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顺天乡试特点刍议

清代乡试是省一级大规模的选拔性考试,是科举考试全过程中竞争最为激烈、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级考试.由于清代顺天为京师畿地,地处全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其科举的特点是受政治的影响极大,表现为:顺天的乡试贡院也是全国的会试场所、乡试名额名列前茅、"冒籍"现象突出、乡试案频仍并且量刑过重,甚至科举改革也从顺天贡院开始.     

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

乡试是中国科举史上各级考试中最迟出现的一级考试,也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一级考试,而且还是最早退出历史舞台的一级考试。乡试是各省人文教育活动的重大事件,对区域政治、文化、教育、民风等许多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末科乡试的考试内容已脱离了八股取士的格局,改为讲求经世致用。尽管科举制已进行了旷古未有的改革,从考试的内容到形式都试图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但仍然无法逃避灭亡的命运。在当时科举与学堂难以协调发展的情况下,最终导致了废科举兴学堂的结局。     

论唐传奇的娱乐功能

唐代“有意为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是传奇小说。唐传奇注重作品的娱乐功能。作者多为文人,他们为求上层赏识以中科举,努力展现自己的才华文笔,自觉、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突破了史传的影响和束缚。他们强化小说的虚构特征,丰富小说的内容,像琐屑的日常生活小事、流传朝野的笑话和佳话、民间流传的精怪传说、有悖礼教但动人肺腑的爱情故事等,都成为了小说的题材。小说的娱乐功能还表现出内容“奇幻”、情趣“高雅”却又语言“谐谑”等相互融合的特征。     

再论清代顺天乡试特色

清代直隶省成为全国科举大省,从其乡试看颇具特色:顺天乡试与全国的会试共用一贡院,甚至皇帝亲临视察;顺天乡试考生要远远超出了直隶举子的范围,如全国的国子监贡监生等;顺天府的考官资质也远远高于其它省。从顺天贡院、顺天考生、顺天考官三个因子即可管窥顺天乡试的特色。     

“类科举”的情节和小说——明代科举对小说文体的影响

明代科举在现实中有着强大的统摄力,在小说中也同样如此.有关科举的内容不仅存在于与科举考试直接相关的情节或小说中,与科举制度本身没有关联的情节或小说,有时也会出现"科举",这可以称之为"类科举"的情节与小说."类科举"的情节主要是通过比喻与摹拟这样两种方式实现的,而"类科举"的小说则与小说自身的结构密切相关.这些"类科举"的情节与小说延展了"科举"与"小说"关系的探讨范围.更是研讨小说文体演进的绝佳范本.     

论匡超人的蜕变轨迹

在<儒林外史>的人物传记中,作者对匡超人倾注的笔墨是非常可观的.吴敬梓把视角放在八股科举制度实施后一百多年的明代社会中,让儒林中人在一个个传记中粉墨登场,为我们绘制了林林总总的众生相.他们纷纷在科举功名的欲望鸿沟里沉沦,对功名富贵的向往直接落实到对八股科举的热衷,作者对此揭露之深刻就在于他刻画了一系列仁孝之人的蜕变与堕落的过程,其中最典型的当数匡超人.     

《醉醒石》中科举制度左右下的士人心态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在统治者的积极倡导下愈演愈烈,文人对科考做官趋之若鹜,在文学史上频繁出现专门的科举小说。其中,《醉醒石》颇具生活气息,旨在揭世道倡伦理,作者将科举制度和士人的真实状态及自身看法都反映在小说里,笔下的文人秀才也更加贴近生活。他们大多生活窘迫,却对科考和情义十分重视,展现着儒家士子科举制度下最真实的心态。     

明代河南科举与人才的消长

科举是明朝选官话途中最主要的一途。明代的河南,科举考试的概况怎样?科举人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布特点及其历史作用如何?科举考试对人才的消长趋势有何制约机制?本文拟对上述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明代河南科举考试概况 1.乡试。明代河南的区划分八府一直隶州,合有108个县、(州),总计人口3240180人①。洪武三年河南首开乡试、地点在布政司衙门(今开封),出典乡试的考官是河南提学使及地方名儒(后又由京官任主考官)。三场考试完毕后约十天发录取榜,取额由政府控制分     

明清小说中婚姻观念与科举的关系探析

科举在明清社会中占有中心地位,明清文人群体与科举的关系最为密切,他们的生活、思维、心态,乃至一切与文人有关的事情无不受到科举的影响,其中明清时期的婚姻观念也因此形成了固有模式。查考大量的明清小说作品发现,科举与婚姻关联出现的频率极高,类型固定,而这种婚姻观念也对小说的情节起到了稳定的作用。     

论清代科举考试内容对书院教学的影响

科举考试内容主要通过考题表现出来,清代乡试、会试考题涵盖了儒家经典、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书院作为清代承担教学功能的主要机构,其教学活动受到科举考试内容的深刻影响,并通过卓有成效的教学活动为科举服务,作为清代省城书院的岳麓书院亦是如此,她因此成为湖南科举及第率最高的教育机构。     

四部韩国小说女将形象研究——以《玉楼梦》《六美堂记》《洪桂月传》《郑秀贞传》为中心

韩国小说描写女将形象一生经历的甚少,这里以描写女将一生经历的《玉楼梦》《六美堂记》《洪桂月传》《郑秀贞传》为例,揭示有关女将形象描写诸多相似、交叉的情节。四部小说相仿情节可被概括为由诸多母题组成的一条同一路线,其中梦仙感孕、显明女儿身、坠水、中举、征战外侵、深山学艺等,均有成因。探索其同一路线成因,可对其新的女性观以及如此塑造形象和设置情节的时代意义,加深了解。     

从《尘埃落定》的民族自省意识谈当代蒙古族小说

《尘埃落定》由于深刻批判了民族传统的缺陷而具有自觉、理智的民族自省意识 ,当代蒙古族小说则缺乏这种意识和理性。在前 17年的蒙古族小说中 ,阶级取代了民族 ,人物性格只有阶级的差异性却没有民族的相同性 ,民族性只是作为价值判断出现在小说中。 1984年后的小说开始对民族文化性格中的弱点作出反省 ,虽然更多还是表现在事物表面 ,但民族的理性与反省力开始觉醒。     

晚清小说的群体关怀

梁启超等的“小说界革命”引发社会对群治的普遍关注;时代的变革,科考废止和新学制的设立,促使晚清小说的创作和阅读队伍发生新变。小说杂志的勃兴,为晚清小说的群体关怀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条件,以群治为指归的报刊舆论圈和白话文运动,使晚清小说呈现出群体关怀的趋向。     

1933年的左翼“新人”:周文的地缘小说(上)

周文的地缘小说是在鲁迅影响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是通过1933年出现一批左翼青年作家的地缘小说创作显示其独立价值和意义的,反映了新文学向中国社会更广泛区域的延伸,是左翼小说的"独立"发展要求的体现,周文战争小说建立起了对边缘省份底层社会人生形态特有的文学感受和表现方式。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神道设教”的形式、策略与场域论析

利用“神道”传统进行道德教化是话本小说叙事特色之一。话本小说中“神道”种类众多,神道叙事灵活,富于策略性。小说大力宣扬神道好恶及力量,以种种善恶报应来引导或警惧世人,或宣扬天命迷惑民众。神道叙事与小说人物命运的走向、情节的建构紧密结合,将世俗社会的伦理道德评价融入其中。神道叙事既暗应了统治者“神道设教”的意图,也增添了小说的趣味性、通俗性。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神道设教”的形式、策略及场域极大地影响了话本小说道德教化的效果。     

中国讽刺幽默小说的三座高峰

将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荟萃 ,按照其演变发展的轨迹 ,评价鲁迅、老舍、钱钟书在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发展中的地位及其深刻的内在联系。鲁迅以其深刻的现代意识和独特的现代感受 ,创建了现代讽刺幽默小说 ;老舍既继承了鲁迅思想启蒙的题旨 ,又开启了与鲁迅迥然不同的艺术路子 ;钱钟书对文化人作了极其深刻的心理审视和道德批判 ,并推而广之从哲学层面昭示了人类所面临的永恒精神困境     

荒诞、反讽与存在的考证——格非的“智者叙述”及其知识分子书写

20世纪90年代之后，先锋小说的叙事历险逐渐褪敛了形式探索的锋芒，从虚构的修辞性现实到对存在境遇的深度探测，先锋作家在叙事转型中重新出发。格非的“智者叙述”及其知识分子书写，在偶然、荒诞与反讽的叙事情境里，刻绘了文明暮色中的知识人画像，以及飘扬在文化废墟上的欲望旗帜。格非对存在的考证不仅为知识分子的文化危机提供了精神备忘录，而且点燃了文化灰烬里未熄犹生的薪火余温。     

白先勇小说的人物形象与沉沦意识

白先勇的小说中，沉沦意识是一种突出的、贯穿性的精神现象。解读白先勇的小说文本我们发现，无论是一落千丈的末路英雄。围城内外的的悲剧男女，还是认同危机下的海外游子，他们的生存图景都渗透出浓郁的沉沦意识。     

论张承志、张炜及阿来小说的诗意叙事

诗和小说在叙述上是相通的。“二张”和阿来以诗人的气质进行小说创作,让诗和小说达到了灵与肉的真正统一。他们对民间文化的熟稔加强了这种融合,其小说的诗意叙事使小说拥有了一种精神,换言之,诗人的梦想在小说中得以实现。3位作家通过不同的意象进行艺术构思,让小说的叙事空间在诗意氛围里得以拓展。     

言诞书奇与理真旨正——论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对巫幻母题内涵开掘的文化意义

为了正确处理小说理论的创新问题和深入理解历史小说的价值,有必要对二月河清帝系列小说中巫幻母题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实施纵深开掘。从文艺学的视角来看,清帝系列小说中的巫蛊术、厌胜术和妖异之象描写,不光是营造了一种扑朔迷离、波谲云诡的阅读世界,更重要的是透露出了一种写作理念。这种写作理念,因为不具颠覆和嘲弄意味,所以并未成为小说主题和文本文化意义的消解因素,它是小说固有品性使然,是历史小说回归传统的表现。二月河建立在与艺术原点对接基础上的艺术创新,以及通过巫幻母题所表现出来的深致笔意、艺术向度和宗教旨趣,对于历史小说审美机制、艺术法则、历史逻辑的完善与建构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