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革命的“哗变”——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革命叙事比较

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根本区别,主要不在其题材之新,而在于它提供了新的历史叙述方法、新的历史观念和新的表现手法。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革命叙事的经典模式,在新历史小说中被彻底颠覆,革命叙事呈现为对革命起源神话的终结、革命历史叙述的重组、革命英雄沉落等景象。这表现了开拓独特的历史生活和揭示崭新历史精神的趋势,但对革命历史的随意处理或编制也有取悦、迎合大众文化之弊,革命历史被演绎成纯粹的影像或幻想,其颠覆性破坏也给以后的小说提示着警惕。     

心灵的颤动——浅谈鲁迅的复仇观念

鲁迅的复仇观念是复杂而深刻的。就复仇手段来讲,面对社会丑恶势力,鲁迅讲求“以暴抗暴”的武力复仇方式;面对愚昧落后的民众,鲁迅讲求形而上的精神复仇方式。同时鲁迅陷入了复仇的精神困境,一方面主张坚决而彻底的复仇,强调复仇的韧性与坚持不懈;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复仇”主张的怀疑感和复仇意义的虚无。     

清末“革命道德”讨论与鲁迅思想的发生

鲁迅思想的发生与清末留日知识界有关“革命道德”话题的讨论密切相关。这场讨论聚焦革命者的“私德”问题，经由《新民丛报》与《民报》、章太炎与《新世纪》的笔战扩大了影响，鲁迅在东京时期所作的诸篇论文正是诞生在这样的思想语境当中。对“革命道德”话题的关注、思考与回应，促使鲁迅初步形成了以“立人”为核心的进德观。他通过对“人”的内涵更新与“立”的方法变革，构成对儒家“立人”进德观的挑战与现代转化。鲁迅进德观的落脚点在如何塑造现代人格的问题上，也融入了借重文艺发扬精神的思路，形成了审美与道德融合的文学观念。鲁迅关于“革命道德”的思考从清末延伸至“道德革命”的五四时期，又在1930年代新的革命语境下再次被激活，对“革命者/启蒙者”的道德审视与批判构成了鲁迅思想一以贯之的脉络。     

思想与文学的共生——中国现代文学构建举隅

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得益于写实文学观的提倡,文学进化观、"为人生"派等都是文学姿态调整的反映。文学向日常生活迁移。思想革命开辟了日常生活艺术化的新领域,而日常生活文学的生成又极大地解放了文学生产力,在引领文学回归自身的同时也走进了现代生活的中心。鲁迅、巴金和汪曾祺对于复仇题材的兴趣和书写体现了思想与文学的关系。复仇表达了强烈的生命诉求,成为消解焦虑的文化革命想像。鲁迅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痛快和洒脱,巴金却呈现了复仇的现代困境,汪曾祺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或是人类和世界的思想投影。围绕"看不懂的新文艺"的争论是思想和文学协商的又一范例。参与讨论的各方思想不一,态度也不一,因而其文学主张也不尽相同。     

论鲁迅作品中的复仇主题

复仇精神是贯穿鲁迅一生的一个命题,鲁迅从幼年时代直至临终前,一直在不断地思索、实践这一命题。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浙东文化对他童年时复仇精神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鲁迅看到了存在于国民精神中的种种弱化复仇精神的消极因素,对这些消极因素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鲁迅所强调的复仇精神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坚决性,认为只有复仇精神与复仇行为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复仇,真正的对于强者的复仇,才取得复仇的真意。鲁迅的复仇,有很强的针对性:对“看客”的复仇、对负义者的负仇、对统治者的复仇。鲁迅的复仇精神与现实紧密相联,他向国民中注入复仇精神以期国民与现实抗争。复仇可以代表鲁迅人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许由此我们能更接近鲁迅。     

复仇与忏悔──鲁迅心理情结探窥

鲁迅的文本（文学创作和书信、日记等）编织着其精神、心理的符码。结合他的生平,解读他的文本,可以窥见其心理结构中的某些情结。一系列文本表明,“复仇”、“忏悔”是他心理结构中的两个触目情结。对“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对残暴当权者,对背叛者、忘恩负义者,鲁迅的复仇是毫不迟疑、毫不留情的。少年时代家境的衰落,地域文化及人类的原型记忆是其复仇的心理根源。对思想意识,对道德人格,对亲人亲情上的自剖自省自责,鲁迅也是毫不留情的。复仇与忏悔,组成鲁迅“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的精神／心理结构。     

后革命氛围中革命历史再叙事的价值重评

在后革命氛围中,经典革命历史叙事被重写,形成了一股革命历史再叙事的风潮。革命历史再叙事受到了大众文化的明显影响,固有革命的价值理念和内在逻辑遭到不同程度的瓦解,作品呈现出表现纷繁芜杂的文化取向和多元化的表现方式。尽管如此,革命历史再叙事依然有存在的必要,革命历史应该在更加开放自由的思想视野下被再次表现。     

现代革命的叙事逻辑及意识形态焦虑——论蒋光慈的革命小说

蒋光慈革命小说的阅读显现着批评话语的暧昧,其原因是二十世纪语境内始终存在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间的文化冲突。蒋光慈革命小说本文中现代革命符码与革命者的欲望———结构关系,隐喻着现代革命的叙事逻辑。现代革命通过叙述者的置换使其在政治与性本文内的叙事真实化,但本文内许多话语的裂痕暴露了现代革命叙事的意识形态焦虑的双重性     

后革命时代的青春期小史——论青年亚文化与＂第六代＂电影的青春叙事

"第六代"导演热衷于青春叙事,致力于营造一个青年亚文化的电影语境,以后革命时代的青春小叙事取代了革命时代的青春大叙事.青春在"第六代"电影中呈现为一种静穆的狂欢状态,一方面是去革命中心后的个体不无虚无感的自我放纵,以及陷身于物恋迷狂所形成的超现实主义幻觉;另一方面却又带有社会主义时代遗留下来乌托邦梦想,并将这种神圣的情感投注于一个可供参照并追随的象征符号--"精神之父"的存在.     

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新革命历史小说书写

新革命历史小说以个人化、民间化视野颠覆传统革命历史小说的阶级性、正史性,重新还原革命历史中的个体英雄主义,其畅销原因主要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现实焦虑与怀旧情结的互动、大众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谋、大国气象的强势体现、个人梦想的奋斗等值体现。而新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则表现在:消解阶级对立,革命者革命初衷不纯,男权中心视域下的欲望化凝视,重新强化国共合作的重要性以及悲剧美学的书写。因此,革命英雄们不仅重情重义,还具有草莽英雄的匪气和霸气,这导致他们在和平年代没有生命的皈依感,为了缓解英雄情结的焦虑,不得不通过日常生活的军事化替代来进行自我满足。     

古龙小说复仇模式及其对传统的突破

古龙武侠小说力图对传统复仇模式进行借鉴的同时,又有所突破,从而不仅在审美上给人以新鲜之感,而且思想上能给人以启迪和升华,主要表现在(1)传统叙事文学中友情服务于复仇,古龙小说则注重表现仇人之间的友情;(2)传统文学多写“女性勾引不成则诬陷”,古龙写出了女性的报复来自于真爱,以及“育仇人之子使相残以报复”等模式;(3)借鉴金庸,古龙对传统“儿子长大后复仇”模式也有超越;(4)在中外相关母题滋哺下,古龙小说较自觉地将“忍辱复仇”模式回归到侠文学,如“恋酒色惑乱仇敌耳目”、“忍辱为仇敌亲信伺机报仇”、“自辱以激发复仇信念”等。古龙武侠小说创作,对传统复仇主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多重超越。     

鬼而人、理而情的生命狂欢——论鲁迅文学创作中的“鬼魂”叙事

鲁迅文学世界申的“鬼魂”叙事，充分体现了“鬼”文化在语义上的丰富性与形态上的多样性。鲁迅对乡间赛神、社戏这些民间节日中的鬼魂扮演中所显示的“狂欢化”特征的赞美，是因为他深切而独到地看到了底层民众在这些狂欢活动中所获得的心灵感觉的复苏与精神力的张扬，从鲁迅的“鬼魂”意象的描写，可以看到但丁《神曲》等西方文化的影响痕迹，而更多的则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中丰富深厚的鬼魂叙事传统的继承，并在这种继承中体现出五四新文化的时代精神。     

动物为主雪怨母题的文化阐释

中国古代动物复仇母题 ,屡屡展露着动物知恩图报。它们能机智地向恶人或其他恶的对象报仇雪恨。作为现实社会里浓烈的恩仇意绪一个别致的泛化折映 ,复仇与恩报所展示的人性之光和正义气概 ,在某些习见的动物身上得到奇特体现 ,这是以肯定的形式来强调人与动物亲和给人带来的益处 ,母题既是对远古集体无意识情结的重温回归 ,又是其印证升华。作为人类的亲族 ,灵畜报主故事深化了文学对人性的反思批判 ,拓展了复仇恩报模式的深刻寓意     

红色历史代述与革命知识传播——论“十七年”小说中的战争叙事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延续了左翼文学传统,通过战争叙事对普通民众进行革命知识传播和红色历史代述,解释革命起源和发展以及民族国家的未来建构目标,进而使“共产主义”的发展图景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走向融合。     

集体记忆的改写和重构——“十七年”革命回忆录写作的文学生产策略

"十七年"是一个文学"一体化"的时代,革命回忆录作为一种"一体化"特征极其明显的文类,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写作者身份的真实和叙述手段的虚构。这两个特点在文学生产过程中策略性地结合,起到了改写和重构集体记忆的作用。从"十七年"革命回忆录书写中代表性文本以及生产过程可以看出,革命回忆录的书写与生产是个不断修改的过程,出现了作为精神符号的"榜样"与"典型",出现了集体作者及读者与作者的合谋。这种特殊的写作模式对"十七年"公共记忆形成所起到的作用是:以多方位的集体叙事强化记忆,创立一种群体性的文艺生产方式,在新的政治一体化语境中建构了一个新的历史主体——人民大众。     

20世纪中国婚恋文学的道德叙事样态

由于道德理性对主体意识的规约与引领,作家在20世纪婚恋文学的叙事中基本采取了道德叙事的策略。这种叙事策略制约着婚恋文学的深层叙事结构,使20世纪中国婚恋文学呈现为道德叙事样态。道德理性在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的流变形成了婚恋文学中个性主义婚恋叙事、革命道德主义婚恋叙事、传统道德理想主义婚恋叙事和审美快感化的后现代道德婚恋叙事四种基本形态。婚恋叙事样态的更迭衍变又形象地展示着道德理性流变的脉络。     

论史铁生小说的全息人物

史铁生小说中的人物既是自成一界的特定符号,是性格人、命运人,存在人、意象人,是演绎存在之相、表达存在之惑的镜像意象,接通寄予着作者关于命运与存在的思考;也是自由无界泛化的"X",是显现"我"之"印象"的印象人,能于"我"之印象中悉见世界,是携带生命消息、息息相通的生命全息体。从而,一方面促成主题的复调,文本的敞开、叙事的解放;另一方面,全息也只是"我"的印象,是浩渺消息之一种,体现了作者认知的深刻与悖论。而其"反中心人物"的符号手法也造成人物身份的不确定,缺少心理细节与动作情节的细织密缀,而显得意念化静态化。人物是特定的符号?还是无限填充作者意念的X?或是"符号+X"的有机体?这或许是任何一种先锋写作都应思考的界限问题。     

“文革”的历史叙述——论“样板戏”的文学剧本

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述“样板戏”。一方面从社会文化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锲入 ,梳理“样板戏”的形成过程 ,以说明一体化的社会文化机制导致某种类型的文艺作品成为霸权话语的“样板” ,进而垄断文化领域的文化现象 ;同时 ,还从一体化的文化体制与体制化的知识分子关系上 ,反思体制化知识分子的异化现象。另一方面 ,运用结构主义叙述学的原理 ,将七部革命历史题材的“样板戏”分为三种类型———拯救型、成长型和殉道型 ;并从主要角色与情节功能的具体分析中寻找类型形式与意义的关联 ,以辨析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学艺术的互动关系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道德叙事批判

中国近现代文学真正的“宏大叙事”是道德叙事。近代文学道德叙事的实质内涵表现为“道德至上,私德优先”。五四文学虽然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为叙事转换的革命性标志,但传统道德的某些根本价值原则仍然在深层结构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即使对新道德的高扬也在道德/艺术思维方式上与传统道德叙事纠缠不清。一方面它是“道德至上”审美原则的超常延伸;另一方面它又将近代道德叙事发展为审美上的道德实用主义叙事。     

沈从文文论及书信中的鲁迅

鲁迅和沈从文的关系是学界时有争议的问题。建国前沈从文对鲁迅的文学成就在《鲁迅的战斗》、《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学鲁迅》等多篇文论中都有论述,认为鲁迅作品中具有他认为构成经典文本重要内容的"人生可悯"的情感因素;盛赞鲁迅"对工作的诚恳,对人的诚恳,一切素朴无华性格,尤足为后来者示范取法",对鲁迅为文为人的高度评价体现出对鲁迅的逐步接受。建国后改业从事文物研究的沈从文在他的大量书信中多次提到鲁迅。富有意味的是,他人生的后40年在书信中提及鲁迅时多隐含讽刺,鲜有溢美之词,而是体现出一种疏离:表现出一种复杂难解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