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文献的类型与文体变迁——以《论语》类文献为考察中心

文学史家通常将先秦诸子文献划分为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三种类型,认为它们沿着“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方向之演进。这种归纳整体上指出先秦诸子文体的发展历程,然而新材料为先秦诸子文体的具体演进带来新的认识。《论语》载录的主要是孔子的言论及其行为,但孔子的言论、行为还散见于《论语》之外的其它文献,这些文献可视为《论语》类文献。《论语》文本的真正特征在于言、行两录,其中记行文本的分量少,记言则占据主要地位,其记言文本又包括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三种形态,但除事语体外很少长篇大论。《论语》类文献一方面继承《论语》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这些形态,但又有所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语录体向长篇大论演进;二是语录体向专论体演进。《论语》类文献表明先秦诸子文体的类型是复杂的,其演进路径也是多元的,所谓三阶段说的直线式演进思路显然遮蔽了诸子文体多元演进路径的真实图景。     

唐五代“渔父”系统歌辞调名辨析

《渔父》一调在音乐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中日两国皆见创作,且曲辞齐、杂言体兼备,是研究早期文人齐、杂言辞关系的理想切入点。通检唐五代中日“渔父”系统之歌辞,对其载录调名及体式进行比证,厘清《渔父》一调曲辞的留存情况。在此基础上,考察两国《渔父》歌辞的形态、辞格,并与唐诗中“渔隐”题材诗歌比较,可知中、日《渔父》歌辞的写作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前者为“依调填辞”,后者为“依辞写辞”。早期文人曲子辞写作以“歌辞”观念而非文体观念为主导,不存在明确的齐、杂言分体意识。齐、杂言体的自觉分判,产生于“依调填辞”转向“依辞写辞”阶段,而音乐环境的差异是催生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对齐、杂言体分体意识产生之细节的甄辨,还原了曲子辞在发生期与书面文学诗歌系统间联结、互动、分流的历史。 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比兴”与文体学

“比兴”作为修辞方法,即发端、譬喻与起情。主情文体的诗多有跨界应用而叙事,如“比兴”用诗、“比兴”释诗、“比兴”作诗。修辞方法的“比兴”对骚体、七体、连珠体、谐体、隐体等文体的生成起着关键的作用。汉魏六朝五言诗又有以“比兴+”模式而构成者,如景物作比起兴、说理作比起兴、人事作比起兴、乐府“艳”曲等。“言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以及“兴寄”说的提出,令“比兴”在文体风格上又展示了风采。“比兴”与文体学的关系,表明修辞或为文体构成的基本元素之一,古代文论多有以修辞讨论文体学者,也显示了从经学或子学、史学以及从文学批评讨论文体的可能性。      

略说先秦的语体与语书

引述和依据先秦典籍中有关于语体和语书的记载,通过对语的本义、语体的发展和语书体的变化展开讨论,并对先秦时期语体文献的性质、特点、表现形态等略作分析,以期对先秦时曾被广泛引用的“语”这一文体的大致面貌,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诗》亡然后《春秋》作”与战国“处士横议”

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自汉代以后人们多理解成《诗》和《春秋》两个文本的依次出现,无论怎么界定“亡”与“作”的时间,都纠结难通。究其原因,是后人把“《春秋》作”的“作”误解成孔子对《春秋》文本的撰作或编次。从《孟子》及先秦语境考察,“《春秋》作”之“作”是开创、兴起的意思,指孔子以评论《春秋》的方式开启战国“处士横议”的新时代。他以《春秋》“正名”的历史担当和革新精神为战国诸子所继承、发扬,其“见之于行事”直接影响了诸子散文的论辩方式。      

上古语类文献的生成方式及其文化意义

语类文献是上古时期一种载录“善言”的文体,它们因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而致使其生成方式存在差异。最初的语类文献大都源于仪式,但周初经过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导致宗教仪式蕴涵更多的理性因素,《尚书》是其典型。周代政治实践特别重视道德理性,盛行规谏风尚,于是出现政典型语类文献《国语》。春秋时期的学术发生重大的变化,一方面私学盛行,导致教学型语类文献《论语》的出现;一方面私人撰述风气流行,于是产生著述型语类文献《老子》。     

中国艺术范畴“律”源考

“律”是中国艺术特质的重要概念。先秦时“律”着重表达音律形式,汉以降向玄奥、流动性意涵转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佛教音律观念的渗入,“律”愈来愈倾向于表达动态的韵致,刘勰将之总结为二元协调的律则。可以说,“律”是一个兼涉形式和内容,标明中国艺术特质蕴涵的独立范畴。     

纪昀“著书者之笔”说考论

纪昀批评《聊斋志异》时提出的“著书者之笔”说,是在传统小说观念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情境与乾嘉学风对小说创作的理论总结,涉及小说创作的宗旨与目的、体例与方法以及小说作者的素养与识见等诸多方面。“著书者之笔”说的提出,强化了以笔记体为正统的小说观念,凸显了笔记体小说知识性与思想性的本质属性;重视“著书者之笔”说,有利于改变当今小说研究总体上重白话体轻文言体、文言体中重传奇体轻笔记体、笔记体中重人物与情节轻知识与思想的格局。此外,纪昀拈出“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将小说文体风格与作家独特的生活经历、性格气质、审美理想、艺术修养、创作个性等因素相结合,开辟了小说文体风格尤其是作家风格研究的新路径,对当下的古代小说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     

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文学实践功能

                           
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一语涉及先秦时期文学的生成、保存与传播问题,具有文学实践功能的范畴意义。古代文学中的“文言”、“文章”、“文学”等概念,都是由这种思想生发出来的。认识“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演变历程,是理解中国古代文学概念生成与衍变的重要途径。       

论《故事新编》中的"油滑"

《故事新编》中的“油滑”是中国现代启蒙主义历史小说的一种艺术形态和美学风格，它集中体现在小说话语形态、情节模式以及叙事意象上的创新变异，是鲁迅对传统历史小说写作模式进行的一次成功的个人性突破，对现代历史文学创作来说极富启示意义。     

《诗经》中“伐”字“攻治”义考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名物制度的材料。《诗经》中还保存了大量音韵和训诂材料,这些都是我们研究上古汉语的重要资料。历代注疏家对《诗经》中大部分"伐"字的训释都是可信的,但也有一些"伐"字的训释不合理,将这些"伐"字训为"攻治"义更合乎文意。     

近年《聊斋志异》比较研究综述

《聊斋志异》比较研究近年来状况活跃,在文言小说内部的比较、与白话小说的比较、新角度新方法的运用、与国外小说比较等方面,成果丰硕。这些成果为人们准确理解和把握《聊斋志异》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角度。     

浅议“六书”“三书”

汉字的"六书"理论是指汉字的六种构造条例,是后人根据汉字的形成所作的归纳和概括,而非造字法。"六书说"依据小篆分析汉字结构,反映了汉字构造的法则,许慎用它分析汉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也有局限性。唐兰、陈梦家、裘锡圭分别提出"三书说"理论,对传统"六书"有所突破,又有新的问题出现。本文以时间为纲,对相关理论家主要观点做出阐释,并分析他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价值与不足。     

《左传》否定词"未"研究

论述了《左传》中的否定词“未”的语法功能和表义功能,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未”的表义问题。“未”不是只能对过去表示否定,而是对过去以至现在表示否定,对将来表愿望或可能,强调动作行为的可变性;而且“未”没有“不”的含义,当“未”后跟助动词,没有动态变化的动词或形容词时,“未”表静态否定,但仍有动态意味,表示“还不”。     

试论话本小说中因果结构的演变历程与审美优劣

话本小说情节模式的演变过程中,因果结构是逐渐突显并被广泛采用的。这一点通过考察一系列相似题材的话本变迁时可以看得更加明显。如佛教报恩与道教成仙的结局模式,即因它们具有合于因果、便于劝化、且能使作品结构更显完整等审美优点,遂被大量话本习用。而此种模式被大量效仿之后(如文言言情话本中道教成仙模式的滥用),因果结局的庸俗不堪及各种负面影响开始突出,并直接影响到话本小说反映现实的深度。这妨碍到话本小说的现代性转变,成为话本创作走向衰亡的原因之一。     

从汉魏笔记小说的“实录”到唐代传奇小说的“作意”、“幻设”看小说家的创作心态的变化

汉魏六朝小说重“实录”,唐传奇则讲究“作意”、“幻设”,即重虚构。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观念变化,使得依附于史传的笔记体小说,一变而为具有虚构意义和主观创作意识的独立小说文体。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唐人“好奇”、“逞才”的心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心态促进了小说家主观创作意识的产生,使之“作意好奇”,逞其“意想”,展示其才华。因而对于小说脱离史传的附庸地位,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小说文体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南北朝史书词语考释三则

南北朝史书中,"拔迹"有"起家,出身"、"起行,登程"、"兴起,崛起"等义,"保合"有"保守,保持"、"安定和谐,安集"之义,"锐"有"坚定,坚决"、"专一,专心"之义,均不为当代大型字典、词典所收录。史书所见辞书漏收词语之普查、考释工作,很有必要。     

"很有……"句式考察

程度副词“很”可与“有”字短语组合成一个较大的偏正式动词性短语。它是一种常见的含有模糊数量义(或隐或显)的句式,分为若干小类。它们在语义、语法、语用三个方面存在异同。     

“周星”考

"周星"一词,《辞源》、《汉语大词典》释为"岁星"、"指十二年",引白居易文、周亮工诗等为例,片面而有误。此词在古文献中之意义,除了上引两辞书所列义项(但辞书所引例多误)外,尚有下列义项:一、"一年。"二、"岁月,年华。"三、"一岁(用于表示年龄)。"四、"星名"(非"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