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寓言·结构魔方——现代中国文学“二女+男”模式的“源”与“形”

作为一种原型现象,“二女＋男”模式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个频繁演绎的叙事母题。在现代文学中,“五四”以来作家们对“家”的审视和对妇女解放的关注使这一原型得以不断传承和“瞬间再现”,并赋予了现代人的精神体验,使其在情感心理和叙事结构层面被复现整合。     

“反抗”与“建设”的政治正当：再度进入国家主义论域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具体历史语境下,国家主义之“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全民政治、全民福利”,以及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在历史与时代的逻辑中被赋予了政治的正当性,展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的归依,依然可视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架构中的政治运作。其政治理论和实践形态,之于民族凝聚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言,有其合理性甚至积极性的一面。     

宪政的“名”“实”之辩

针对近期学术界关于“宪政”概念内涵争论日趋白热化的沉重氛围,应当将目前关于“宪政”概念的争议区分为“名相之争”与“实相之争”。“名相之争”涉及到“宪政”概念是有独立内涵的独立词还是仅仅作为汉语长句的缩写;“实相之争”在于如何赋予“宪政”概念相应的价值内涵。由于“宪政”概念在近百年的演变史中已脱离了原先的概念“名相”,成了目前学术界使用过度泛化的概念,无法产生概念上的基本共识;由于“名相之乱”导致了“实相之乱”,“宪政”价值从法律事实到“梦想状态”,已经成为人云亦云的麻烦概念。为不因“宪政”概念上的无谓之争影响了当下的宪法实践,可以在学术上暂时“去宪政”,围绕着“依宪治国”的价值理念,扎扎实实采取一些维护宪法权威、加强宪法实施的制度举措,以此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严复并未对自己提出的“信、达、雅”进行严谨、明确的界定和阐释,实际上,“信、达、雅”只是三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如何理解、运用,往概念中填充什么内容,如何将这些内容（或准则）应用于翻译实践,则见仁见智;而对严复译论的各家争鸣,便缘出于此,其中不乏无意（或有意）的误读与曲解。欲探严复心中的“信、达、雅”究竟是何种境界,须辨析其“译例言”,兼顾其翻译实操,以免望文生义。严复认为,翻译应该既“信”且“达”,但是,求“达”弃“信”,固不可取。其言下之逻辑乃是：1.既“信”且“达”,而“达”至重;2.“信”未必“达”,“达”则必“信”;3.“雅”有助于“信”、“达”,使译作“行远”。若以一言蔽之,即：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论高校教学评估的“意义建构”

科学主义教学评估是现代性教学管理理念赋予人们寻求简单与效率的理性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它以唯数字化与唯标准化取向抹杀了教学过程中的意义生成,使教学评估表现出一定的“无助性”。现代教学评估应该由“技术判断”走向生活“意义建构”,以人的生存意义、精神价值、品质养成、能力提升等超越性精神为旨趣,不断地引导和帮助师生实现自身生命意义的绵延与冲动,让师生自己的信仰、价值观得到主动建构,获得内在生成性成长。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生育水平下降的“实在空间”与“观念空间”

中国“人口瓶颈”的消除并非是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而在于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分三阶段将人口总量降至3-4亿的小规模态。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既有其“实在空间”---“尺度空间”、“结构空间”、“政策空间”和“比较空间”,又有其通过提高认知在较大程度上可消解的“观念空间”。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问题;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与环境保持低位均衡的“小人口”,而非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适度人口”;人口数量控制对年龄结构调整的优先性是层级-尺度理论的规定;市场并非万能的,而需要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生育;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并不必然与“政策挤压”形成的狭小“生育空间”相联系;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东稳西降”,而必须“东西同降”。     

中庸政治思想解读：基于“位”“功”的视角

“中”,从圭表、旗表意义演化为权力、权位的象征。周武王、周公之时,又把地理意义上的“中”（即国土正中）糅合进来,进一步强化了“中”的“位”义。“庸”具“功”义,且在春秋时期相当流行。孔子把“中”“庸”融合为“中庸”,成为新思想。所谓“中庸”,从政治层面而言,即指执政的君子通过“中”位（王权、王位）,心怀诚敬,交通天人,调和上下,选贤任能,以“建立民功”为最重要的“德”,从而实现政通人和,政统长永。简言之,中庸即是以位求功,以功保位,“德”“位”“功”合而为一的治国理政之道。     

秦简“当腾腾”音义商兑

“当腾腾”是里耶秦简、睡虎地秦简中的一个公文习语,李学勤、胡平生等众多学者的释读皆存疑问。考诸古音通假及秦代避讳之实,“腾”当通“朕”,可训为“封”,“当腾腾”意即“该封,封”。“天子自称曰朕”始于嬴正廿六年,秦汉讳“朕”,有《说文》为证,但古今学人均未尝言及。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关系探源

五四运动既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也是救亡爱国运动。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倡导“新民”学说和“文界革命”,反省传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游历欧洲的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旁听巴黎和会,维护中国权益,及时将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的消息传到国内,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虽然梁启超晚年思想渐趋保守,但他仍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独立、民主自由、科学精神、道德革命表示赞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欧游归国后,梁启超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希望五四运动变外交的国民运动为内政的国民运动,建议青年致力于文化运动以光大五四运动的价值。同时对五四运动中科学万能论、科学口号化等缺点进行了反思。     

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与近代侠风

在近代“救亡”的背景下,清末知识精英掀起一股尚侠思潮。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在鼓吹侠风的同时对侠的人格进行重新阐释,努力将侠改造成为国为民的英雄,使人们相信侠能够承担救亡图存的重任。在他们尚侠的背后,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谭嗣同主要在于对墨侠实践精神的推崇;梁启超用侠来塑造“中国魂”;章太炎高扬侠风,则将之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     

康、梁"蒙养"差异及其对清末学术的不同影响

康、梁——清末思想界两大巨星。以“军功显贵”的名门 ,重气节、主经世、“学富五车”的名师 ,以及在早年就得以沐浴西方文明之光的优厚条件 ,使康有为树立起“王者师”的博大胸怀 ,故而其学“重体”;而“教化儒”的家风和“客家人”的拓荒习性 ,在幼年梁启超的心灵中就栽下了“仁、勤、慧”三根 ,这便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主“动”而重“用”。康氏所重之“体”,乃是贯穿于物界与人界的平等大同之境 ;而梁氏所主之“动”,乃是从物之成因的角度讨论人与万物因其“自动”而新新不已     

梁启超父女与百年中国图书馆

20世纪中国图书馆走过了开创、发展、挫折和复兴之路,梁启超父女的图书馆活动几乎贯穿全程。他们相继为中国现代图书馆的思想宣传、建设管理、理论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构成了百年中国图书馆精神的象征。     

试析梁启超的身体政治观

19世纪中晚期,中国正处于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梁启超以巨椽之笔,鼓吹身体改造对中国救亡的重要,形成了一系列身体政治思想。他认为国土犹如身体,国家和身体一样是自然淘汰的结果,国民身体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强大。他主张建立一种新的身体样式,即新民,为此,首先,摆脱奴隶身体树立国民身体;其次,摆脱个人身体,树立群体身体。他还主张晚婚、胎教与反缠足,主张身体的生产性。梁启超的身体思想植根于中国古代的"修身养性"和近代的"身体救亡"理论。对梁启超身体思想进行系统论述与认真总结,对当前身体研究和身体开发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的“心力”观及其哲学基础

梁启超对心力的理解有四个层面:一是在心理意义上的心力,指情感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二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心力,表现为"心本论";三是在道德哲学意义上的心力,指"意志力";四是在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心力,指向"共同业力""民族意力"。其哲学基础指向"情理之辩""心物之辩""力命之争"在中国近代哲学中的"逻辑发展"。     

梁启超与民初学术科学化潮流

民初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将科学引入学术研究、崇尚科学研究的潮流.与以胡适、陈独秀、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比较,在对科学内涵的认识上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梁启超对学术与科学关系的认识虽与前者存在着某些分歧,但梁启超同样积极倡导和参与了中国学术科学化的潮流,他反思中国学术科学精神和方法的缺失,呼吁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运用到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去,努力从本土知识资源中挖掘科学的种子以与西方科学接榫,并提醒科学主义热潮中的人们注意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关系的复杂性.关注梁启超的这些言论和实践,对从科玄论战之外全面考察梁启超与民初科学思潮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     

进化论与梁启超、王国维的文学思想

19世纪末进化论传入中国,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在进化论思想的洋为中用上．梁启超、王国维产生了分歧。梁启超奉行经世致用的思想,他用进化论宣传生存竞争的道理,希望借此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王国维主张学术独立,学无中西,借鉴进化论研究中国文学发展史。在进化论问题上,梁、王二人虽有分歧,但他们的观点均具有现代性。     

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梁启超编辑思想

在政治与文化视角下,对梁启超的编辑思想进行探究,梁启超的编辑思想与新民、救国紧密相联,并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他强国的愿望和爱国的情怀。其编辑思想提升丰富了近代报刊编辑理论并有力促进了近代报刊事业的明智发展,同时对推进当代报刊事业的与时俱进与创新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近现代陶渊明研究的开创者梁启超

梁启超论陶不论是观点、方法、文风都开辟了陶渊明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他格外看重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认为陶是屈原之后第二位最具个性的作家 ;从三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陶“潜伏的特性” ;认为陶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其根本的人生观是自然和自由 ;提出和论证了陶享年五十六岁说。他在治陶方法上中西结合 ,注入鲜明的个性 ;在创作和做人上也受陶影响。他接受陶渊明有自娱、写史、启蒙、恋乡等数种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