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苗族“古老话”的法律文化价值探析

苗族“古老话”是研究苗族习惯法的一部“百科全书”,它记载了苗族习惯法的法律主体对公平正义的运用,从内容到形式、从意识到效果都体现了一个古老民族对法律文化的创造。它不仅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导性价值取向一致,而且创造了亦歌亦法的法律文化自觉的民间方法,传播了一种法律生态化的信息。苗族“古老话”对于中华法文化的价值和贡献在于：首先,在原生态的法律文化价值创造方面,它是我国武陵山区苗族古代习惯法的传承手段和文本载体;其次,在法社会学科学思想的弘扬方面,它是苗族社会土地制度、婚姻制度和解决内部纠纷的最权威的法律依据和裁决标准;再次,从法哲学科学思想的弘扬方面看,它是朴素哲学思想的表露,它反映苗族“事物生成共源根”的生存哲学智慧,是完整而独立的苗族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孔子的“礼孝”思想

关于“孝”,孔子曾对学生解释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孔子的“孝”思想是以“礼”为形式的。孔子的“礼孝”思想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内涵丰富的“孝”的伦理准则。     

“指事”新说

“指事”定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中的“识”历来被理解为“认识”,造成定义语义重复,分野不明确,分类也颇多分歧。“识”当作“分别、分辨”讲,“视而可识”是说可以从形体上将一组关系字分别开来,“察而见意”是说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字的意义指向。这样理解,指事字的范围和分类都比较明确。     

法经济学视野下“公地悲剧”的博弈分析

法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影响资源利用的关键因素。在对“公地悲剧”进行博弈分析时，离不开对制度在博弈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的分析。传统博弈理论将“公地悲剧”当作“囚徒困境”博弈的观点实为一种误导。“囚徒困境”是特定制度设计的结果，在特定制度安排下，参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被严格禁止，博弈报酬结构具有特定的制度偏好，导致博弈各方无法达成合作。而在“公地悲剧”中，参与人可以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换，进而可以自发达成合作协议对公共资源进行有效自主治理。因此，“保证博弈”，而不是“囚徒困境”博弈才是“公地悲剧”博弈分析的恰当模型。     

西方文学接受观念的五种类型

西方文论史经历了五次范式转移,不同的文艺范式蕴含着不同的接受观念。“模仿说”下的文学接受,是一种向本体世界追寻的“诚意谛听”;“实用说”下的文学接受,是一种具有理性旨归的趣味阅读;“表现说”下的文学接受,是一种追求自由精神的体验借鉴;“客观说”下的文学接受,是一种以审美自律为特征的精神补偿;“接受说”下的文学接受,是一种主张多元价值的对话交流。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自然”的人与“文化”的人——体质人类学和族群研究

在人类学研究过程当中，能否尝试以一种“整体观”的新思维来考察人类的发展过程？这是本篇文章重点讨论的问题。笔者强调从人类的“自然性”和“文化性”这二重属性上理解人类的本质。最后，笔者阐释了“体质是自然的体质，也是文化综合体的体质”这一命题。     

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可能的现实追问——从“哲学语境”到“中国语境”的研究范式转型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仅仅理解为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革命,从而推论出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是一种“解释原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之为一种方法或解释原则,才使历史之唯物主义地作为研究对象得以可能。现在需要对此种论断加以发问与反思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旨趣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克服历史唯心主义或者旧哲学,而在于战胜以资本为基本建制的资本主义,思维原则的变迁仅仅是一个“手段”,不能认为是一种“目的”。这样一来,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是“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革命”的说法是有限度的,需要进一步丰富哲学变革的内涵。这就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从哲学之内的讨论转型到“社会实践”的讨论,实现当下的研究范式转型。     

试析儿童语言形成发展期的几种现象

儿童1~3 岁语言形成发展期是儿童语言习得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儿童语言学习的几种现象值得注意。尤其是儿童的“代词”和“地点”指示常出现大人认为的“错误”。现在,人们对儿童语言学习过程中的“错误”有不同的看法,这对了解语言习得是有益的。其实,学习者的错误是无所谓“错” ,也无所谓“对”的。     

“再审之诉”的再认识——以解决“申诉难”问题为切入点

“申诉难”问题一直困扰着民事审判实践,还可能严重威胁社会和谐稳定。梳理“申诉”在现行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框架内的地位,明确“申诉难”在制度上的诱因在于“申请再审”渠道未能发挥应有作用。运用实务材料和信息分析“申请再审”渠道的症结所在,同时考虑再审程序的法律属性,立足于“法和社会”的双重视角提出切实可行的“再审之诉”制度方案。     

从三鹿事件看我国群体诉讼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近年来我国接连发生数起重大的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其侵害范围之广、受害人数之多令人震惊。然而事件中众多的受侵害者却难以通过司法途径维权．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得不到惩罚和遏制．本应成为应对大规模侵权事件有力武器的集团诉讼方式由于我国法律规定存在诸多不足而在实践中难以实行。我们迫切需要从国外相关制度中吸取精华．对我国的法律规定进行补充和完善。     

中国人“厌讼”心理的历史分析

“无讼”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最重要的价值取向。由“无讼”导致的“厌讼”心理 ,则构成了国人逃避诉讼、私下调解的深层心理根源。本文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及体制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人“厌讼”心理产生的根源 ,或可为研究如何消除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提供一定的帮助     

论我国传统诉讼文化中的法律职业者

乡土社会中的法律职业者是刑名师爷和讼师,他们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处在法律和道德上被双重拒绝的困境,这恰与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法治理念和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当下法治建设无法完全摆脱传统诉讼文化的影响,因此以制度化的方式提升法律职业者的地位,仍然是法律工作者们努力的方向。     

如何利用“法律割据”改善法制环境

随着社会民主发展进程的加快,区域权益和个体利益的扩张也呈现了强化诉求的发展态势。在有的区域或部门,这种民主主张表现得极为张扬和富有个性化,甚至在有的方面已经突破和超出了国家法律所能界定的范畴,法律割据的局面已在一定区域或程度上表现得相当明显。本文从法律割据概念、现实状况、成因、特征等方面进行阐述。     

对新《婚姻法》离婚条件的评论

《婚姻法》修改后 ,离婚的条件和标准较前更明确、规范 ,具有更好的实践操作性 ,显示了其突出的进步 ,但并未形成历史性的突破。实际上 ,更主要的表现为对原有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完善 ,社会生活实践的客观要求和学术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并未能在立法上得到充分体现。现行《婚姻法》关于登记离婚和诉讼离婚条件的规定 ,较前《婚姻法》的规定有很大进步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     

明朝会官审录制的特点及现代启示

会官审录制度是明朝司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一制度在明朝时期已经相当完善和成熟。会官审录制对加强明 朝中央集权统治,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朝会官审录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诸多特点和 蕴涵的精神意蕴对当今社会的法制建设仍有重大启示。     

在“伦理法”与“理性法”之间:民国新繁县诉讼档案中的“家族”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近代法制转型的过程是以传统家族为基础的"伦理法"被西方近代"理性法"取代的过程。而且这一典范转换,也几乎被等同于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当然路向。梳理民国新繁县司法档案中家族产业案件和家族在诉讼案件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可以发现至少在法律实践的意义上,并未发生"理性法"取代"伦理法"的过程,相反,"家族"仍然在诉讼中起重要作用。     

论新《公司法》中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通过对新《公司法》中确立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一些具体问题的剖析,阐述了其中规定过于原则化和缺乏可操作性的疏漏,并以此分析为前提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提出进一步完善该制度的立法建议与对策。     

强化诉讼监督对社会管理的督促和保障功能

诉讼监督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者最重要的职能体现。它的有效落实既能监督、制约公权力,又能保障、实现公民权利,进而发挥对社会管理的督促和保障功能。但由于检察机关及诉讼监督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外部法治环境和传统人文环境所造成的障碍,导致了诉讼监督的督促和保障效果不尽人意。在社会管理面临复杂挑战的今天,使强化诉讼监督适应新的社会管理需要是充分发挥其督促和保障功能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