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国际标准——以食品法典委员会为视角

食品法典委员会是国际上影响最大的食品标准化组织,自1993年开始讨论转基因食品标识的议题,直到2012年初仍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同的国际标准。通过对其食品标识分委员会形成的7个文本草案进行比较,发现在强制标识上存在致敏性和实质不等同的相同,存在是否强制标识、阀值、豁免和执行的不同;食品法典委员会不能形成国际标准的内部原因是在转基因食品上科学无定论、利益集团分歧严重,外部原因是食品法典委员会与WTO过于紧密的联系。提出食品法典标准关于转基因食品标识国际标准的发展方向:转基因食品标识标准应是原则性的和宽松的。     

论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的立法规制

受新冠疫情与极端气候叠加影响,全球农业生产遭受重创,各国纷纷限制农产品出口,一场世界范围内的食品危机山雨欲来。基于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正由流通环节向生产环节蔓延的判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推进生物育种技术列为重点发展方向,被业界普遍解读为重启转基因产业化的信号。十多年来,我国转基因产业发展缓慢,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相关标识立法的不科学,从而导致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较低。因此,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标识立法经验,为转基因食品构建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将有助于我国把粮食安全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基于转基因食品争论的公众风险认知研究

为了全面客观地了解转基因食品争论是否会对公众风险认知产生影响以及产生影响的根源,利用我国6个城市较大规模的随机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认知主要集中在健康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上,转基因争论对公众的风险认知差异存在显著的影响;公众的受教育程度、对转基因食品争论、对转基因食品知识的了解程度显著影响其健康和生态环境的风险认知;而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缺乏沟通的程度、转基因食品本身的不确定性、食品问题的敏感性仅显著影响其健康方面的风险认知。据此,提出了从加大对转基因食品的宣传力度、搭建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交流平台以及建立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机制等方面的建议。     

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可信度研究：鲁省调查

根据山东省城市居民入户调查数据,辅之以访谈的方式,对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可信度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信息的需求度较高;渠道接触和渠道依赖之间具有强烈的一致性,但是,渠道依赖并不等于渠道信赖;受众对大众传播渠道可信度评价整体偏低;整体上受众的人口学变量对渠道可信度评价影响不大;个人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信息传播渠道对转基因食品的总体态度的判断基本是一致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满意度一般.     

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可信度研究:鲁省调查

根据山东省城市居民入户调查数据,辅之以访谈的方式,对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可信度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信息的需求度较高;渠道接触和渠道依赖之间具有强烈的一致性,但是,渠道依赖并不等于渠道信赖;受众对大众传播渠道可信度评价整体偏低;整体上受众的人口学变量对渠道可信度评价影响不大;个人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信息传播渠道对转基因食品的总体态度的判断基本是一致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渠道的满意度一般。     

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的伦理辩护

转基因食品有着潜在危险，对其实行强制标识的要求与日俱增，但是，一些生产商、销售商往往又拒绝这一要求。有鉴于此，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不得不寻求伦理辩护。从尊重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权、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以及维护消费者的健康权出发，履行这些责任应当是其基本的伦理基础。     

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的伦理辩护

转基因食品有着潜在危险,对其实行强制标识的要求与日俱增,但是,一些生产商、销售商往往又拒绝这一要求.有鉴于此,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不得不寻求伦理辩护.从尊重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权、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以及维护消费者的健康权出发,履行这些责任应当是其基本的伦理基础.     

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的理论反思

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看似理论依据充分,实际上,这些理论依据都只是对市面上转基因食品存在的合理性进行的事后证成。这些理论依据掩盖了转基因食品问题的争论焦点,因为人们对于转基因食品争论的根本焦点并不在于转基因食品的标识问题,而在于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能否食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公权力机关的干预应该秉持精于研究、慎于应用的原则。     

信息沟通对转基因食品公众态度的影响研究

根据霍夫兰关于态度改变的信息学习法,对信息性质(单面信息或双面信息)对公众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影响进行了控制实验。结果表明:信息性质对公众关于转基因食品态度影响显著,但不同信息性质的影响不同;肯定信息作用下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偏向积极,否定信息作用下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偏向消极;否定信息对公众态度影响效果比肯定信息更加显著,双面信息作用下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偏向于消极。基于此,提出构建转基因生物风险信息沟通平台时,应充分发挥专家、政府和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有效整合传播渠道,科学选择传播信息,以助于公众形成对转基因食品的理性态度。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期望的实证分析

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是规范和管理转基因食品的重要手段,对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北京、上海、苏州、武汉、重庆、深圳6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建立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标识态度和管理期望的理论模型,运用Spss17.0软件对可能影响消费者的因素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消费者个体特征、风险感知、信息可信度以及消费偏好等因素显著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态度和管理期望。由此,提出完善转基因食品标识管理制度的建议：坚持实施强制性标识制度;适时调整转基因标识管理制度。     

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的合理性和意义分析

从公众和科学家之间的鸿沟(社会性距离)在加大、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特大风险等现实性背景,及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的合理性前提,即杜兰特认为科学日益进入公众的社会生活、公众有权对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自由发表意见等,并认为存在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的意义,这三个方面研究了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评价的问题。     

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的冲突与协调

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囿于缺乏统一立法,地方立法监管无序,标识制度难以落实。基于立法体制特征与立法文本呈现,审视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体系,转基因食品标识中央立法分散、相互交叉冲突;转基因食品标识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规定和立法精神相违背。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矛盾丛生的主要根源在于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理念不一,立法权限划分模糊,地方立法保护主义滥用,国家立法监督制度缺位,制约了立法效果的实现。借鉴美国统一标识制度安排及其协调立法冲突的经验,进而立足本土需求,消解我国标识立法冲突之虞,中央立法应尽快制定统一的转基因食品具体标识规则,完善立法监督制度;地方立法应坚持“不抵触原则”,提升立法质量,实现保障食品安全、保护市场主体权益的立法价值目标。     

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调查与分析——基于湖北省的问卷调查

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态度是我国政府进行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基于湖北省的问卷调查,分析了我国公众对转基因技术／食品相关概念和基本知识的认知与判断,探讨了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评价、购买意愿、商业化及其各种效益的看法。主要结论：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知识的认知程度不高,性别和成长环境对其认知程度影响不大,而不同文化程度和职业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与风险评价不是对等的;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的支持态度略大于反对的态度,职业对商业化的态度影响较大;公众更关注转基因食品的健康效益和生态效益,公众文化程度对效益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中美公众的转基因态度差异及公众质疑转基因原因探析

转基因是世界范围内的热点话题,在中国这一争论又变得更为复杂。本研究通过平行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比了中美公众对转基因的态度差异。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公众自认为了解转基因的仅为26%,低于美国的40%。只有17.8%的中国公众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低于美国的39%。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公众质疑转基因的原因,研究梳理总结出14个转基因负面传言,涵盖了食品安全、科技进步、环境保护、社会公平、政府透明、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结果显示：这些传言在公众中均具有一定的知晓度和认可度。其中,65.9%的公众都认同传言“很多大型国际活动（奥运会、世博会等）都禁止提供转基因食品”,45.3%的公众都认同传言“美国孟山都公司毁灭中国大豆产业,转基因是巨大的阴谋,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生物武器”。由此可见,转基因争论已经超出了科学范畴,不能单纯依靠科学来回应公众质疑,科学传播的内容也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     

我国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存在的问题及其出路

转基因食品的各种争论和分歧,归根结底是社会评价问题.公众作为社会评价的重要主体,参与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我国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存在以下问题：社会评价主体在观念上认识不足,社会评价机制不合理,公众参与面临语境困境,公众参与的有效渠道明显不足等.为了解决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的不足,必须提高评价主体的观念认识,完善转基因食品的社会评价机制,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完善对话的语境,拓展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渠道,促进转基因食品的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论我国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障

大多时候,我们的恐惧不是新事物本身,而是"不知情"。对于转基因食品这种科技含量高的新产品,其引发消费者普遍关注的最主要原因是其标识不清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当然,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和检测评估体系不完善、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的机会少,也是公众对转基因食品产生恐惧的原因。我们应在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欧盟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相关经验,健全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和检测评估体系、加强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管理、强化政府信息披露力度和公众参与机制,从而更好的保障我国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的知情权。     

公共权益合理避让问题评议——以新闻传播的视角

公共权益避让是现代司法的重要理念，新闻传播活动中也涉及到公共权益的避让问题。公共权益的合理避让会促成社会诸权益的关系和谐，达到司法保护的平衡，进而实现社会民主与公正。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公共权益的避让应注意遵循长远平衡、定时平衡和弱势保护的原则，以达到公共权益避让的良好效果。     

媒体时代与公众信息传播

公众信息是为维护公众利益,实现公众需求的信息。它是一种公共的信息资源体系。公众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是动态的过程,多种因素参与其中,而典型媒体构成的相应媒体时代对公众信息的影响极大。分析传统媒体、新媒体以及自媒体三个典型时代公众信息的传播特征,对于探讨公众参与信息全过程,并将之推向平等化透明化的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欧盟转基因食品法律制度的背景探析

欧盟的宗教传统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传统食品的改造不可接受,“政教合一”的模式使得其宗教信仰成为公共政策得以表现;欧盟的伦理价值观使得欧洲国家宁可忍受国家失业率的增长,也不对转基因技术放宽限制;欧盟的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导致欧洲国家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规定存在较大漏洞;出于经济利益的角度,欧洲国家也往往通过对转基因食品的管制设置贸易技术壁垒。因此,一直以来,欧盟基于其宗教、伦理、法律传统和经济等多方面原因,对于转基因食品采取严格的法律制度进行管制。     

美欧日转基因食品监管法律制度分析及启示

转基因食品监管既关系到转基因食品产业的发展,也与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息息相关。目前世界范围内转基因食品监管主要存在三种法律制度：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转基因食品监管制度。通过对美、欧、日转基因食品监管原则、监管主体、标识制度等的比较分析,了解三种制度存在差异的原因,从而得出启示：我国在转基因食品监管时也应立足我国利益保护,从我国传统文化和民众观念的实际出发,选择合适的监管模式,进行适度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