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诗”传统与现代解诗学的“声解”理论建构

传统中国抒情诗一向被称为“乐诗”,古典诗学解释学也素有“以声解诗”的传统,然而由于口语白话诗的兴起、西洋诗的渗入及重义轻读等因素的影响,这一传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冲击之下遭遇了“断裂”的命运,因此,如何重建新诗的声音解释学成为摆在新诗面前的重要理论课题。现代诗论家的探索告诉我们,借助于传统诗学资源,至少可以从“以声观志”、“因声寻义”、“同调同感”、“缘声入神”以及新诗解释的戏剧化等若干层面,重构现代诗学的“声解”体系。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但继承了儒家经典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对孟子“知人论世”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     

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与革命史观的变迁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泽厚提出中国近现代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以后,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以来“造反有理”的革命史观进行反思,以新启蒙话语接续“开民智”;随着90年代初“反激进论”成为压倒性优势,现代化的路向由“破旧立新”转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此后反思“现代性”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自性”的维度,视角再度转向晚近“传统”,以扬弃革命史观中的合理因素与糟粕。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由革命史叙事到现代化叙事,进而转向现代性叙事,革命史观的消解与现代性史观的形成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界议题和热点的转移。     

20世纪古代文论体系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表现主义理论体系、杂文学观念体系、《文心雕龙》即体系、以“原人”说为中心的人本主义诗学体系,是20世纪古代文论体系研究中体系论者的代表性看法。从以“古”构“古”;以“今”构“古”;以“西”构“中”;以博取约等四种体系建构策略可以见出,背景理论知识或体系建构中的“前理解”框架已成为制约体系建构及其建构策略中的决定性因素;寻求对“前理解”的突破、超越或建设性的“视界融合”已成为体系研究及其建构策略的最新动向。其中,为完善学科而进行体系建构;与西方文论一较高下;认知和传播需要;出于知识或职业趣味等心理动机对古代文论研究的影响值得反思。在体系研究中一定程度地抑制体系化冲动,在体系建构中克服体系先验预设所带来的片面性,有赖于理论构架与经验事实的相互支撑,有赖于对古代文论诸现象内部有机联系的准确而客观的复现;历史经验事实的还原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应是第一位的。体系建构,不能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体系”话语的活动杠杆,而必须在“道”与“逻各斯”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来进行。“道”与“逻各斯”如何在深层次上获得融通没有得到合理解决,过早的体系化必然导致观念与理路上的错位与失范。     

中国本土对话诗学的构建

对话理论、对话诗学的基础是对话哲学,或哲学的对话论转向。在西方,哲学的对话论转向在某种意义上则是以康德的批判哲学为开端的,至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存在论阐释学,特别是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则走向了巅峰。但对话理论在实际的学术世界又是以多维化的面相存在的,如解释学、接受学、阅读学、主体间性、生态论、阴阳交感思想等等,当然还有专门的对话学理论。因此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新的整合、建构。另外,若从一种平等的关系结构或交流模式来看,中国哲学、诗学中也早就存在相关的对话论了,因此,也有必要建构一种跨文化的、贯通中西的对话理论。至于把这种新的对话理论模式转换成一种对话诗学,就更是一种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它是对巴赫金对话诗学的自觉的兼融和超越。     

论新时代中国外国文学批评的立场、导向和方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者引进和吸收西方国家的文艺理论、批评方法和研究观点,在外国文学批评上取得快速发展,已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批评立场、模式和理论。比照中西思想之异同,探讨中国外国文学批评的立场、导向和方法,将有益于探明新时代中国外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在批评立场上,以翻译引进和充分运用西方文论这两个阶段为基础,我们的外国文学批评正处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新阶段,要坚持“中国思维”和“对话创新”原则,即以中国思维为主导,力求中西贯通,展现我们的世界主义视野。在批评导向上,面对西方现当代批评理论先导且频繁建构/解构的趋势,我们的外国文学批评可遵循“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六观说”等中国诗学原则,中西互鉴,推进审美批评。在批评方法上,面对西方批评根深蒂固的“定义—分析”修辞学模式,我们的外国文学批评可遵循中国诗学的“整体观照法”,不仅促进审美批评,而且实现中国批评理论的创新。     

民间英雄史诗：张承志和张炜的想象

英雄主义豪情,不仅决定了张承志与张炜创作的诗性气质,而且,决定了张承志与张炜对生活的理解,甚至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英雄形象塑造。这就涉及张承志与张炜作品中的“我”或“主体抒情形象”与“民间英雄”之间的深刻关联问题,从诗学意义上说,这涉及作品中的“替代的主体”或“诗人自己”。张承志和张炜对英雄主义的深刻理解,对历史主义的真正透视,对民族命运的直接关怀,使他们的史诗性创作显示出“绝代的光华”。     

南宋中后期“江西诗学”之承变

“江西诗学”在南宋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其中中后期是承变阶段。一群声气相投的“江西后派”成员,诗思和学力上各有偏胜,但都宗承了“江西体”的特质。受“江湖体”与“理学体”之沾溉,“江西后派”的作品具有淡泊舒缓和轻清率直的特点,与此前“江西体”的瘦硬质实明显不同。“江西诗学”在南宋中后期的宗承与变异,对诗歌创作活动有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诗坛走向,并为南宋末年“江西诗学”的大总结和文化意义的提升做着铺垫。     

论中国古典诗学譬喻性的传统

中国古典诗学是西方诗学传统之外的另一种理论阐释传统,这种传统的形成与古代诗论家认识事物的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代诗论家看待事物不是一对一的直线关系,而是一对二、对三甚至对无数的复线关系,这就决定了中国古典诗学在建构中不可能采用西方诗学所惯用的那种直言其事、就事论事的逻辑推演手法,而是在更为灵活多变的譬喻性话语体系中寻求发展,形成一种既能把“意”很好地抒发出来,又决不能被“意”所束缚的“睹影知竿”的理论谱系和传意传统。       

论“江西宗派”的诗味与诗法

“江西宗派”成员并非皆江西人，之所以用“江西”命名，杨万里以为是“以味不以形”。所谓“味”指诗味，它源自黄庭坚所创建的诗法体系，特点是从书本中讨生活，非常适合当时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环境下的生存需要。因此，所谓“江西味”，其实就是书卷味、学究味。由于后继者不知变化，蹈袭陈言，将诗法变成死法，于是吕本中提出“活法”论，欲以正宗的“江西味”延续诗社香火。不过“活法”论对江西诗派的救弊效果似乎不大，但却促进了诗学理论的转型，催生了“中兴”诗人活泼泼的新诗风。      

现代诗学发生的哲学因素及现代诗学的开端

新诗哲学精神的理想愈来愈倾向于探究这个世界背后的神秘,追求宇宙真理。这与传统诗学的"诗言志"、"诗言情"的人间表达区别开来,表现了新诗现代性的最核心要素。在理论上,王国维最先提出这一诗歌理想,以为诗歌与哲学一样,目的是求真理——天下万世之真理。这是现代诗学发生的最核心标志。王国维的首倡之功功不可没。"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李震先生认为《摩罗诗力说》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真正起点。但《摩罗诗力说》作为诗学著作,哲学性并不是它突出的特色,也不是最根本的要素。     

论中国现代诗学的诗式理论及其发展

中国新诗的形式焦虑促进了诗学对诗式问题的思考,五四时代的自由精神确立了自由体诗式的合法性,而新格律诗派的诗式理论则从艺术的本质上重新建立起了人们对诗的格律的信心。20世纪30年代以后,现代诗歌诗式理论在依托资源方面发生了意见分歧,现代诗歌体式的建立最终向中国古典诗歌回归,一方面显示了现代诗学与传统的接续,一方面也使得现代诗式的理论探讨逐渐退出了现代诗学的中心位置。     

新诗是一场失败吗?——中国新诗的基本经验——第二届中国南京·现代汉诗论坛研讨会观点汇集(节选)

八位与会者从诗学、社会学、新诗历史、现代诗审美意识等角度,阐述了我国新诗发展的必然性、合理性,与季羡林等关于中国新诗失败的观点进行了商榷.     

"新诗二次革命"论的有效性阐释

为了正确理解“新诗二次革命”的主张,消除对“革命论”的敏感与担心,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一,“后革命”时期,“诗界革命”与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辩证关系;第二,不能任由新诗自然进化,中国现代诗学对促进新诗的发展已经而且还将产生巨大影响;第三,根据中国现代文化与新诗发展模式的要求,现代诗学必须以辩证否定的方式才能促成新诗的复兴与繁荣。     

志在役古,不在复古——论余光中新诗意境的古典化策略

余光中的新诗抛弃了早年学西过程中为适应现代征候而创制的梦魇式的支离破碎的意象,转而体认中国古典生命诗学"情志为本、因物感兴、立象尽意、境生象外"的生成机制,追求新诗意象的具象性和古典美,并用"平行关照法"、"横向移植法"、"精神内化法",把传统诗歌的意境熔铸在新诗中,让古典具有了"新"的特质。     

中国诗、诗学的民族原创及其对于美国现代诗的影响

中国诗、诗学的原创性贡献应从语言系统开始,从发生生态、作品文本、创作思维、接受批评系统地进行总结.中国诗、诗学给了美国现代诗以重要影响,尤其是道家美学的物自性、无言独化、去语障、解心囚,恢复到活泼泼的整体的生命世界,给了西方现代思潮走出困境以重要启迪.道家美学与中国诗的开放式的语言更直接导致了庞德领衔的美国意象派现代诗的诞生.     

论卞之琳的诗歌翻译与格律论

卞之琳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诗人。他的诗被誉为"融古化欧",承上启下,影响深远。他又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和诗论家。论文拟从中国文化和文学建设的视角,用卞之琳的翻译理论和新诗格律论反观他的翻译与创作实践,探讨诗歌节奏的意义,探测卞诗、卞译给我们的启示。     

近20年新诗研究评述

近 2 0年的新诗研究经历了从“主义”到本文的嬗变 ,但至今仍没有出现一种关于新诗的“现代诗学”。     

道与器：中国诗学研究的独特视角——读劳承万《中国诗学道器论》

劳承万教授《中国诗学道器论》以康德哲学和中国心性哲学为理论支点,从道与器的视角研究中国诗学,认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诗学概念,只有“诗之为教”与“诗之为经”、塑造人格并从属于政教与治道的实践型诗学,从而构建了自己的诗学体系,为中国诗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