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对北京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研究了农民工留城定居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城;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城;单身的要比已婚的留城意愿高;配偶在城市的要比两地分居的高;流出地越穷的地方,留城意愿越高;自我阶层认同越高的,越倾向于留城。     

影响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分析——基于云南藏区的问卷调查

近年来,云南藏区已有农民进城务工,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的市民化,影响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是制约城镇化进程的直接原因。为了分析影响云南藏区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本文以对迪庆州香格里拉县与德钦县413位返乡过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为基础,客观描述和分析了影响云南藏区农民工进城定居的因素: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进城定居的意愿更强;就业单位的稳定性,对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就业单位提供五险一金的状况,也直接影响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愿;城镇配套设施及劳动力吸纳能力也影响该区域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意愿,等等。进而提出了大力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督查;创新体制机制,提升进入能力,降低进入成本;统筹规划,促进产业开发与新型城镇化的良性互动等对策建议。     

农民工定居城市倾向的经济学分析

为了探讨促进农民工定居城市成为市民和提高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道路和途径,对比农民工的城乡生活成本和收入,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对农民工选择移居城市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城乡生活成本的差距和城乡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农民工定居城市成为市民的倾向;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决定着返乡农民是否能够坚持已经形成的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分析结果表明,有效地控制城市生活成本的增长、提高农民工务工收入、促进返乡农民从事高附加值农业生产将决定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和质量。     

农民工定居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调查发现,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并不十分强烈,反映出定居决策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农民工定居决策主要受务工收入影响,但也受制于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和个人特征因素。     

农民工市民化待遇期盼及意向分析

本文基于河南省569份城镇务工农民工调查数据,全面系统分析了农民工在市民化待遇期盼、市民化意愿和定居城镇类型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并由此得出教育、就业和医疗保险是进城农民工最希望获得的市民化待遇,在城镇务工时间较长、文化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强烈的市民化意愿,他们最希望定居的城镇类型是县城或县级市。据此,笔者提出了尊重农民工需求和市民化意愿,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重点加强中小城镇建设,完善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导就近就地市民化的若干政策建议。     

乐业才能安居——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质量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男性农民工,对高学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低学历农民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通过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和住房质量,进而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农民工所获得公共服务正向调节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建议通过提高就业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增强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     

家庭禀赋、住房选择与农民工迁移意愿

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家庭禀赋和住房选择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家庭禀赋对其城市迁移意愿具有显著且重要影响。第二,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经济水平越高,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越强;家庭社会资本考察中,依靠自身能力寻找工作机会、积极参与流入地各项健康教育活动的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更强,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距离越近的群体社会资本积累越多,更倾向于城市迁移;参与城市社会保障类型越丰富,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风险应对能力越强,迁移意愿会更强。第三,住房选择层面,在流入地购房、通过市场租赁住房和居住政府保障住房的农民工群体居留意愿强于集中居住于单位宿舍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出地购房会抑制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结合经济资本的考察,家庭住房支出在家庭支出结构中占比越大,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会更强。     

县城农民工居住环境调查分析

县城作为中国城镇化推进的重要单元越来越受到重视,县城农民工的居住环境与城镇化的推进紧密相关.对辽宁省五个县城调研发现,以县城农民工居住环境为调研数据,采用县城人均GDP和人口密度两个指标衡量县城差异,采用居住质量、人均居住面积和邻居类型三个指标测度居住环境,运用最小二乘法模型和Mlogit模型对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县城经济实力越强,农民工居住质最越好、人均居住面积越大、同市民混居的概率越大;县城人口密度越大,农民工居住质量越差、人均居住面积越小、同乡聚居的概率越大.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县城应注意人口密度扩张的强度,保障和改善农民工在县城务工的居住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促动因素分析

运用分类比较法、问卷调查法和个案访谈法分析促动因素。从外出务工动因、离职动因和返乡动因三个方面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的促动因素进行排序。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受工资性收入、自我发展,具体的主观诉求实现程度、家庭迁移成本等多重因素影响。需要在职业技能培训,企业用工模式、工作环境、管理体制,城市融入和定居的社会管理制度上不断改进和创新以适当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     

教育能够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吗?——基于CHIP外来务工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外来务工住户数据,考察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比较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代际差异。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表现在教育能够提高工资、降低工作时间、提高稳定性和改善福利;接受职业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但不同类型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教育更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务工距离和工作获取方式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一定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也存在代际差异。提出政府部门应重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     

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研究述评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主要任务,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是影响农民工迁居的关键环节。从农民工迁移定居的基本事实、理论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以及影响农民工定居的因素等几个方面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文献回顾表明,进城农民工中近四成定居城市意愿强烈,三成左右在定居与返乡之间摇摆;定居意愿研究呈现多学科交融态势,Logistics类回归分析是主要定性分析工具;影响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因素可归结为经济、社会、制度、心理等诸多方面,其中非经济因素重要性在逐渐上升。采用纵向面板数据,提高全国代表性城市调查数据利用效率,多角度引进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研究方法和视角,以家庭为主要分析单元是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     

农民工城镇居住状况及定居能力研究

在北京和深圳655名农民工调查数据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课题组2001年对6232名农民工的调研数据基础上,本文对农民工在城镇的居住状况、定居意愿和能力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城镇中住房水平总体偏低,群体内部居住条件出现分化;农民工聚居区域形成城镇社区的“边缘居住格局”;农民工有较强的进城意愿,其工资水平虽然在不断上升,但他们依然不具备进城定居的能力;住房问题阻碍了农民工进城意愿的实现;受户籍制度、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等限制,当前城镇保障政策并未惠及农民工.为此文章提出三点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安徽625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51.7%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定居在中小城镇,性别、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耕地是否流转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重要因素;而年龄、工作稳定性、配偶的务工地点、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因素则无显著影响。据此提出了加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加快土地流转等推进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保障性住房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来自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证据

住房是农民工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安身立命之所,而建设保障性住房(简称“保障房”)是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关键举措之一.在此背景下,结合最新的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居住在保障房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仍然偏低,意味着针对农民工的保障房建设依然任重道远.第二,相比于租房,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加入其他解释变量后,结论保持一致.考虑到模型中潜在的选择性偏误,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反事实框架加以纠正,并通过逆向概率加权法、逆向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法、调整变量衡量方式等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第三,保障房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相比于90后农民工,保障房对80后农民工的影响更明显.由此,提出要发挥保障房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作用,应当突出保障房建设的多样性与差异化、优先考虑就业居住超五年和80后农民工等方面实施更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制度改革举措.     

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上海、广州、深圳724份调查数据

基于上海、广州、深圳724份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考察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在农民工个体及务工特征变量中,性别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一定影响,文化程度和务工收入影响显著;在城市融合因素中,参加社会活动、与同事和朋友的关系、与本地人和邻里的关系及本地人对农民工的友好态度均正向影响显著。婚姻状况、代际差异、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城市居住时间及自我认同状况影响不显著。     

农民工维权行为选择偏好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武汉市1120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从维权行为的暴力性和公开性程度两个维度测量,农民工维权行为偏好具有非暴力性、非常态公开性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等政治信任水平的农民工选择一般公开维权行为的可能性最大;农民工维权行为的暴力性和公开性程度均与文化层次呈正相关;建筑业农民工比其他行业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一般公开维权和非暴力维权;务农经历和环境会使农民工维权行为更倾向私下维权;良好的居住环境会降低农民工维权行为的暴力性程度;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农民工闹大维权的可能性也就越低。据此,政策制定者应疏通既有体制内农民工维权渠道,加大对特定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管理力度及农民工的组织化管理力度,并做好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工作。     

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是研究农民工就业的核心之一,备受关注。从实际调查的566个农民工数据出发,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技能专长、外出务工年限、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技能培训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就业能力,即年龄越大、技能水平越高、外出务工年限越长、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以及接受技能培训有助于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高;而性别、受教育程度、村域经济发展水平、母亲受教育程度、养老负担和政府推荐就业等对农民工就业能力没有影响。     

直面新生代农民工

随着外出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并且在整个经济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和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研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基本特点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2)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多数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工作勤奋,仍是吃苦耐劳的一代。(3)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     

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资本与农民工的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要经历三个步骤:从事非农职业、在城市定居、融入城市生活,据此农民工实现向市民的转变至少要承担以下成本:一是城市最低生存成本,二是转移成本,三是对更好生活预期的补偿成本.只有在有能力支付这些成本并取得一定的收益后,农民工才有机会真正留在城市,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因此,可以说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是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基础.而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能力又是由其所具有的城市生活资本所决定的.城市生活资本包括权利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农民工的权利资本来源于现行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分析农民工城市生活能力的宏观制度环境条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是个体获得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致性因素,也是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重要指标.     

回流农民工就业存在“走廊效应”吗?——基于辽宁省回流农民工的调查

基于辽宁省回流农民工的微观调查数据,构建其就业选择的计量模型,以验证回流农民工就业是否存在"走廊效应"。研究发现:回流农民工就业存在一定程度的走廊效应,回流前从事高技能工作者(包含销售和办事人员),回流后从事低技能工作的概率降低24.2%,而从事技能型工作的可能性增加26.1%。在城市务工中从事小摊贩或有固定店铺小业主职业者,回流后成为自雇者的概率增加34.3%;家中土地数、培训状况和回流地点对农民工体力劳动类就业影响显著,受教育程度、家中土地数、培训状况、回流地点和居住偏好对其技能型职业选择影响显著,居住偏好、培训状况、家中土地数和回流地点则对自雇职业选择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