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长乐区的调查数据

在供给侧结构改革背景下,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有利于减少企业运营成本,深化企业人力资源的整合。本文运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月工资收入、是否拖欠工资、工作时长、工作环境满意度、工作经验、职业技能掌握情况、择业机会识别、职业发展观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有显著性影响。基于以上改革背景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关的政策与建议,以期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就业稳定性值得关注。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研,并对调研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遍表现出就业稳定性差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受年龄、择业机会识别、工资、企业用工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年龄、工资、企业用工环境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正相关,择业机会识别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负相关。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问卷调查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为了了解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本文对山东省17地市的农民工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通过对479份有效问卷的Logistic分析,发现务工单位所在行业、单位所有制性质、单位距离、务工者的性别、年龄显著影响务工者的务工收入,而务工者的婚姻状况、学历和是否有耕地对务工收入影响不显著;调查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进一步探讨了影响机制,发现农民工自身竞争力不强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基于此,建议相关部门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对农民工进行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农村工业化建设、搭建和完善农民工求职信息平台,以及给予农民工其他必要的创业帮助。     

湖南省农民工就业问题及其应对策略——基于343份农民工调查问卷数据

基于湖南省攸县、桃江县、新邵县、隆回县和安仁县等五个劳务输出大县343份农民工的调查问卷表明:农民工的工资在大幅下降且没有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农民工难以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项目,返乡农民工遭遇发展难题对前途充满迷茫。农民工的就业现状不容乐观,生存环境更加艰难,提出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健全农民工就业保障体系,开展湖湘特色职业技能培训,鼓励农民工开展特色创业项目等,以改善农民工就业问题。     

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河南郑州586份问卷数据

本文根据河南郑州586份青年农民工问卷数据,首先采用SPSS16.0软件对影响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的23个因素进行因子分析,将23个因素划分为8种类型:职业发展导向型、自我提升导向型、自我创业导向型、教育培训导向型、社会信息导向型、工作生活导向型、职业安全导向型和社会关怀导向型.然后,选择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情况、学龄子女情况、外出打工类型、打工收支满意度和打工生活满意度等8个变量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深入研究了"工作—家庭"关系视阈下青年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差异与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行为研究——基于江苏省农民工就业调查数据

本文使用就业史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总体水平、动因及其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得出主要结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流动性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更低,并且流动地域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而家乡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在其就业流动过程中逐渐降低.新生代农民工更换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追求更高的就业质量,但其工资水平、劳动时间、劳动合同签订率、社会保险参与率等指标并没有随着就业流动而改善,甚至还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     

农民工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北京市抽样调查数据

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状况问题,以北京外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基于抽样调查数据,在问卷量表的基础上构建了就业满意度指数,分别分析了农民工背景信息、工作情况、收人情况以及主观感受对就业满意度的影响。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揭示了多种因素如何共同作用影响就业满意度的高低,特别揭示了收入增加和收入公平性,是提升就业满意度的重要手段。     

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是研究农民工就业的核心之一,备受关注。从实际调查的566个农民工数据出发,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技能专长、外出务工年限、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技能培训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就业能力,即年龄越大、技能水平越高、外出务工年限越长、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以及接受技能培训有助于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高;而性别、受教育程度、村域经济发展水平、母亲受教育程度、养老负担和政府推荐就业等对农民工就业能力没有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珠江三角洲814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因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职业价值观和社会资本对其就业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微观层面上,职业价值观、受教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高工资及教育培训能增强就业的稳定性;宏观层面上,政策制度和社会文化对农民工的就业流动产生显著影响。     

返乡农民工从事农业生产决策的影响因素

利用人口流动大省陕西省的农户调查数据,构建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实际从事农业生产和尚未从事农业生产的返乡农民工的决策行为进行拟合,探讨人力资本对返乡农民工从事农业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被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次数、外出务工的职业对其选择从事农业生产具有抑制作用,而被访者的年龄、家庭耕地面积以及返乡后选择从事农业生产的原因对其选择从事农业生产具有正向影响;被访者的健康状况、除农业生产技能外其他技能的拥有情况、外出务工性质以及返乡后从事农业生产的类型对其选择从事农业生产的影响不显著。据此提出应着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优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完善相关保障政策,鼓励有知识懂技术的农村人才返乡创业。     

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现状调查及对策分析——基于897名贵州返乡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基于2013年贵州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本文对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从事行业与外出务工从业行业存在较高的关联度;就业信息来源与人际信任仍以"强关系型"社会资本为主;就近就业收入比外出务工收入有所减少,就近非农就业收入比就近就业收入略高;就近非农就业的整体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就近就业质量较差。出于稳定就近就业的考虑,本文从健全职业技能培训机制、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发挥"强关系型"社会资本作用、搭建就业服务平台、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城镇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的省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利用碳排放系数法,对中国及各省份城镇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进行估算,并利用LMDI模型进行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生活能源碳排放从2000年的27784万吨CO 2增加到2014年的91336万吨CO 2,其中内蒙古碳排放增量最大.从全国层面看,收入水平和人口规模是刺激因素,分别增加碳排放78229万吨CO 2和31998万吨CO 2;节能技术、消费倾向和能源结构是抑制因素,分别减少碳排放31122万吨CO 2、9636万吨CO 2和5917万吨CO 2.从省域层面看,能源结构效应最大的是辽宁省,共减少碳排放793万吨CO 2;节能技术效应最大的是辽宁省,共减少碳排放3146万吨CO 2;消费倾向效应最大的是山东省,共减少碳排放907万吨CO 2;收入水平效应最大的是辽宁省,共增加碳排放6153万吨CO 2;人口规模效应最大的是广东省,共增加碳排放4006万吨CO 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安徽省280份调查数据

基于安徽省26个县280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目前身份认同、市民化意愿的卡方检验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市民身份的认同率普遍较低,市民化意愿弱,文化程度和社交情况与其身份认同关联度高。进一步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发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身份认同和对现状满意程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政府部门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知识学习和技能培训,维护其劳动权益,提高其整体满意度。     

后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北样本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企业有着深刻的影响,并直接影响到相关企业中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致使大批农民工返乡或转换工作。现今金融风暴虽已逐渐退去,但其对我国农民工就业状况的影响仍将长期存在。本研究以河北境内的企业和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深入访谈和问卷调查获取的一手数据,分析了后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就业现状及影响因素,特别是个体因素对就业状况的影响作用,为更好地掌握河北省农民工实际现状和完善农村劳动力就业提供信息和参考。     

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0个城市1021份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厦门、天津和深圳等10个城市的1 021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水平较低,在个体层面和集体层面"实际参加"占比分别只有13.4%和7.7%。进一步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企业民主参与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务工企业的规模、岗位类别、单位工龄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影响显著。年龄较小或者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机会受到限制。在中等规模的企业内务工、从事生产和服务类岗位、单位工龄较短或者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企业民主参与的程度相对较低。来源地、性别、企业所有制、行业类别和工作更换次数等变量影响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分析——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2017年福建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就业能力、就业收入、就业环境、就业稳定性和就业权益保障等5个维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的群体差异,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其就业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存在显著的性别和户籍地差异;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水平整体较差,就业能力对其影响最大。据此,提出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以改善农民工工作条件、加强权益保障工作以提升农民工保障力度等对策,以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可持续性。     

失地农民就业自身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湘潭市的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湘潭市九华经济开发区148份问卷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失地农民就业的自身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失地农民的性别、年龄、就业预期、家庭收入等影响不显著;获取就业信息的能力和文化程度正向影响显著;非农生产就业技能影响最显著,说明具备专业就业技能的失地农民就业率较高。     

农民工汇款水平及其内生影响因素——基于人力资本、就业视角

基于宁波市552名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区间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就业视角对农民工汇款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每月汇款水平主要在1 000元以下;汇款额随年龄的增加呈"∩"型分布;高中及中专学历汇款水平最高;西部地区汇款额略多于中、东部。第二产业汇款水平略高于第一产业;合同工汇款最少;人口负担率越高,汇款水平越高。性别变量正向影响显著,男性的影响系数为137.896;户籍所在地负向影响显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系数分别为-250.035、-266.891;就业领域正向影响显著,第二产业的影响系数为101.665;就业方式正向影响显著,自营的影响系数为262.255;外出务工比例、家庭就业人数的影响系数分别为-366.999和-50.502,负向影响显著。年龄、文化程度、现职工作年限、总工作年限、人口负担系数影响不显著。     

新冠疫情下农民工就业风险感知及其影响因素

就业风险感知对农民工就业选择与迁徙流动有重要影响.广东东莞1310名农民工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加大了就业风险感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计量分析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年龄越大,就业风险感知越高;学历层次越高,就业风险感知越低;经济储蓄少的农民工,其就业风险感知更高;跨省流动就业的...     

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上海、广州、深圳724份调查数据

基于上海、广州、深圳724份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考察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在农民工个体及务工特征变量中,性别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一定影响,文化程度和务工收入影响显著;在城市融合因素中,参加社会活动、与同事和朋友的关系、与本地人和邻里的关系及本地人对农民工的友好态度均正向影响显著。婚姻状况、代际差异、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城市居住时间及自我认同状况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