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支农资金配置效率

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仅关乎财政的绩效评价,而且与农业的健康发展密不可分,更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结合财政绩效管理的重要评价维度——财政透明度,基于2008～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上海财经大学公布的省级财政透明度报告对财政透明度进行测度;采用静态面板回归方法,利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对财政支农资金效率进行分析;利用混合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农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省级财政透明度整体水平相对不高,但财政透明度逐年递增;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尚未达到最优,且财政透明度对于财政支农资金的配置效率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研究认为,应进一步提高“阳光”意识,提升省级财政透明度水平,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综合评价制度,提高财政支农资金配置效率。     

中国财政支农资金结构效率研究——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分析中国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结果表明财政支农资金效率不断下降，其原因在于相对规模逐年下降。各部分的效率分析表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效率最低，其次是“农业科研三项费用”，再次是“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大型基本建设的外溢性较强、多环节资金的流失以及农业科技三费中“产、学、研”相脱节是导致资金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应“加大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规模”、“规范支农资金管理”、“优化财政投入结构”、“调整财政农业基础设施的内部结构”、“增加农业科技投入”等建议。     

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对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基于中国1952-2009年的经验验证

粮食作为农业生产以及人民生活的一种特殊商品,其生产安全和价格稳定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也是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政府的经济政策干预是防止粮食价格剧烈波动、维护粮食生产安全的重要手段。本文以我国1952-200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粮食价格除受通货膨胀、粮食产量、劳动要素投入、汇率等传统因素影响外,国家的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也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效应。基于此,本文最后对稳定我国粮食价格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基于我国省域面板数据的金融生态效率评价

文章运用DEA方法核算了我国30省区金融生态超效率值,综合评价了我国各省区的金融生态效率,并进一步以Malmquist指数分解法对各省区金融生态低效率原因进行解析。研究表明:整体上我国金融生态效率偏低,且省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别,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一是金融体系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二是金融业一味追求规模的扩张却忽视了技术的改进和创新。     

地方政府债务、金融稳定与政府支出效率的互动效应——基于2009-2018年省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分析

使用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探究地方政府债务、金融稳定与政府支出效率3者之间的互动效应。运用DEA测度省级政府支出效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将3者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3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张会显著降低金融稳定性水平,而金融稳定性的下降会使政府支出效率下降,进而导致政府债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张。进一步划分不同区域探究3者间的关系,东部地区金融稳定对政府支出效率存在非线性影响,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债务对金融稳定存在非线性影响,但3者间的交互关系依旧成立。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户生产投资对农村劳动力外流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农村劳动力外流过程中,财政支农支出和农户生产投资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成本,顺畅农村劳动力流动通道。变革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革效率,引导农业生产性服务专业化发展,推动农户从生产管理走向经营管理,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吸引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结合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理论分析假设,进一步分析发现,支持力度、线块整合等提高了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劳动力外流的促进作用,与农户生产短期投资较高的互补性提高了两者耦合效应对农村劳动力外流的促进作用。优化中央地方两级财政支农结构,引导农业生产性服务专业化发展,建设管理经营性农民队伍,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     

中国服务业效率研究——基于2004-2009年的面板数据

应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2004—2009年的服务业效率进行探索性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我国服务业运营效率有正的影响作用,而政府支持并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我国服务业综合技术效率水平较低,但从变化情况看,其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规模效率值在逐年增加;服务业效率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即东部地区效率最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差。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省域循环经济效率评价与创新研究

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循环经济也成为国际社会广为推崇和实践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对循环经济、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概述的基础上,文章分析循环经济利益相关者之政府、企业、公众的博弈行为,运用DEA-BCC模型对中国30个省区市的省域循环经济效率进行评价,结合Malmquist指数考察各个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及其分解情况,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优化政府监管机制为前提、以完善企业责任机制为核心、以健全公众参与机制为保障的我国省域循环经济的创新发展机制。     

金融深化与区域创新效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区域创新效率用创新的投入产出比衡量了一个地区的综合创新绩效,其影响因素存在多个方面。金融深化是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为研究各国金融深化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相互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作者首先借鉴多投入与多产出的DEA方法测算了80个国家的区域创新效率,然后使用Tobit模型对2011—2018年80个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深化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金融深化的提升,其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将从"抑制"效应向"促进"效应转变。这是因为金融深化较低时,风险贷款和信用贷款发展滞后、风险投资渠道不完善以及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不健全导致多层次、立体化企业融资融券功能落后,从而抑制企业的创新效率。而金融深化较高时,风险投资渠道逐步完善、企业融资成本低、金融市场和金融结构完善,从而促进企业创新效率。研究还发现,各国经济水平的不同也会导致各国金融深化和区域创新效率有显著差异。作者将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发达组和欠发达组,分组研究发现,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效率具有选择效应,即金融深化对欠发达国家创新效率具有"U"型曲线特征,而在发达组则不存在这种效应。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完善,风险投资渠道畅通无阻,金融深化提升区域创效率的影响不再呈现"抑制"效应。而在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正处于发展和完善的阶段。对于完善的金融市场和金融结构的部分,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是"促进"效应,而对于不完善的部分,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是"抑制"效应。为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作者运用了滞后项检验、替代变量检验两种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具有稳健性,即随着金融深化的提升,其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将从"抑制"效应向"促进"效应转变。因此,政府部门应该正确认识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效率的作用,完善创新体系,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兼顾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发挥金融深化对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推动金融体系更好适应新时代创新需求,以此来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利用金融深化提高创新效率的发展中国家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R&D国际化水平及效率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在华设立研发机构 ,中国 R&D国际化水平逐年提高 ,但东部地区相对较高 ,中西部地区普遍较低。通过衡量中国各地区 R&D国际化的水平和效率、考察不同区位因素借由影响 R&D国际化效率而作用于 R&D国际化水平的机理 ,发现 R&D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技术效率指数较高 ,技术进步指数较低 ,相反 ,R&D国际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技术效率指数较低 ,技术进步指数较高。并且 R&D国际化效率对 R&D国际化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 :市场规模越大、接收的外商投资越多、自身 R&D资源越丰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高的地区 ,技术效率对 R&D国际化水平的贡献越明显 , 反之 ,技术进步作用较大。     

基于EKC的省域物流行业碳排放特征——中国四省域的实证

基于EKC模型,对天津、吉林、安徽和陕西四省域物流行业碳排放特征开展实证研究.以四省域2005～2014年物流行业的相关能耗数据为研究对象,测算其碳排放量并进行EKC曲线拟合,根据EKC曲线特点,分析得出不同生态效率下各省域物流行业的碳排放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物流生态效率较高的天津、安徽省域EKC曲线基本呈现比较完整的倒“N”型;而低物流生态效率的陕西、吉林省域由于空间地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以及物流业发展程度等原因,导致倒“N”型EKC曲线特征不明显,但基本处于第二阶段,并将随着单位周转货物GDP的增加,会逐渐呈现第三阶段的特征.     

财政分权、政治晋升与土地财政 ——基于中国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研究

2020年以来,中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企业纾困、民生发展又一次成为社会热点,地方土地财政现象带来的高地价、高房价问题也引发了广泛关注。由于分税制改革尚未实现事权与财权的协调,地方政府在努力扩大财源的过程中愈加重视带来可观收入的土地财政。利用2000—2016年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地方财政分权水平对土地财政的影响。研究表明,支出分权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出让面积,说明随着支出责任增加,地方政府在竭力扩大财源;收入分权水平则会对平均地价的提高产生正向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发达的经济带来了土地溢价。同时,在晋升锦标赛的激励作用下,地方官员会更加偏向以地引资。因此,在优化土地财政运行过程中,中央需要划分好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支出责任,强化对地方财政的支持,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同时,财政支出要更加积极有为,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适度为民营经济松绑。     

中国绿色农业技术效率及其省际差异分析——基于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

基于1998—2012年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DEA模型测算中国绿色农业产出和绿色农业技术效率,并分析其省际差异。研究表明,中国农业已经初具绿色转型的趋势,除东北地区外,其他地区绿色农业技术效率均上升;中国绿色农业技术效率有所提升,但整体水平仍然低下。东部、西部、东北、中部地区效率依次递减;全国省域间效率绝对差距没有缩小趋势,但相对差距明显缩小。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各地区内省域间绝对差距均没有缩小趋势,但东部、中部地区各地区内省域间相对差距存在缩小趋势,而西部、东北地区没有缩小趋势。全国2/3的省份绿色农业技术效率低下但处于增长态势;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宁夏、新疆陷入效率低下且呈下降态势的双重困境。     

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发展:1978-2006——基于VAR模型的经济计量分析

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78--2006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农支出冲击对第一产业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财政支农支出冲击后的第十年，对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正向影响达到最大，但对其波动的贡献份额较小。第一产业增加值冲击对财政支农支出有较强的正向作用，第十年的影响最大，对财政支农支出波动的贡献较大。     

数字经济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与区域异质性研究——基于2012—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探究数字经济与工业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基于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级数据使用双向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中国工业能源效率;数字经济通过工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间接提升工业能源效率;数字经济对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研究结论为政府发展工业数字经济、强化数字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开拓能源效率提升路径的政策设计提供参考。     

金融规模、所有制结构与城镇就业容量——基于1997—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1997—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GMM),估计了金融规模对于城镇就业容量的效应,并对不同样本组分别估计,以观察地区差异。整体估计结果表明,无论以人员规模还是以增加值规模作为解释变量,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其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金融规模能够促进城镇就业,但该效应递减,超过一定临界值将转为抑制效应。分组估计结果表明,金融规模扩张的就业效应在非公有制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更明显,在非公有制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不明显,甚至表现为抑制效应。这意味着一个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对金融规模与城镇就业的关系有重要影响。为增进金融发展的就业效应,我国一方面应讲求金融增长质量,实现有序适度扩张;另一方面要深化企业改革,激励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以消除金融系统在资源配置中的扭曲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