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早期儿童观初论——兼述“以儿童为本位”观的提出

我们把1923年周作人出版他的文艺论集《自已的园地》作为划分周作人儿童观发展前后期的标志,是因为在此之前,周作人的儿童观经早东京留学时启蒙于西方儿童学及回国后致力于教育实验已初具雏形,又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检验而发展臻于成熟,且与那个时代的精神相吻合的积极面最为突出。“五四”退潮后,周作人于旁徨中埋头耕种“自己的园地”,理性的清朗与现实的黑暗又使他在矛盾的磨砺中逐渐丧失了“热”与“力”,最终成为一个“生错了时     

湖北高校学报之窗

孙德高、陈国恩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4期撰文《周作人与“江户情趣”——兼与永井荷风比较》认为,周作人思想尽管来源庞杂,但日本传统文化对其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趣味”的养成与日本“江户情趣”有很大的关系。他的“颓废”思想有西方唯美思潮的影响,也有佛道的影子。而对日本平安时代“物哀”与“谐趣”的文学传统体悟与吸纳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同为东方的中日在吸收西方文化时某些共同的倾向。从东西比较文学的立场看,周作人和永井荷风代表西方唯美主义文学在中日的最初景观。(徜摘)尚永亮、萧波在《华…     

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周作人与中国纯诗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对象征主义“纯诗”的译介,是30年代“现代”诗人的中国纯诗运动的重要理论与艺术准备。他1919年所译法国象征诗人果尔蒙的《死叶》,在新文学的象征诗译作中,最早兼顾了生命质感与形式因素的完整性。之后,他不断修正自己早期的平民化艺术观,主张新诗要把现代中国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浮到心头”又“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幽微而深邃”地表述出来。周作人对象征诗艺的兴趣,是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     

《小河》：“五四战士”的忧郁

《小河》时期的周作人是当之无愧的五四战士，处处流露着他的“少年精神”，但《小河》蕴藏着他内心深处的一种隐隐的忧郁，体现着启蒙者的困惑，也昭示了思想启蒙者必然面临的“两难”境地。《小河》之后不久，经过痛苦的思考，周作人开始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开辟了自己的园地。     

周作人文艺思想"转向"与文学出版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向”,这一“转向”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出版活动中:新潮社“文艺丛书”和《语丝》对不同的文学观念还有所包容,《骆驼草》则是一份同人刊物,体现了对文学政治化、商业化倾向的反拨和对纯文学的坚守。周作人文艺思想的“转向”与他的文学出版活动,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趣味化、轻松化写作力量和自由主义文学流派生成的两个直接的动因。     

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

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当时韩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予以评论。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年9、10月)。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行的。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争论。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1934年12月发表的,增田涉的《周作人论》是1935年9月发表的,而丁来东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早于他们的1934年9、10月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点也有必要予以关注。虽然丁来东对周作人的评论不是长期持续进行的,但却是在较早时期进行,而且在韩国又是首次系统全面地评论了周作人,因此这在东亚的周作人研究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关于《闲话并耕》

2003年6月,我在“天涯社区”(www.tianyac lub.com)“闲闲书话”版无意中见到一篇帖子,作者是互联网上有名的藏书家“木兆轩主人”。文中谈到他从友人“两暮轩主人”处购得胡逸民著《我的回忆》一书,是“一本香港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私印的小册子”,正文之后附有一篇周作人文章《闲话并耕》的影印手迹。经他查阅现已出版的各种周作人文集并《集外文》等,均未见收入,遂将之略作整理,以飨同好。因我此时正关注周作人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而此文正涉及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思想——这与周作人鼓吹的新村理想大有关系,因此如能证实此文确系知堂佚文,对…     

民族国家与日常生活的建构——周作人的美论

周作人的美学思想与中国现代美学的民族国家和人生关怀的倾向性相谐和,他对美的论述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为中心,在写给他人的序、跋等作品中强调了文章之美,在杂文等作品中明确提出了“美的生活”,在翻译等作品中又阐释了希腊神话之美。周作人承认美文的两大传统,但对英国源流却不置重,对难懂辩护的背后体现了周作人基于新文学生态的审美构想;周作人明确提出“美的生活”的主张是在《〈语丝〉发刊词》的宣言中,与大哥鲁迅的绝交是他“生活”转向的集中呈现,周作人是在人的意义上为“生活”呼吁;希腊神话之所以美,在周作人看来,可分别从科学、艺术和道德三个角度来理解,对他而言,希腊神话之美不仅是客观属性,更是价值判断。     

《日本杂事诗》的明治维新解读

在《日本杂事诗》中,黄遵宪以诗歌的形式,对日本明治维新进行了解读,是晚清末期中国人对明治维新最早做出的全面的反应与记载。他敏锐地意识到日本正在发生巨大的社会变革,这一巨变波及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作为一个挚爱着自己祖国的知识分子,黄遵宪在考察日本发展的同时,常情不自禁地想到祖国的贫病交加,因此他在《日本杂事诗》中可以说塑造了一个近代中国的学习榜样,他认为日本的发展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模式,衷心希望中国通过学习日本,像日本一样走上发展与富强的道路。     

从周作人的金石事论其性情

周作人对印章、碑版长期把玩、一度沉迷,本文主要从他的日记、散文兼及旁人回忆他的文字中系统搜集、梳理了相关的信息。了解周作人的这类“玩物”事情,有助于我们窥探其心性之本色;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无尽的“小事不糊涂”与仕伪等“大事糊涂”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论鲁迅等"喝茶"思想及其茶文化意蕴

在中国命运多舛的20世纪30年代,经历过五四时期的文人思想和文风出现了差异.周作人和林语堂的文风格调受不求进取、自我陶醉的人生观影响,一如他们的喝茶观及有关"喝茶"的散文小品.鲁迅则不然,他洞悉传统文化弊端,并以改良人生的文学和社会责任感为己任,对林语堂等人"秋思"般的"清福"和"苦茶"等不以为然.鲁迅的《喝茶》发轫于生活与时事,但论述时则突见机锋,对不合时宜的"清福"和"寄沉痛于幽闲"等进行了针砭时弊的评说.这三位文人所论"喝茶"的不同,反映了茶文化的广泛包容性,体现了三位文人在茶文化的民族性和思想性追求上的差异;以喝茶为题,还体现了鲁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文学批评手法.     

论周作人的书话体散文--兼及其文体生成的心路历程

书话体散文是周作人追寻已久的生命文体,是他心中真正自由的个性散文.周作人的书话体散文具有明显的对话性.周作人在生活和创作中都体现出一种典型的"次子心态".从文体学角度考察,周作人书话体散文的生成分三个阶段,有着鲜明的特征,从中可以见出其独特的心路历程.     

齐鲁文化的人学结构与"五四"周作人的人本思想

孔孟的人学结构是以人为本,以"仁"为质的规定性,既"爱人"又"泛爱众"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它既重"己"的主体性又重"众"的主体性,更重"君子型"理想人格的建构;并把以人为本的主体性或独立人格植根于深邃复杂的"仁"的范畴,"泛爱众"的博爱平等则是"仁"的最高境界,"礼"与"乐"内蕴自律性与他律性的因素。周作人的人本思想源于欧洲,"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是其人学观念的核心;其人道主义具有四个特点,即"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体、是灵与肉一致的有机体,人与人类是相依相成的,利己与利他是统一的、爱自我与爱人类是一致的,"人"的理想生活应是物质生活与道德生活相结合。人学结构与人本思想虽存在差异,但核心内涵却是相通的。     

论周作人日本批评的内在矛盾

周作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时期曾发表了大量日本批评的文章,将之称为他的“排日论”。但在周作人的日本批评中,不仅包含着民族立场,还隐含着强烈的日本文化立场甚至日本立场,他执着于对日本文化的喜爱,往往从文化的角度来寻找对日本政治行为的解释,这使他的日本批评显示出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     

基督教文化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分析了周作人“爱之福音”的文学观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周作人认为,文学不仅与宗教关系极为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虽然近代以来文学逐渐脱离宗教,但它们之间仍有很多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尤其是近代人道主义思想和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基督教强调“爱”,周作人认为文学的终极价值也是“爱”与“同情”,而怨恨与文学的本质根本冲突。尽管周作人的主张与强调“反抗”、“复仇”的主流文学话语极不合拍,但他所强调的善待弱者,关爱生命,警惕任何把人当作工具的观念和一切怨恨、报复等非理性情绪,做一个成熟而理性的现代公民,无论如何都是一笔珍贵的财富。     

论周作人对六朝文学的独特发现

后期的周作人选择和标举六朝,就意味着他选择了一个非正宗的时代,而在非正宗的时代中,他又选择了一个非正宗的描述。这也就形成了他独特的关于六朝文学的认识,构造了一个新的六朝文学形象。陶渊明和颜之推成了六朝文学的代表,他们以及佛经、骈文、散文也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乱写”的性情之文——废名散文美学风格

散文是理解文学家和哲学家废名的桥梁,是其创作整体性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散文以＂隔＂为特色,一定程度上造成研究难度,但可从废名和周作人师生之间＂隔＂的异同,窥其一脉相承的文学趣味。从散文形式上剖析,废名从六朝散文中提炼出＂乱写＂的观念,其实质是重灵感的创作心理。二者共同形成其散文独特的＂乱写＂之＂隔＂的美学风格,有助于理解废名后期创作走向。     

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观及其变化

五四时期,文学领域受平民主义的影响掀起了平民文学的热潮。周作人是平民文学的首倡者,曾经将平民文学置于与贵族文学二元对立的位置,用普遍和真挚来界定平民文学的特点。但是当平民文学运动如日中天时他却对平民文学颇有微词,并试图调和它与贵族文学的关系而提出了＂平民的贵族化的文学＂的主张。这种前后态度差异的原因一向被简单地认为是受其中庸之风的影响,但实际上,一方面,这是平民主义思潮自身发展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周作人的思想对这种发展做出调整的结果。     

周作人与夏目漱石“余裕”论

周作人深受日本夏目漱石＂余裕＂论影响,论者多认为周氏闲适文学观即明证;其实,周氏＂自己表现＂散文观和舒徐行文艺术更得＂余裕＂论神髓,他对＂余裕＂论的偏执理解,则消极影响散文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