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礼法之士的“德行”观

魏晋之际随着社会由乱世转向相对治世,礼法派开始取代名法派而登上历史舞台.王肃与傅玄分别是礼法思想的创立者和完善者.在官方的选才标准上,亦逐渐由重"才能"向重"德行"转变,这里的"德行"主要是指儒家学说所规定的"道德规范".礼法之士这种重视"德行"的人才思想在具体的人物品题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重忠孝仁义礼信之美德;二是重清廉节操之美德;三是礼法派对放达违礼名士的批评与责难.     

康德的德行概念并非自制——基于《道德形而上学》“德行论导论”的论证

关于康德的德行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自制概念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观点：德行只能算作自制;德行不只是自制;德行可以理解为自制。通过对《道德形而上学》“德行论导论”的疏解可知,两者存在明显差异。目的学说方面,德行以定言令式为根据,以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为质料,以普遍法则为至上原则;自制以最高善为根据,以幸福为质料,以正确的逻各斯为原则。意向学说方面,康德认为人有对义务概念的易感性的主观条件,且德行是承担义务的唯一能力,但德行义务不止一种,相关于法则,具有先验性;亚氏认为,人可以出于意愿去行为,但德行只有一种,相关于中道,可从经验中学习。康德认为,人对德行的拥有不是义务而是目的,仿佛是德行拥有人;亚氏认为,应当通过克服不自制来拥有自制;德行要求驯服自己的激情,驾驭自己的情欲,自制则要求抑制感官欲望,控制自然需求和痛苦。方法论方面,德行不能靠习惯养成,要以问答法进行理论练习,以修行法进行实践练习;自制则要求掌握真正的知识,学会明智,要在习惯中养成,在实践中完善。因此,德行并非自制。     

文词在唐代科举选拔标准中的地位变迁述论

德行、才识、文词这三个最重要的选拔标准之间的矛盾几乎贯穿了唐代科举的始终,随着进士科地位的抬升及考试内容的变化,文词在与才识、德行的不断冲撞中逐渐占据上风。高祖至太宗时期,对德行、才识的重视都超过文词;高宗至玄宗时期,对文词的重视日甚,随之而来的是君臣上下对重文词的批评;肃宗至武宗时期,随着日益推崇文词,文词与才识及德行的矛盾也更为突出。曾有数次停试诗赋的讨论甚或施行,乃至出现更为激进的停试进士、明经科的议论;宣宗至哀帝时期,尚文词的倾向达到顶峰。种种矛盾的缘由与唐代立国的思想根基即"文德"政治密切相关,此政治设计明确要求文词为教化服务。关于客观上对文词愈益重视的原因,文中亦有探讨。     

德行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工作繁荣与情感承诺的作用*

研究表明，德行领导作为家长式领导的核心维度，对员工行为有重要影响，但现有研究忽视了员工工作状态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以员工工作繁荣为中介，探讨德行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并从社会认同的情感视角出发，考察了情感承诺在上述关系间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德行领导对员工工作繁荣与创新行为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工作繁荣对其创新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工作繁荣在德行领导与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情感承诺调节了德行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情感承诺越高，德行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越显著。     

接受与批评：北周隋唐学者的庾信骈文观

自北周至隋唐，众多学者对庾信骈文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和深层次的发掘，表现出较高程度的接受。具体来说，北周隋唐学者的接受视点主要集中于庾氏骈文的修辞造诣、行文技法及其对当代或后世的影响方面，偶尔兼及庾信的德行人品。当然，贬抑批评庾信骈文的言论亦不少见，尤其是唐初史家的论调最为尖刻，他们批判庾信骈文一意追趋藻饰声律，却忽略政治教化功能。北周隋唐学者对于庾信之作，无论接受还是批评，都体现出对庾信骈文文体的深度省思，对后世骈文理论与批评多有启示。     

刘知几对《史记》体例的研究

刘知几肯定司马迁创造的纪传体是中国史学最基本体裁,称颂其伟大贡献,但更多的是对体例的批评;本文认为这些批评大部分是值得商榷的,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析上有一定道理,而在带有宏观性的问题上其批评却往往是错的。     

再论儒家德行伦理学：与黄勇先生商榷

黄勇认为,"美德伦理学"比"德行伦理学"能更好地反映儒家伦理学的特质.他的证说至少有三处值得商榷.首先,作为具有互释性的儒家概念,"德行"与"德"皆将品格与行为视为一体之两面,"德行"并非以"德"作为"行"的修饰词.由此,virtue虽然不能被翻译成"德行",但从语言翻译的角度否定"儒家德行伦理学"的结论亦不能成立.其次,"德行"而非作为品格的"美德"才是儒家伦理学的首要概念.在儒家那里,从品格无法派生出情感与行为,而"德行"则能定义品格与行为,所以,"儒家德行伦理学"才是更为恰当的表达.最后,"儒家德行伦理学"并没有排除对情感的关注,而是在品格评判中同时兼及情感与行为两个向度,由于特定原因而未发行为的不正常情况得到了儒家式的独特应答.由此,我们不能认为其限制了儒家伦理学的范围.要彻底走出以西释中的研究路径,唯有"德行伦理学"才能表达儒家伦理学不同于西方伦理学的理论特质.     

君子风范 圣贤气象

正中国在商朝的时候迷信鬼神,但到了西周以后,就意识到鬼神靠不住了。商朝人一次要祭祀几百头牛,但鬼神并没有保佑他们,所以到周代开始意识到中国人要有德行,这个社会才能朝一个理想的方向发展,才能长治久安。"德行"这么抽象的概念怎么样才能走到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     

关于学派批评的美学检视

当前文学批评领域出现的一场学院派批评成败得失的争论,有其复杂多元的思想与时代背景,它是有意义的。但学院派批评尚非严格意义的学派批评,它存在的某些不足与缺陷,从理论美学上加以检视可知,要建设起真正的学派批评必须解决好三个重要理论与认识问题。     

论促进德行操守的几种制度建设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承了几千年。从应然的意义言,当今国人应该操守着良好的道德行为,但在现实生活中,德行操守存在着举棋不定的现象。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来看,这一背离大体因德行主体缺乏现实正义和人道关怀的公共生活环境所致。为了更好的推崇德行,除了道德解决之外,完善制度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成为必要保障。     

品藻：李德懋诗评品格的体现

李德懋作为一位饱学中国诗学理论的朝鲜文学家,他在品评朝鲜与中国的诗人诗作时,善于运用品藻的批评方法去评点与比较中、朝、日等国诗作在风格类型、体制结构、语言修辞等方面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品评优劣。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意新语工之品(诗歌修辞批评),其二是辨味之品(诗歌风格批评),其三是格调家数之品(诗歌比较批评)。     

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概述

综观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在文学原理的普及和文学民族性的理论探索、蒙古族当代作家作品批评、蒙古族诗学理论研究、蒙古族当代文学的宏观解读等方面尤为突出。要想构建新的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语境，探索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首先，必须强调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的独立地位和健全品格。新的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不应像过去的批评那样追随于作家的创作之后，成为蒙古族当代文学作品的附庸，而应具有超前性和预测性。其次，必须强化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的多元格局，多元共生，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事实，新的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也应如此。     

《四库全书总目》对台阁体的文学批评特色

《四库全书总目》是古代文学批评的集大成之作,尤其在明代诗文集的介绍和评价方面具有批评史的意义,它对明初台阁体的诗文作品评析颇具特色,大致呈现出主观裁夺、扬此抑彼、细分界限和显瑜掩瑕等几种方式,揭示了台阁体文风的内涵。《四库全书总目》对台阁体深刻的文学批评和认知程度为当今研究明初前百年文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依据和重要借鉴。     

“知人论世”批评模式在词体发展中的影响及作用

"知人论世"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模式.随着词创作的兴盛,"知人论世"出现在词学批评中.由于"知人论世"属于儒家诗教范畴,而词具有明显的娱乐艳情性质,"知人论世"在早期词学批评中时时表现出矛盾和悖离的一面.苏轼"指出向上一路"开拓词境以后,伴随着以诗入词、以文入词的深化,"知人论世"批评模式在词论中找到了契合点,并且伴随着词体的推尊而不断发展."知人论世"批评模式在清代词论中达到高峰.     

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论诗标准是"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吗——读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献疑

钱锺书有关中国传统文艺批评论诗标准的推断,依据了一个虚假的隐含前提:众人推崇杜诗都遵守一种标准——重视所谓"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并进而由此将这一标准推断为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论诗标准。这一推断似乎过于简单片面而让人生疑,因为钱氏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回避了中唐以后文艺批评家在推尊杜诗的标准问题上,实际存有的差异性、冲突性和复杂性。同时,作为一位学贯古今、治学严谨的大学者,他为了证实其上述推断,强调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对诗和画的标准互为对立,在有关严羽和王士祯的论述中,竟然违背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史上的基本事实,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简单偏颇之处。而所有这些,又让人对其文章结论的学术严谨性产生怀疑。     

试论王昶词论对浙派的发展——以稿本《西崦山人词话》为论

稿本《西崦山人词话》是浙派重要作家王昶未竟的词话,它集中反映了王昶的词学观和词学批评活动,其中有明确的绍述朱彝尊词学思想的意识,是对浙派传统词学观的继承,然更大的价值在于它体现了王昶词论对朱彝尊、厉鹗等人的突破和发展。首先是对雅的具体化和丰富化,其次是对柳永其人其词的认可,再次是对寄托说的突破,以及既重视音律,又不以严守格律匡衡所有词人。     

殉道殉情完世业,依新依旧共诗神——论吴宓的诗歌批评观

在吴宓的诗歌批评观念中,"情"与"道"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和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圆融会通的;诗歌形式成功与否,不以新旧而论,关键是要具备韵律格调之美。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主张恣肆奔放地宣泄情感及展示个性的白话新诗运动和"诗体大解放"主张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吴宓的诗歌批评观念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诗坛在白话诗理论主流之外的另一诗论倾向,在客观上给中国新诗的现代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     

《海天诗话》与中国比较诗学的滥觞

民国初年胡怀琛发表的《海天诗话》以中国传统诗话的形式对中外诗歌比较进行探索,开创了中国诗话与外国特别是西方诗学对话的途径,是中国比较诗学最早的作品之一.这部论著既有中国传统诗话的独特方法与视域,也通过对欧美诗的点评阐释而形成与西方诗学原理和基本观念的对照,对研究中国比较诗学的起源与历史有着重要价值.无可讳言,《海天诗话》也存在点评方式失之于简约、较少形而上学层面的理论阐释、对西方诗学观念的理解并不明晰等缺陷.而正确评价其历史贡献与价值有利于理解中国比较诗学初期特性.     

试论山东青铜乐器铭文的诗乐批评思想

山东地区出土的周代青铜器较多,而其中青铜乐器占据了很大数量。这些青铜乐器上的铭文蕴含丰富的诗乐批评思想,充分体现了周代山东地区诗乐思想发展的较高水平。深入研究周代山东青铜乐器铭文,可以深刻认知以诗乐批评为核心的中国文学批评思想在先秦时期的具体发展状况以及其中所呈现的地域特色,也可进一步探究周代中央王室与各诸侯国间诗乐思想互动的具体内涵。     

北宋几种文学批评形式中的唐诗研究

北宋诗话中的唐诗研究呈现出梯度拓展与上升的轨迹,围绕对诗人诗作的论评形成了不少集中点,透视出宋人对不同唐诗传统认识与把握的变化;北宋文人序跋书信中的唐诗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唐诗历史发展的观照和论评,二是对唐诗人的不同推重、批评及对其各自创作特征的剖析;北宋诗选中的唐诗研究则集中体现在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中。上述三个系统,相互联系、相互生发、同构并进,共同推动了宋代唐诗学的成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