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斡尔族人口城市化及其城市人口特点——以呼和浩特市达斡尔族人口为个案

随着我国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从偏远的农村牧区进入城市工作、生活的达斡尔族人口逐渐增多,城市人口增速加快。达斡尔族已成为我国人口城市化比例较高的民族之一。生活在城市的达斡尔族人口具有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构成多样化等一些与聚居区达斡尔族人口不同的特点。同时,城市化也带来了达斡尔族人口分散和保留发展民族语言、文化的困难,应当引起关注。     

多元宗教文化背景下的回族认同——以泉州陈埭、白崎回族为例

今天泉州晋江市陈埭镇、惠安县白崎乡及周边地区居住、生活4万余丁姓及郭姓回族,他们是宋元时期移居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后裔。由于元末战乱、明政府实施同化政策、大量回汉通婚、丁氏家族“读书入仕”等原因,这部分群体开始融入地方汉族主流文化。现在他们中90％以上人口已失去伊斯兰教信仰,但他们仍有回族认同意识。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民族识别及70—80年代重申陈埭及周边丁氏、郭氏群体为回族,曾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如何认识民族与宗教（即回族与伊斯兰教）之间关系,成为现阶段影响回族认同的一个重要问题。泉州陈埭丁与白崎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元宗教文化背景下回族认同的样本。     

语言——民俗文化的指痕

索绪尔曾说"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它的语言中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作为彰显文化特色的载体,语言在族群识别、文化认同中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作为文化本身,民俗语言又在塑造区域文化个性上承担重要角色。     

和谐语言生态:民族外语教育的文化使命思考

语言生存的环境依赖它所托的文化环境,英语在全球化过程中对中国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造成极大威胁,打破了语言生态平衡。为此,民族外语教育应以加强学生文化认同为目标,从教师、教材及外语教育政策规划方面改革来抵制文化帝国主义,从而构建和谐语言生态。     

略论滇藏茶马古道上的文化涵化——基于对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乡的田野调查

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乡地处滇藏茶马古道咽喉位置,境内居住着藏族、怒族、独龙族、白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在长期的文化涵化中,藏传佛教逐渐渗透并融合进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中,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藏族文化丛。藏族文化主导下的多元文化共存产生了融洽的民族关系,不断促进察瓦龙社会和谐发展。     

语言转换中的选择——论日据时期台湾本土作家的文化心态

20世纪初,台湾处在文学语言的迅速转换中,一方面文学语言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转换,另一方面是汉语向日语转换。作家面临着创作语言的选择,而在日本殖民强权统治和文化殖民的语境下选择不同的文学语言种类或类型则反映了作家不同的话语立场和文化心态。语言具有工具性,但语言也蕴含了深刻的民族性、区域性、文化性。汉语写作有着坚守民族文化传统和反殖民的现实意义,日语写作也不完全是殖民文化的投影,我们应该透过语言层面发掘作家的文化心态和思想本质。     

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与语言问题的讨论--从甘青"小民族"语言说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保护世界遗产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我国履行公约中喜忧参半。本文对其中现状做出分析 ;从无形文化之一的语言为切口 ,以甘青“小民族”语言的“两难”处境为实证 ,参照世界有关信息 ,并以文化多样性和语言的文化载体、文化象征功能为视角 ,提出有关建立保护机制的认识与观点。     

耿马县景颇族和谐的多语生活——语言和谐调查研究理论方法的个案剖析

通过对耿马景颇族语言使用情况的定量、定性分析,结论认为,耿马县景颇族的语言生活是一种和谐的多语生活.具体表现在:普遍稳定地使用母语;全民自觉地兼用汉语;部分景颇族能够兼用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不同的语言功能互补、和谐共存;语言态度开放包容.不过,耿马景颇族语言生活中也存在若干相关的问题,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加以解决.     

语言态度与方言变异——溧水县城居民语言态度与语言使用情况的简要调查

本文通过调查发现:(1)"街上话"与"乡下话"构成城镇方言与乡村方言的二元对立;(2)溧水县城居民对在城话正在发生变化有着普遍的认同,说明在城话正处于一个不断向普通话靠拢的发展变化过程中;(3)在城话与普通话的同时使用与双项认同说明县城居民的语言生活是一种在城话与普通话并存共用、以在城话为主导的双语制,这使得在城话与普通话有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再加上居民对普通话的权威地位有着极高的认同度,自然就会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所说的在城话向普通话靠拢,可见在城话与普通话并存共用的双语制决定了在城话向普通话靠拢的演变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