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工资不断上涨的原因

文章从宏观的角度,对我国2003-2012年10年期间工资上涨趋势及原因进行分析,探讨劳动力短缺,以及经济增速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工资上涨的影响,从而提出在当前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应如何解决工资过快上涨的办法。     

延边劳动力市场分析

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利用1980年至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延边劳动力市场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延边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其生存水准,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说明延边经济发展未出现刘易斯转折点附近发生的经济现象,经济发展并未发生结构变化.     

刘易斯拐点对甘肃地区“民工荒”现象的验证分析

近年甘肃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现象,是否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通过对二元经济模型和刘易斯拐点的理论进行重新梳理,确定拐点的判断标准,即劳动力转移引起农业部门制度工资上涨,进而引起工业部门实际工资上涨。结合甘肃地区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甘肃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不能认为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解决＂民工荒＂的对策应该是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加大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科技文化素质;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     

二元经济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中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农村中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将这些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根据刘易斯模型,投资与工资差距会实现劳动力的转移。近几年,投资的相对不足与较低的农民收入降低了劳动力转移的数量。根据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分析,应当实行提高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生产性投资、保障农民工利益等相关措施加速劳动力的转移。     

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来自贫困地区的证据

在过去的几年中,劳动力短缺已经成为日益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在沿海地区。然而,关于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转折点而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依然存在很大的争论。大多数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都建立在对总体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估计上。由于劳动力统计数据的质量参差不齐,这些争论很难调和。工资数据比就业数据更为准确。基于对甘肃省农忙和农闲时期工资的发展演化模式的长期调研发现,无论其他影响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水平总是不断地向上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在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该发现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工资上涨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存在性及门槛效应研究

工资上涨主要通过要素替代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人力资本投入效应、效率工资效应及创造性破坏效应等机制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但工资上涨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存在"门槛效应",过低的工资水平不利于一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反而使其陷入低工资低生产率陷阱。经借助GMM及非线性内生门槛检验方法对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相关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高工资高劳动生产率的结论适用于中国,不同时间段的比较得出近年来工资上涨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中的作用逐步增强,内生门槛回归得出中国工资劳动生产率的门槛值为年均12693.05元,目前工资越过该门槛值的仅有上海、北京等8个省份,进一步比较分析得出该8个省份的工资上涨在劳动生产率提升中的作用显著高于未跨过门槛值的省份。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及其工资差异研究

文章通过对刘易斯模型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的假设进行修正,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新概念和假设,并根据"广东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的多段分层抽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存在二元劳动力市场,但其特征既不同于刘易斯对劳动力同质的假设,也不同于市场分割学派对于教育和培训仅仅是劳动力信号作用而无助于人力资本提高;教育和经验影响劳动的供给弹性和供求关系.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缺乏供给弹性-无限供给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其中,"无限供给弹性"的劳动力市场符合"生存工资假说";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存在较大的差别,包括教育和有工作经验在内的人力资本对"缺乏供给弹性"的劳动力市场贡献较大,性别歧视在该市场较为明显.     

中国劳动力供给刘易斯转折点探讨--基于中日比较的视角

刘易斯转折点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基本变化。基于3个假设,借鉴日本城镇化水平、人口变动、经济转折点经验,结合中国城镇化未完成、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业结构转换的实际,利用1990—2014年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城镇就业人数和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预测中国将在2028年左右达到刘易斯转折点。在到达转折点之前,中国的劳动力供给能满足城市工业部门和服务业的劳动力需求,同时政府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要把解决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问题放在重要位置。     

人口转变、刘易斯转折点与农村劳动力迁移研究

从人口学与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了人口结构快速转变及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揭示了人口转变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和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出现的新变化,提出挖掘人口红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革户籍制度、提高劳动者教育水平等建议,推动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有序合理迁移。     

引入代际异质的刘易斯模型及其经济学意义

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进行梳理和再认识,运用刘易斯转折点及发展含义分析了＂民工荒＂及农民工工资上涨并不证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放弃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劳动者同质的假设,利用基于民工异质的刘易斯改造模型,根据农民工正处于代际交替及＂质＂的差异性明显的事实,构建了引入代际异质的刘易斯模型,该模型能同时解释＂民工潮＂和＂民工荒＂产生的原理,并证明了＂民工荒＂是现行工资未达到新生代农民工保留工资水平的结果,而不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所致。结论是：中国不仅尚未达到刘易斯转折点,甚至未达到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仍然处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还有较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用工荒＂是现行工资低于新生代农民工保留工资的结果,因此提高农民工工资是解决＂用工荒＂的根本途径。     

“民工荒”与我国“刘易斯拐点”问题

对刘易斯模型理解上的偏差,是造成21世纪以来因两次“民工荒”所引发学术界关于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的众多争议的主要原因。出现“刘易斯拐点”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下降,二是农业工资水平显著上升。近年来的经验数据充分表明:我国确已进入这一拐点,这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是挑战,更是机遇,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不仅意味着我国已从“第一次人口红利”阶段向“第二次人口红利”阶段转型升级,同时也由此为我们带来诸多重要的结论和启示。“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主要是由我国劳动力供需结构不对称造成的。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的新阶段,党和政府应通过大力加强各类教育培训来努力挖潜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要努力消除限制劳动力转移与流动的各种障碍,尽快营造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党和政府应在新时代条件下更加全面科学系统地规划、部署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各项工作,为我国成功跨越“刘易斯第二拐点”引航助力。     

论城乡劳动力报酬的非对称波动

从城镇劳动力工资、农民工工资和务农收入这三个层面,考察城乡劳动力报酬的波动关系.VECM模型分析表明:在长期均衡路径上,城镇劳动力工资对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工资对务农收入均保持增速上的稳定优势;在短期波动关系上,务农收入上涨会导致农民工工资的持续上涨,而农民工工资上涨又会导致城镇劳动力工资强劲上涨.但反过来,城镇劳动力工资上涨对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工资上涨对务农收入,均无显著影响.这些非对称的变动关系将进一步加剧城乡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因此对双二元结构双二元结构是指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嵌入城市内部或农村内部的小二元结构.比如蒋永穆、戴中亮(2005)发现,在农村,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已经出现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的分野.而在城市内部,也存在以公有制垄断部门为代表的现代部门和以个私经济、灰色部门为代表的传统部门的分野,并进一步导致城市就业的分野.本文所关注的双二元结构主要指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叠加.     

泡沫经济倒逼涨工资后果堪忧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南方地区出现了要求增加工资收入的一些罢工潮。在当前的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制度条件下,这预示着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可能已经消耗殆尽。笔者认为,要求工资上涨压力的问题本质,反映了泡沫经济已经并将继续吞噬中国的劳动力红利。几年前的相关农村调查显示,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导致劳动力流出的部分地区只剩下未成年人和老年人,这暗示了未来农民工的数量增长将不可能保持原来的增长速度。这一现象也预示了     

国际劳动力流动下的汇率动态——汇率超调模型的一种扩展

劳动力流动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现象.真实工资的变化是导致国际劳动力流动的内在原因,但因汇率变化产生工资差而发生劳动力跨国流动时反过来会影响汇率变动.将国际劳动力流动因素引入多恩布什经典的汇率超调模型之中,可从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劳动市场三个市场共同均衡的最优条件导出汇率和价格水平的动态关系.通过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可以从经典汇率超调理论中得到有启发性的政策含义:强调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应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变量,一国在政策设计中应注意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协调,同时注意汇率会导致相对的实际工资变化进而影响劳动力的跨国流动.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商品价格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上升都引起商品价格上涨;相对于劳动力成本而言,原材料成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长期更显著;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短期内存在推动商品价格上涨的压力,但实际价格上涨幅度并不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部分甚至全部弥补绝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从而缩减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商品价格的推动作用.相应政策建议是:优化生产要素投入,促进技术进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对PPI带来的上行压力.     

劳动力成本上涨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展望

2013年,我国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然而,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减缓,"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本文综合考虑了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成本等因素,通过对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实际平均工资进行描述性统计,并与27个OECD主要国家2002年至2012年平均工资数据做比较分析,报告了我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现状,及其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为了更直观地分析劳动力成本上涨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作者引入可比净出口指数、他国单位劳动成本与我国单位劳动成本差额两项指标,对其进行相关性检验。通过分析,得出目前劳动力成本上涨对我国出口整体比较优势影响有限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我国对外贸易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劳动力转移与农业劳动生产率变化 ——基于理论与实证统一框架下的分析

劳动力结构调整滞后情况下,厘清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现状是破解农业与非农业部门长期保持劳动生产率差距之疑问的关键.笔者通过建立一个包括现代农业部门在内的托达罗扩展模型,将二元土地制度和农村信贷约束纳入其中,从理论上构建符合中国特征化事实的逻辑分析框架,重新考察刘易斯转折的现状、区间及拐点,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中介效应分析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当前土地制度安排和资本要素均对劳动力转移有较为显著的直接作用,并通过该路径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同的是,前者对劳动力转移表现为抑制效应,后者则可显著促进劳动力转移,但该间接效应仅占总效应的7.7％.因此,引入现代农业部门实现土地、资本要素优化配置进而促进劳动力在部门间的合理配置是实现经济结构收敛的关键举措.     

刘易斯二元发展模式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本文对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回顾了30多年来该模式的演变过程.作者认为,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虽有历史局限性,但其理论和实际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它给了我们如下启示:我国经济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结构模式,处于费—拉尼斯模式的农业剩余短缺阶段;资本形成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必须改变“剪刀差”政策所造成的不利的工农业贸易关系;发展乡镇企业是缓解农业过剩劳动力就业问题的较为适当的途径.     

农村劳动力“剩余”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涵进行了理论分析,运用统计方法和数学模型对吉林省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数量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进行了估算和预测,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得出“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未必是“剩余”,“剩余”的农村劳动力未必就“转移”的结论,提出引导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途径。     

改革时期中国各地区工资演变

文章利用官方统计数据,分析了1978—2002年中国各地区工资的演变。研究发现:(1)虽然各地区工资在1978—1991年间表现为显著收敛,但在1992—2002年间呈现显著发散。即使控制了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结果也并不改变。这一特征很大程度上是由初始工资相对低的、东部区域的工资相对于中西部持续上涨并超越导致的。(2)对于几乎所有地区的相对(全国的)工资的时间序列,单位根的假设不能被拒绝。但混合所有地区数据的、考虑地区固定影响的自回归模型的估计表明,工资序列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总体上是暂时性的。证据还表明,劳动力的流动在改革以来是不断加剧的。基于以上的发现,文章提出了一种借助于二元经济和地区间产业结构异质性的假说,说明工资发散可以与劳动力流动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