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移植在译诗中的重要性——评江枫译诗《哦，船长，我的船长》

诗歌形式是诗歌文本区别于其他文本最重要的特征,是诗之所以为诗的标志.诗歌翻译能否保持原诗形式?江枫认为形似才能神似,并将其翻译理念付诸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就.从形式移植的角度来分析惠特曼"Oh,Captain!My Captain!"的江枫译文<哦,船长,我的船长>,揭示了形式移植在诗歌翻译中的重要性.     

译诗与诗艺

诗歌翻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通过大量的译例,从形式、内容等方面分析和探讨诗歌翻译的原则、方法和技巧、完全可以说明,译诗要“文质相称”,翻译时要做必要熔裁而又要忠实于原作。要想提高译诗水平,译者就需不断提高自己的诗歌艺术修养。     

论诗歌翻译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的翻译就是把原诗的形式与内涵用另一种语言忠实地再现出来 ,使目的语的异国读者能够从译品中尽可能获得与出发语读者相同或相似的共鸣和美的感受。诗歌的翻译在一定限度内是可能的 ,但是诗歌翻译中的不可译因素是客观存在的 :诗歌形式移植中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文学形象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语言修辞手段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节奏韵律的不可译因素 ;诗歌“诗眼”的文学内蕴移植中的不可译因素。     

译诗对冰心诗歌创作和翻译的影响

对冰心诗歌创作的研究本无新意,但从译介学的角度对之加以论证的却不多见.本文在论述泰戈尔对冰心诗歌创作的影响实质上是郑译泰诗的影响的基础上,主要论述了阅读郑译本<飞鸟集>对冰心诗歌形式内容和语言意象的影响,并探讨了阅读译诗建立起来的翻译文学概念对冰心后来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的影响.     

浅论一诗多译现象——以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为视角

文章从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理论角度入手,结合同一首诗的不同译文进行实例分析。阐释学理论中阐释的循环和文本意思及意义的关系,以及接受关学理论中的“空白”理论都给文学翻译的研究带来新的启示。在诗歌翻译中,译者发挥了能动性和创造性,同一个文本可能出现许多不同的译文。因此,诗歌翻译具有更大的开放性。     

诗歌欣赏是重构诗美的审美活动

诗歌欣赏者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欣赏诗歌文本,结合自己的审美经验,构建诗美,不仅要还原诗人想表述的诗美,而且还要重建诗美。欣赏诗最后获得的诗美指诗歌文本指称的内容美、诗歌文体呈现的语言形式美两大部分,两者美感的多少取决于欣赏者对诗歌文本和客观世界的感受性的强弱。好的欣赏者不仅需具有诗歌知识,还需具有自然、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知识。     

移植诗种——论意象是诗歌翻译的灵魂

诗歌是否可以翻译,历来聚讼纷纭.实际上诗歌是可以翻译的.中外文学理论和翻译理论及实践都证明,意象处理是诗歌翻译的灵魂.因此,发现和移植诗种,即确定和翻译主要意象是诗歌翻译的关键,是保持原诗风格和艺术感染力的关键.     

闻一多论译诗

<正> 早在后汉、南北朝已有人开始译诗,但迄于晚清,有关诗歌译论的文字尚无片言见于文献。南社胡怀琛1914年出版《海天诗话》,以传统诗话的形式初探诗歌译论,虽多属感性认识,已触及某些本质性理论,可视为我国诗歌翻译理论的滥觞。“五·四”新文学运动勃兴后,形势骤然一变。译诗日多,译论迭出,郭沫若、茅盾、成仿吾、闻一多等于创作、翻译之余,竞相撰文研究译诗的得失,逐使我国诗歌翻译理论初具     

五四译诗与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

中国新诗形式观念的确立得益于译诗的启示:一是在观念上,译诗显示出来的新型诗歌的文体特征冲击甚至瓦解了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观;二是在形式上,译诗是早期新诗形式观念的实践者,是新诗的参照和模仿对象,促进了新诗形式的多元化;三是在创作上,译诗逐渐成为中国新诗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带来了有别于传统诗歌的形式资源,诗人的译诗过程也为他们的创作积累了形式经验.     

从意象角度看中诗英译的模糊美

诗歌中的意象是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在中国传统诗歌乃至西方诗歌中,意象关和朦胧美是诗歌吸引读者的重要特征.在译文中保留诗歌形式中的意象和朦胧美,其翻译难度不言而喻,文章从意象和朦胧美的角度来探讨诗歌翻译实践中保持原诗歌形式的重要性,并提出一些翻译技巧.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     

从《江雪》的英译看古诗英译之“形式对等”

诗歌是审美化语言,它最重形式,古典诗歌则更是如此。文章通过对柳宗元《江雪》的六种英译文的比较与分析,探讨在古诗英译中的“形式对等”的可行性。文章认为“形式对等”是可以实现的,但它绝不是对原诗表层结构的亦步亦趋的机械移植。     

艾青"诗的散文美"理论的再思考

"诗的散文美"理论是艾青诗论的核心.艾青"诗的散文美"理论是形式上的口语化和内容上的形象化相统一的完美结合体,而这二者又都是为充分表现诗人的主体情思服务的.     

诗歌翻译中的意象转换

诗歌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活动。意象是诗歌的要素之一,但由于不同文化在诗歌表现手法上不尽相同,因此在诗歌翻译过程中意象是否可以转换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通过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探讨,认为“形神兼备”是诗歌翻译的理想境界,但在诗歌的实际翻译过程中进行一定的变通与转换,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论“新诗”命名的合法性

“新诗”的命名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既接受了晚清维新派诗人“诗界革命”的启示,也从西方文学资源中汲取话语活力。“新诗”的命名暗含如下逻辑预设:“新诗”是“进步”的、充满希望的;而“旧诗”是腐朽的,死气沉沉的。在“新诗”的命名过程中,“旧诗”也相应地得到命名。这种命名行为获取一定话语空间之后,是更为展开的关于“新诗”观念的演绎。对“新”的价值的刻意强调,是这种演绎的核心内容。     

怀古诗“留白”艺术赏析

我国传统文化积淀与民族文化心理,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标准和理念,即重表现和含蓄,以有限表现无限.中国传统的绘画"留白"技法从形式上预留空白发展到思想感情表达上预留空白,诗画同源的传统,使得水墨之间的空白在文字间显示出趣味横生、璀璨多彩的独特艺术魅力.结合对唐代诗歌作品的解析,探讨"留白"技法在文学作品鉴赏中传达出的独特的审美意蕴及艺术价值.     

诗歌翻译中“音美”的再现

文章从声音方面来讨论诗歌翻译,着重从英语和汉语中的语音象征、韵式和韵法三个方面来探讨诗歌翻译中"音美"的再现。     

从诠释学角度解读“诗言志”阐释的“效果历史意识”

“效果历史意识”是伽达默尔诠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与历史传统密切相关的意识,强调的是历史与诠释者之间相互影响的效果,“诗言志”作为一个诗学命题,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遭遇多种阐释。在诗论的历史的长河中,“诗言志”即闪烁着理性思维的光彩,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融注着中国美学的体验传统。由此,“诗言志”的诗论命题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化意象,解读这一文化意象,对理解当下的美学现象与思潮会有许多启迪。     

汉语古诗英译的实用性——兼谈许渊冲先生的“形美”

为使中国古典诗歌在英译中占有一席之地,译界不少人作出巨大的努力,硕果累累;但在充分保证译文“音美”、“意美”的前提下能否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形美”似乎是前人未曾谈到过的话题。因此就如何方便实际场合中的诗歌(句)引用作一管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