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人社区矫正研究

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间,我国的禁毒形势依然严峻,治理毒品犯罪仍然任重而道远。而开展毒品犯罪人社区矫正研究,发挥社区在治理毒品犯罪中的基础性作用,是实现毒品犯罪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社区矫正理论精细化的重要途径。在研究毒品犯罪人的个体和心理特征的基础上,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武汉会议纪要》,吸收群众组织参与矫正,构建以戒促矫的矫正模式,对毒品犯罪人社区矫正体系的完善和毒品犯罪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论少年法的理论源流

为了应对工业社会以后出现的严重犯罪问题,刑事新派理论应运而生。与刑事古典学派不同,刑事新派理论倡导科学主义,广泛采取实证研究方法,主张通过改造社会环境和提高个人素质来遏制人身危险性,从而达到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少年法几乎与刑事新派理论同时出现,其以少年保护为主旨,提倡通过环境管控和建立福利制度,保障少年健康成长。少年法无论是产生时间还是学说主张上,与刑事新派理论高度契合。通过对理论与事实的追本溯源,我们不难发现少年法是对刑事新派理论的实践,刑事新派理论是少年法的理论根基。     

社区矫正与未成年人犯罪法律适用的系统性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社区矫正是现代刑罚观发展的必然要求,针对未成年人心理特点和未成年人犯罪的典型特征而展开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适用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此过程中,需要司法机关、行政部门、社区组织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注意刑事侦查羁押慎用、审判专门化设置和社区矫正的社会化是社区矫正功能发挥的关键。     

新旧刑事学派犯罪观之比较初探

刑事旧派与刑事新派在刑法理论问题上存在诸多差异。本文截取一个侧面,分别介绍了旧派与新派的代表人物在犯罪问题上的主要观点,在此基础上,对新旧两派的犯罪观进行了比较。指出二者之间的继承性和差异性,并对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未成年犯罪人社区矫正探究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率日趋增长的趋势,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加大了对未成年罪犯的保护力度,尽量采取非刑事处罚及非监禁措施,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从建立和谐社会的视角看还是远远不够的.如何从理性社会、人文关怀出发,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是世界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笔者以为,社区矫正制度对未成年犯罪人更能体现出其它制度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社区矫正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论社区矫正的法理基础

社区矫正作为现代社会的热点问题,倍受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的关注。在我国,随着社区矫正试点的推广与运行,社区矫正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刑罚方式。社区矫正这一理念本身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在其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受到刑法谦抑思想、犯罪的人格矫正理论、犯罪标签理论、复归理论以及"大社会"观念的深刻影响。     

社区矫正与刑法价值实现

公正、谦抑、人道是现代刑法的三大价值目标,实现三大价值目标离不开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等动态的法律运行环节。社区矫正的发展与演变伴随着刑法价值理念的转换。现代刑法价值对于社区矫正的催生作用,和社区矫正运行对于刑法价值实现的推动作用,是认识两者关系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在刑法价值视角下,我国应着力处理好社区矫正的惩罚性功能与恢复性功能的关系,并通过立法保障和制度设计引导社区矫正走向。     

社区矫正犯罪控制功能论——以恢复性行刑为视角

社区矫正借助社会力量来控制犯罪,改变了以往国家单一的犯罪控制模式,实现了由一元向多元犯罪控制模式的转变。但囿于我国社区矫正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对社区矫正目标即改造罪犯的单一性认识,导致我国社区矫正犯罪控制功能难以有效发挥。为此,有必要以系统论为指导完善以社区矫正为中心的相关法律,以恢复性行刑为理念吸收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其他社会人员参加社区矫正,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犯罪控制之社会控制与法律控制功能。     

论刑事新派的刑法学思想

刑事新派是刑语法学中重要的流派之一。刑事新派提出了刑罚的个别化、目的刑论、主观主义、社会责任论等刑法理论,推进了刑事法学领域的根本性变革。文章从主观主义、社会责任论、目的刑论三个方面,对刑事新派刑法学的主要思想进行了述评。     

“2006年刑事司法与犯罪控制的新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10月18至19日，由上海政法学院与美国马里兰大学在上海市联合举办的“2006年刑事司法与犯罪控制的新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召开。到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共计140余人。本次研讨会围绕社区警务、监狱行刑与社区矫正、犯罪预防与控制三大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与交流。     

社区矫正对象之选择初探

通过对中外社区矫正制度的对比,指出解决问题的基础在于确定社区矫正之对象选择方法;通过对社区矫正与其他刑罚方式的比较,指出确定社区矫正对象需要在犯罪人格视角下进行;通过对犯罪人格的剖析,最终提出了社区矫正对象选择的路径,即以犯罪人格的区分来选取社区矫正的对象。矫正当局应当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人员配置、经费划拨、机构设立,来保障社区矫正对象的正确选取,以实现社区矫正的目标和任务,体现人本主义关怀,使得犯罪人能够得到适宜其改造的矫治方法。     

中美社区矫正执行主体比较研究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执行主体存在着严重的法律冲突,监狱管理与社区矫正存在着相互脱离的现象。通过对中、美社区矫正执行主体进行比较研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完善社区矫正执行主体提出对策：制定社区矫正法,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将其与监狱法等进行整合,以确定刑事执行法;构建以司法行政机关为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法律制度模式;设立专门的假释委员会。     

论社区矫正与刑罚制度改革

社区矫正是矫正机构将罪犯放在社区里进行矫正教育,在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矫正教育罪犯的新型矫正方式。从目前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实践来看,现行刑罚制度还难以适应社区矫正工作快速发展的需要。改革与社区矫正相关的刑罚制度,是保证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犯罪构成视野中的社会危害性概念

在犯罪论体系中,社会危害性应当作为犯罪概念和犯罪构成共同研究的范畴。考虑到我国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有必要在认定犯罪的过程中单独设立社会危害性这一实质评价层次,从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角度进一步紧缩犯罪圈,以平衡入罪与出罪的双向机制,兼顾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社会危害性理论应当包括罪量因素、正当行为和司法裁量的排除社会危害性事由3项具体内容,并且可以栖身于犯罪客体内,从而包容在整个犯罪构成框架之中。     

反恐刑法立法:挑战与回应

我国的反恐刑法立法具有前置性、抽象性、复合性和片断性特点,分别对刑法谦抑主义、法律专属主义、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以及司法判断方法提出了挑战。不应当以既有刑法理论对反恐刑法立法一味地进行批评,而应当依据反恐刑法立法的特点对既有刑法理论进行适当调整,使其为反恐刑法立法的正确适用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刑法谦抑主义应当从立法论回归解释,为出罪判断提供理论基础;法律专属主义应有例外,把地方性反恐法规作为恐怖主义犯罪司法判定的重要依据;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应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刑法与行政法及地方立法之间的有效合作;同时,应当超越"在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建立"在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     

刑事错案救济机制研究--中国版“无辜者计划”探微

刑事错案的相继发生使司法公信力和法律权威受到了挑战。错案发现的偶然性远远大于必然性，通过申诉、抗诉启动再审程序纠正的情况少之又少。反观起源于美国的“无辜者计划”，它致力于主动发现无辜者被判有罪的案件并代理无辜者进行诉讼，摆脱了被动接受司法机关纠错的模式，作为一种新的救济途径为错案救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中国版“无辜者计划”已开始发展并逐步接手一些错案。由于处于萌芽阶段，中国版“无辜者计划”仍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如在刑事司法鉴定和错案复查方面。因此需要借鉴域外错案救济经验，从而完善这一错案救济机制。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现状及问题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执行方式,逐渐被西方国家普遍接受和采纳。在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也正逐步有序开展。在我国司法制度史上,存在“重刑主义”传统,普通民众对犯罪人权利认识不足,使得作为舶来品的“社区矫正”注定要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如果不结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一味盲目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势必会带来反作用。在当前情势下,社区矫正工作应统筹规划,稳步推进。     

我国社区矫正的正当化根据及实现

和谐社会的理念不仅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推进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而且也使社区矫正在我国真正成为了一个"本土性"问题。作为一个新兴事物,社区矫正在我国存在的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等问题,直接影响着它的发展前景,而准确把握其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有针对性地予以改进和完善,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我国社区矫正模式的省思与完善

社区矫正在我国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其适用规模应与现实国情相适应。在社区矫正本土化的实践中,"过柔"的感化做法损伤了社区行刑的惩罚性质。在立法模式上,社区矫正宜采取"先下后上"的路径,并应引入社区矫正官制度。我国尚欠缺发达的社区模式与成熟的社区构造,故社区矫正不宜无限制地扩张适用。目前,社区矫正面临精细化与程式化的技术要求。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实为相辅相成的关系,两种矫正方式应力求实现互动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