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化与个人劳动收入：外部性视角

在市民化的推进过程中,身份由非市民转变为市民的这部分人群无疑会受到直接影响,与此同时,原先就已获得市民身份的和至今尚未获得市民身份的两个群体也会受到或正或负的外部性影响。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对市民化的外部性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推进市民化,给更多的非市民以市民身份和待遇,不仅不会损害其他劳动者的收入,相反会产生正向的外部性而使他们从中获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区市民化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个人劳动收入平均将增加3.8%,其中,至今尚未获得市民身份的非市民的劳动收入将增加2.5%,原先的市民将增加5.7%。     

征地满意度、非农就业与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探析

基于征地项目、征地程序和征地补偿三个层面研究了征地满意度因素对失地农民非农就业及市民化程度演变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SEM模型对长三角地区858户失地农民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失地农民征地满意度的提高,对促进其市民化程度提升具有积极意义,其中非农就业发挥了显著中介效应;进一步比较发现,规范有效的征地程序与就业贡献度高的征地项目,有利于提升失地农民总体征地满意程度和非农就业水平,进而对其长期市民化能力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相比而言,现阶段单纯货币化征地补偿政策的就业促进效应不明显,其对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贡献"本质属于短期收入增长所致,而长期效果并不确定。     

农业转移人口的构成类型、地域特征与市民化意愿

从农业转移人口构成类型、户籍地与迁入城市的视角,分析了市民化意愿的状况及资本要素禀赋对其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总体不高,个体工商户、省内户籍、迁入特大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更加愿意成为市民。经济收入高、消费节制、户籍影响小、社保参加度高、机关单位熟人数多、公共文体参与度高、年龄小和女性等特征对市民化意愿的总体影响为正向,但不同群体间可能存在一些具体差异。分析认为革除体制弊端、提升资本存量、关注分层需求、因城施策是提高市民化意愿的有效渠道。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安徽省280份调查数据

基于安徽省26个县280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目前身份认同、市民化意愿的卡方检验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市民身份的认同率普遍较低,市民化意愿弱,文化程度和社交情况与其身份认同关联度高。进一步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发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身份认同和对现状满意程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政府部门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知识学习和技能培训,维护其劳动权益,提高其整体满意度。     

农业转移人口转户意愿的影响因素与现实诉求研究——来自重庆的调查与分析

本文以重庆为例,采用经济理性选择理论,对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愿、制约因素与现实诉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7．65％的农民愿意转户市民化;子女教育不再是影响农民市民化的因素,年龄、职业类型、城市房价、农村建房价格是关键影响因素,通过影响转户收益,继而影响转户意愿;获得更高的收入、提高土地补偿、接受技能培训、降低生活成本是农民主要现实诉求。     

个人、产品、情景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消费者矛盾态度研究

消费者的矛盾态度具有不稳定性,然而学术界对多因素共同作用下消费者矛盾态度变化的系统性研究仍然匮乏.从个人因素、产品因素、情境因素三个方面分别选取初始矛盾态度类型、产品涉入度以及参照群体认同度三个指标,采用2×2×2混合实验系统分析了多因素作用下消费者矛盾态度的变化情况.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低矛盾者矛盾态度变化趋势不同;群体认同度及产品涉入度均对消费者矛盾态度变化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群体认同度及产品涉入度的交互对不同类型消费者矛盾态度变化的影响并非单因素分析结论的简单叠加,而会涌现出更为复杂的现象.     

基于可行能力的失地农民市民化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从森的可行能力视角探讨了失地农民市民化发展的能力属性,进而构建包含多维可行能力的失地农民市民化测度体系及其影响因素的SEM模型;在此基础上,对苏南地区482户失地农民调查样本作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样本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总体处于偏低水平,其中经济能力和发展能力不足的瓶颈效应尤为突出;农民个体人力资本、征地补偿、社区扶持和公共服务等因素对提升失地农民市民化能力具有积极意义,而人力资本变量发挥了部分正向中介效应。     

农民工务工收入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上海市993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基于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2018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的993份样本数据,研究了上海市农民工务工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职业资格证书拥有情况以及工作经验对农民工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拥有党员身份的农民工比未拥有党员身份的农民工收入高;男性农民工的务工收入要显著高于女性;有配偶农民工的收入要显著高于没有配偶的农民工;农民工的年龄与收入呈“∩”曲线变化。基于结论,认为应该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资;第二,应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第三,要消除企业制度和社会观念中对农民工性别的歧视。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失地农民美好生活的影响因素

“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需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通过对241名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调研分析,发现失地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受到家庭经济收入、社会保障制度、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状况、社会支持网络、乡土情结及身份认同的影响,而身份认同在家庭经济收入和乡土情结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发挥了积极的中介效应。市民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和缓解因经济收入低、乡土情结浓厚对生活满意度的消极影响。建议城镇化建设中应注重提供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保障,并从心理层面推进失地农民的市民身份认同。     

农地流转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了吗? ——基于CFPS的微观证据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倾向值得分匹配法,探讨农地流转以及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对比农地流转前后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可知,整体上农地流转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②考虑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农地转出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相反农地转入缩小了农户收入差距;③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我国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农地转入行为和西部地区的农地转出行为将缩小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收入效应,农地转出的收入效应比农地转入的收入效应更为显著,另外通过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发现,忽略内生性问题将导致系数被低估.基于此,面对"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在"三权分置"制度安排下,建议全面推进土地流转以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发挥好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调节作用,注重提升低收入群体的非农就业竞争力,以缩小我国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797位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本文通过对全国797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统计方法,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性别、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遇到困难求助城市市民的数量、主要交往对象以及社区参与情况7个变量对市民化的实现影响显著,其中月均收入、受教育水平、打工时间、求助人数与社区参与情况与市民化的实现呈正相关,性别变量中男性农民工市民化的倾向比女性更大,主要交往对象越是以城市居民为主,越有利于其实现市民化。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角度提出了相应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进程的对策。     

“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析——基于粮食主产区3省10县的农户调查

基于粮食主产区山东、河南和安徽3省10县的调研数据,通过PSM模型和基尼系数的测算,综合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从收入水平来看,土地流转提高了农民的总体收入水平,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比未参与的农户高26.11%;从收入结构来看,转入户的农业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转移性收入显著降低;而转出户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显著降低;转入户和转出户的非农务工收入均没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收入差距来看,土地流转加剧了农户内部收入的差距,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基尼系数较流转前分别提高了49.83%和24.93%。由此说明推进土地流转是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一个新途径。     

基于三维虚拟环境的机器人运动学分析与轨迹规划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主要包括就业意愿、生活意愿、定居意愿、户籍意愿和身份意愿。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包括农民工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在职培训、技能水平在内的人力资本,通过就业效应、融合效应、保障效应和学习效应,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包括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广度、网络深度、网络资源三方面内容的社会资本,通过信息效应、信贷效应、心理支持效应等多种机制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重要影响。需要通过提高技能水平、加强在职培训、提高健康水平、提高受教育程度、优化年龄结构等措施,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通过增加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深化网络深度、扩大网络广度等措施,提高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     

大中城市城郊失地农民的现状调查分析（I）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社会主体层面上直接表现为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嬗变和转型。基于此背景，结合对某地区失地农民的120份调查问卷分析，从失地农民主体角度探讨他们对失地农民这一强制性身份的认同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工作和收入、城市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等3个因素最终影响着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其中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工作和收入、城市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对失地农民身份认同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且由大到小影响着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上海市X区为例

基于人口迁移的选择性理论,采用抽样调查及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从个体特征、经济、心理和社会因素的角度,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不是很明显;在诸多影响因素中,年龄、城乡收入差距、城市生活满意度、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和组织支持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有显著影响。     

中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2014—2018年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中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较前几年有所减弱,仅有36.6%的流动人口愿意在流入地长期居留;户口性质、受教育程度、住房支出、收入、就业身份和流入地区域是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显著影响因素,受教育程度越高、平均每月住房支出越多、平均月收入越高、年龄越大的流动人口越倾向于长期居留在流入地。依据分析结果提出完善流动人口管理的相关建议,即发展区域经济,提高对受教育程度高的流动人口的关注度,加快流动人口管理的规范化、信息化建设等。     

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思考

抛开社会因素,就农民工个人而言,市民化需要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是市民化意愿,二是市民化能力。前者是主观条件,后者是客观条件并且是最核心的条件。市民化能力是指农民工跨越市民化门槛(即市民化成本)的能力,主要反映的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农民工收入和市民化成本是决定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两大因素,因而提高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必须从这两处着力:一是多渠道增加农民工收入——通过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通过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以提高农民工财产性收入。二是多途径降低市民化成本——通过完善户籍、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以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入户、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养老等成本;通过创新维权机制,以降低农民工维权成本。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劳动者议价能力与劳资收入分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选取6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采用双边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从微观视角研究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劳动合同和工会身份等因素对劳资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表明：国有企业职工相比非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议价能力,从而获得了较多的生产剩余;劳动合同、工会身份对于提高劳动者议价能力具有正效应,且对低收入劳动者比中高收入劳动者的正效应更加显著。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应从根本上增强劳动者议价能力,就对策建议而言：国有企业要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非国有企业应更注重保护劳动者权益;构建普遍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的长效机制;强化劳动合同法实施力度,建立有利于劳资合作共赢的工会机制。     

决策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来自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证据

基于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农户调研数据,分别运用经济学模型、逻辑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解释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分析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并检验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户主文化程度、土地经营面积、农业劳动力人数、政策认知和产权认知对农户转入土地从事规模经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年龄、经营类型、养老保险和政策认知是农户转出土地从事非农活动的主要诱因。土地转入和转出均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与非流转户相比,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家庭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2.74%和7.57%。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在转入户和转出户之间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前者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家庭增收的贡献率分别为62.87%、26.24%、9.05%和1.84%,后者的贡献率分别为-52.41%、86.99%、25.09%和40.33%。由此提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政策建议：提高土地产权制度激励效应、培育农村多种新型经营主体,并针对不同经营类型的农户采取多元化的农地流转和劳动力扶持政策。     

农户林地林木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农户通过“确权到户”获取林地的使用权和林木的所有权,也获得将林地林木资源作为资产性资源予以转出获取收益的权利。农户林地林木转出行为不仅关系到其林业收益能否完好实现,还关系到林业生产能否实现规模经营。本文以江西省为例,在对2个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县的12个行政村抽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二分类Logistic模型,定量分析了农户林地林木转出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农户对现行流转及生产制度安排的认知程度、农户非农收入比重、农户林业生产时间、农户上学子女数目均对其转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文章最后提出加强宣传,提高农户对现行制度的认知程度;加强引导,提高农户自主经营能力;完善制度,保障农户的林业收益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