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词小说到文类小说——解读《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序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序是中国古代最早对小说的系统论述。分析可以发现,它通过赋予小说资治的功能,将“小说”由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普通词语转变为具有正面价值的文类概念。从《汉书.艺文志》设立小说家以后,小说成为古代书目中的一个类别。可以说,是《汉书.艺文志》创造了作为文类的小说概念。     

也谈孔臧其人及其赋——与龚克昌先生商榷

龚克昌先生《汉赋研究》(1990年新版)收有《孔臧其人及其赋》一文.在这篇文章里.龚先生批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将“《汉书·艺文志》的儒家孔臧与诗赋家孔臧”误作两人.同时论证《孔丛子·连丛》所载《谏格虎赋》、《杨柳赋》、《鹦赋》、《蓼虫赋》“孔臧所作”。对于这两个说法.笔者觉得似可商榷。草为此文.以就教于龚先生及读者。     

试论汉赋的讽谕

最早使用“讽谕”(“风谕”)一词的,是西汉末、东汉初的刘歆、班固。在他们之前,人们通用“风”、“刺”、“讽谏”等术语评论诗、骚和汉赋,刘、班也只在评论汉赋时使用这个词语。如《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丽(?)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由于《艺文志》是班固根据刘歆完成的《七略》写的,所以也体现了刘歆的看法。到班固写《两都赋》的时候,对于具有讽谕意义的汉赋就谈得更为详细了:     

论《汉书·艺文志》中“赋”的分类与排序——兼辨《楚辞》非选自“屈原赋之属”

《汉书·艺文志》中的赋类作品的分类与排序是以类区分,以品相别,杂而不乱的。其对枚乘、东方朔、扬雄等人作品的处理,都能得出合理的解释。如此分类与排序,既与其总的编撰体例保持一致,又受当时的学术观念、价值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影响,反映了汉代朴实学风。《楚辞》一书断非选自《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之“屈原赋之属”。另外,研究《汉书·艺文志》赋的分类与排序,尤其是前者,对了解《楚辞》中的作品如东方朔《七谏》的来源与著录等方面的情况有所帮助。     

汉赋“拓宇于楚辞”质疑

最早考究汉赋渊源的是东汉班固,他说赋是“古诗之流”,是从《诗经》发展来的。在《艺文志》里,他还讲了从《诗经》经过屈原,荀卿、宋玉之赋,发展到汉赋的过程。晋代皇甫谧、挚虞都采用班固的说法。刘勰全面总结了他们的论述,说赋是“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的。自后,汉赋来源便成了定案。如清代有“风雅颂之再变而后又有离骚,骚之体流而成赋”之说,近代有“汉赋的主要来源是楚辞”之     

《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文体探赜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小说作品15部,包括“说”体、“子”体、“术”体、“事”体和“言”体五种文体类型。小说家是《汉书·艺文志》诸子之一家,又是唯一不入“九流”的一家,这便决定了小说家的著述既是子书,又是“君子弗为”的子书的学术文化地位。《汉书·艺文志》小说家除后世依托的传说人物外,有乐师、学者、待诏、方士等,其身份地位均不显赫,多属于“稗官”之流。与作者身份地位相应,其著述也以浅薄、迂诞、琐碎的“丛残小语”为主,一般不涉朝政军国大事。就文体而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小说既有子书“上说下教”“强聒不舍”的说体文特点,也有子书“近取譬喻”“述事言理”的政论文特点,而医巫厌祝之术、长生不老之方、杂说短记、奇谈怪论、轶闻趣事、民间琐谈,成为《汉书·艺文志》小说的主要内容。《汉书·艺文志》小说文体的这些特点,规范和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观念后来的发展。     

《汉书·艺文志》“杂中贤失意赋”考略

<汉书·艺文志>"杂赋"中的中贤失意赋,是不得志或下层知识分子自我嘲谑、抒发愤懑之情的赋作,其特点是语言接近口语化,风格诙谐,现在还可以在相关史料中找出类似的作品.     

从文献的保存角度看汉赋文学特征的生成

汉赋讽谏、抒情、体物的三大特征与汉赋在不同时期被不同选本选取的标准有着很大的关系。今之所见汉赋,主要出自《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艺文类聚》等,正是这些文献构成了后世所见的汉赋格局。两汉时期,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选本,重视对讽谏性作品的选取,与汉代赋学批评强调赋之政治讽谕功能有关;魏晋南北朝以《文选》为代表的选本在肯定《史》《汉》所选汉赋篇章外,突出了对抒情赋的选取;唐代以《艺文类聚》为代表的选本,由于其类书自身"事类"的特征而侧重于对体物赋的选取,这些体物赋的大量选取突出了汉赋的体物特性。不同时期对汉赋选取角度的不同,塑造了汉赋的三大特征,这三大特征只和被保存下来的汉赋文献有关,并非汉赋本原面目的呈现。     

三品论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前三种分类遗意新说

《汉书.艺文志》是据刘歆《七略》改写而成。《艺文志.诗赋略》前三种的分类标准,旧说纷纭,皆不可通。《汉书.古今人表》九品论人,《诗赋略》亦用此法论赋,赋之前三种即上、中、下三品,以赋家的成就高低来划分。钟嵘《诗品》以三品论诗,实渊源于此。     

道有夷隆 学有粗密——论《汉书·艺文志》赋之以类区分以品相别

在《汉书·艺文志》中,赋是以类区分,以品相别,杂而不乱。《汉书·艺文志》对枚乘、东方朔、扬雄等人作品的处理,都能得出合理的解释。这样的分类与排序,一方面与《汉书·艺文志》总的编撰体例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是受当时的学术观念、价值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影响,反映了汉代朴实学风。     

荀卿在赋体文学史中地位的再检讨

荀卿是最早写赋的人之一。赋体文学史中,荀卿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始终是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班固以来,由于“尊经崇儒”观念的影响,人们一直把荀卿奉为赋体之祖。至清代,又有学者提出南、北赋论,认为荀卿开北赋一派。此外,荀卿还被认为是最早“以赋名篇”的人。但事实上,荀卿应是在入楚后受楚风影响才作赋,其时已晚于宋玉、更晚于屈原,其赋难以独立为北赋一体,其人也不可视为赋体之祖。     

赋与《尚书》的渊源关系考说

钱钟书称文体有一名多义的情况,早期文体命名是以产生文词的行为动作来命名文体的。由此出发考察,赋的原始义项为缴纳赋税,成为赋的命名原由。赋的对话体,可以从《尚书.皋陶谟》的君臣对话找到前例;赋的"乱曰"、篇末作歌,也可以从《尚书.皋陶谟》的篇末作歌找到前例。上述情况说明,言先于文,文出自言,考察先秦文体,不得不从记言的古史《尚书》始。考察赋,从《尚书》起始,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心向仕途路 闲居非高情——潘岳《闲居赋》别解

潘岳是西晋时期极有争议的文人,他所著《闲居赋》,元好问评其"千古高情",可"拜路尘"积极入仕的潘岳和赋中的隐者形象大相径庭。仕宦、归隐始终困惑着中国古代文人,将潘岳与成功的仕人、著名的隐者相比较,不难发现潘岳将人生的天平倾向仕宦之路,《闲居赋》并非高情之作。     

试分析日语的“感谢”

日本人在外国人看来理应"感谢"的场面往往用"致歉",即表示歉意的说法表达向对方的谢意.例如,在"学生恳求导师延长读书报告提交期限得到同意"这样的场面,绝大多数英国学生都用"Thank you(谢谢)"来致谢,而绝大多数日本学生却用"すみません(对不起)"来致谢.日本人这种在"感谢"场面使用"致歉"的说法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制约条件的.并且日本人在致谢时往往不直接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或"すみません(对不起)",而是间接地说"感谢の意を表する(表示谢意)"或"お礼申し上げます(致谢)"等,这种倾向越是在郑重的场面表现得越突出.     

鸟萃兮苹中——屈骚禽鸟意象书写及投影

屈原放于江南之壄,忧思罔极,"凤凰在笯兮,鸡鹜群舞",冤屈自抑"因归鸟而致辞",诗容、情感浑然一体,更引"鸟萃兮苹中"表达悲愤郁结之情志。汉以后,文人钟情于"善鸟"恶禽"以比忠谗的寄托,贾谊《鸟赋》忌寓群小蔽贤的丑态。此后历代文人情深于屈骚,梁沈约《天渊水鸟赋》,晋傅咸《仪凤赋》、顾凯之《凤赋》、弥衡《鹦鹉赋》、曹植《白鹤赋》,唐李白《大鹏赋》、杜甫《雕赋》、王勃《寒梧栖凤赋》、皇甫湜《鹤处鸡群赋》,宋秦观《叹二鹤赋》,明王世贞《二鹤赋》、杨慎《凤赋》莫不延续禽鸟意象思维。     

语默不二：《维摩诘经》对言说悖论的诠释

语言与形而上者的关系是《维摩诘经》探讨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维摩诘认为,面对像“法相”之类的“不可说”者,不能采用常规的言说,只可采用巧说,包括“当如法说”、以“玄言”说、以“示”说、以“无言”说。“当如法说” 不是一般的言说,而是“法”自身的展开;以“玄言”说,不仅打破了现象和本体之间的界限而使本体和现象合二为一,而且能够把思辨和想象能力空前地调动起来进而摆脱思维困境;以“示”说不同于间接陈述,在“示”说中听者不需要反思和想象,而是可以直接面对事情本身。沉默是无言,但不完全等同于无言,因为沉默可分为两种：想说而不能说、可说而不说。维摩诘的沉默属于第二种,然而他在沉默中悟到并且说出了“不可说”者。     

赋体译名探析

由于在西方文体学中无法找到和＂赋＂相对应的文体,因此,无法用西方文学中现成的文体名对译。世界各国文学所描写的主题或有普遍性,而其表现方式却各不相同。在强调文化多元性和差异化生存的今天,翻译绝不是要消弭中英文学间的文体差异,而要在传达内容的基础上突出文体特征。要突出赋这一文体特征,最合适的方法莫过于直接音译为fu。音译后,赋的各类分支便有了归属,同时,这种译法也可以突出两种文化间取长补短,互相借鉴的过程。     

德国早期浪漫派的美学原则

德国浪漫派是 1 8世纪德国文学艺术和美学的重要流派。早期浪漫派是耶拿派 ,后期浪漫派是海德堡派。在美学上 ,耶拿派浪漫主义美学对整个欧洲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更具有影响 ,它为浪漫主义美学制定了一系列美学原则 :1 .诗化和宗教化原则 ;2 .崇尚非理性和无意识 ;3.反讽说和包罗万象的诗     

薛瑄官箴研究

本文对官箴名著《薛文清公从政名言》及其作者深入研究后指出:薛瑄为明代“真儒”,提倡实学,一生实功。官箴书《从政名言》即其实功之一,其流风余韵,给后人树立了较好的榜样。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仁爱精神

本文认为,仁爱精神是东西方文化共有的基本道德原则,其基本内涵是尊重人,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当成主体,而不是纯粹的客体;作者讨论了仁爱精神与市场经济的一致性,以及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而赋予了我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命题“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