翻译的灵魂

诗歌是否可以翻译,历来聚讼纷纭.实际上诗歌是可以翻译的.中外文学理论和翻译理论及实践都证明,意象处理是诗歌翻译的灵魂.因此,发现和移植诗种,即确定和翻译主要意象是诗歌翻译的关键,是保持原诗风格和艺术感染力的关键.     

诗歌翻译中“音美”的再现

文章从声音方面来讨论诗歌翻译,着重从英语和汉语中的语音象征、韵式和韵法三个方面来探讨诗歌翻译中"音美"的再现。     

浅谈诗歌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

著名翻译学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活动,它更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的改写。他提出,改写主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这两个因素的制约。其中意识形态指普遍接受的社会认知,诗学形态是语言层次的、普遍接受的对文学的预期形式。本文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两个不同时期的译文为例,着重研究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变化对诗歌翻译的影响和制约。     

汉诗的语言形式美及其英译

诗歌的形式美,在诗歌美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诗借形以传神,失其形即失其神。因此,诗歌语言形式的美学作用,不容忽视。以汉字为建筑材料的汉诗,天生地有着形美上的优势,因此,就汉诗英译而言,译诗若有所失,乃是正常的事情。译者所应做的,就是通过翻译上的变通,把这种损失降到最低;同时,还应发挥翻译的创造性,争取失于此而补于彼。本文从汉语旧诗和新诗、旧诗中的诗与词、诗歌的语言之美和标题之美等几个方面,来讨论汉诗的语言形式美及其英译的问题。     

清末民初诗歌翻译规范的多样性

我国诗歌翻译大兴于清末民初,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诗歌译介代表人物梁启超、马君武和苏曼殊对拜伦的《哀希腊》的翻译发现: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译者自身主体性的影响,三人翻译的预先规范各不相同,其操作规范也千差万别。梁译注重诗歌的思想性,苏、马更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性和译语文化的可接受性。这表明在我国诗歌翻译兴起初期表现出了预先规范的不确定性和操作规范的多样性。     

汉语古诗翻译的诗学观照

从诗学角度对中国古诗的英译进行分析和欣赏,并结合国内外翻译实例论述了翻译过程中运用诗学观照的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