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

本文从孙中山的“国粹”观入手 ,对其晚年的文化取向作了新的探讨。认为孙中山“国粹”观的内涵 ,就是中国固有的道德和智能 ,其核心是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这一思想明显受到晚清国粹思潮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中国文化优越论的影响。孙中山提倡恢复一切国粹是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 ,弘扬民族精神 ,增强民族凝聚力。他对国粹的褒扬是希望以中国的王道文化、道德文明补救欧美的霸道文化、物质文明 ,也是对当时国内出现的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矫正。尽管孙中山对“国粹”的表述未必准确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也未必精当 ,但他取法乎上 ,择善而从 ;会通中西 ,与时俱进 ;既提倡国粹 ,“因袭”中国固有思想 ,与民族虚无主义者划清界限 ,又主张向外国学习 ,“规抚”欧美的先进学说 ,从而与崇古恋旧的东方文化保守思想相区别。     

“五卅运动”与“五四后思想革命”的夭折

《新青年》分裂后,各种复古浪潮甚嚣尘上。1924年11月,失掉了《新青年》阵地的一部分人团结在《语丝》周围,他们坚持《新青年》的立场,继续同传统思想作斗争。胡适在谈政治失败以后,重新回到启蒙的道路,积极筹备《努力月刊》,该月刊最终未能办成,胡适却成了现代评论派的精神领袖,该派希望借启蒙手段,培养一种自由、平等、民主的意识,以建立一个欧美式的法制社会。在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及其盟友从不同方向进行思想革命的时候,"五卅惨案"发生了,接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该次思想革命不幸夭折。     

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白之争的逻辑构成及其意义

作为对20世纪中国现代性演进作出重要贡献的知识群体,新青年派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赢得无数国人的喝彩,也遭遇了不同学派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来自学衡派,学衡派从学理出发与新青年派发生了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意义深远的文白之争。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学观念的差异最终落脚在对文学的不同理解上:一个热衷于兼收并蓄的杂文学,一个钟情于自成一体的纯文学。在不同的文学观念背后还有着话语与权力的文化博弈。究其实质,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思想谱系乃是其现代性张力的深层逻辑构成。梳理并反思这场论争,无论是对当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还是对文化生态抑或是思想的环保,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也谈“中体西用”——兼与沈其新同志商榷

“中体西用”是在中国近代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旨在寻求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它的影响几乎贯穿整个中国近代甚至延续到当代。假如我们限定在思想史这个范围内谈问题,那么可以说从清末的“洋务派”到三十年代的“东方文化派”,再到当今港台“现代新儒家”,其关于东西方文化     

二十世纪初"东方文化派"学者唐大圆思想述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东方文化派"作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重要一支出现于历史舞台,它的出现一方面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是"中体西用"说变换形态后的新一轮延续.湖湘学者唐大圆在1926年后组建"东方文化集思社",主编《东方文化》杂志,创办"东方文化研究院",在南京、武汉与家乡武冈勠力推行"东方文化".唐大圆曾先后追随印光、太虚,主编《海潮音》,学界常把他定位在近代佛教学者,但唐氏的立足点与思想核心在于儒家的纲常名教,其对唯识学的理解也流入《起信论》与庄学模式,由此构成了唐大圆"东方文化"的特征表现,可谓以儒家为本位的"东方文化"思想."东方文化派"是一个成员间非常松散,彼此认同度不高的文化思潮称谓.唐大圆作为成员之一,对其思想的回顾,或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彼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组成.     

"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问题与主义"之后的"主义与主义"之争

“新青年派”知识群体自“问题与主义之争”之后,便一步一步走向自我剥离的里程。送走杜威迎来罗素,南下的“新青年派”同仁以陈独秀为龙头与以张东荪为首的自由派思想者展开了一场关乎中国现代性道路的论争。归根结底,这场争论还是英美派和法俄派知识分子对十字路口不同路标的执意导引。回到历史现场,那场知识与心理的竞赛在思想深处映照并启迪着中国当下的知识界:特色中国需要中国特色。     

文化·民族·现代化——现代新儒家文化思想论略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曾长期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以现代新儒家为主要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鼎足而三的局面。就文化观念的层面而言,西化派与新儒家之间的对立似乎表现的更为鲜明。半个多世纪以来,由大陆而港台而海外,两大文化派别之间的相互批评和论争可以说从未停止过。这种论争的焦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对于文化与民族关系的不同认识。新儒家的有关思想凸显了文化的民族性,     

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研究

孙中山研究,是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清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在民国时期已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研究,大体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界,分为初始和发展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整体研究呈粗线条、轮廓式的特色,论著较为简单,属于介绍性的通俗简易读物,但其具有开拓性,为以后的研究奠定基础。后一阶段,显示出有三个特点:从民修书发展到官修书;征集、整理和出版孙中山文献资料取得颇大成绩;研究领域明显拓展,已逐步形成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课题研究体系。更值得注意的是,还出现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孙中山的著作,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孙中山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国民党正统史观的指导等原因,民国时期孙中山研究在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及学术质量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新青年》时期的胡适与鲁迅

胡适与鲁迅先后加入《新青年》 ,使得该杂志提倡新文学的招牌真正挂起。《新青年》由同人杂志而转向专谈马克思主义 ,鲁迅和胡适程度不同地表示了不赞同的态度。表现在行动上 ,就是不再把自己的全部文章送交该杂志发表 ,但仍然还供一些稿件。然而在《新青年》最为辉煌的第二个时期 ,与胡适的四面出击相比较 ,鲁迅的表现却相对内敛 ,这当然也是各自的成长背景、自我期许等各种因素综合后的产物。五四事件的爆发引发了胡适“谈政治”的热情 ,而鲁迅则依然执著于思想革命。鲁迅真正走向前台 ,成为青年人的偶像要到 192 5年卷入女师大事件以后     

孙中山军事思想研究综述

孙中山军事思想研究综述宋力曾祥健朱喜来建国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学界关于孙中山的研究日趋活跃，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哲学等各个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军事思想作为孙中山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有一些突破，但...     

再论孙中山的大中华思想

孙中山的大中华思想形成于辛亥革命以后,它的主要特征是通过阐释大中华思想从政治层面整合民族意识,为建立一个国家和民族统一的共和国创造理论基础;从经济层面整合民族意识,建立民族经济共同体,使各民族形成相互依存关系;从文化层面整合民族意识,凝聚中华民族文化精髓,锻造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意志和意识。     

论《新青年》的封面与插图的文化韵味

90年前陈独秀等创办《青年杂志》的时候,虽然一点也不缺少呼唤祖国和民族青春的抱负与热忱,但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新青年》会有如此巨大的历史影响和文化价值:它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一传统中包含的诸如民主和科学思想在内的现代精神将仍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念支撑点,这一传统中包含的白话文正宗的运作不仅影响到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和文学的面貌,而且影响并决定了几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转型。基于这样的认识,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暨南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在去年联合主办了以“《新青年》与中国新文学”为主题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高层论坛。本栏目推出的便是论坛论文中的4篇。杨剑龙教授从《新青年》的封面与插图探讨《新青年》的文化意韵,固然别致新颖;李怡教授论述《新青年》中国家主义批判与个人主义倡立之间的关系,也是发人之所未发;赵学勇教授等的文章分析《新青年》思想文化的创世纪意义;苏桂宁博士论述钱玄同“汉字革命”的系列主张,都从不同的方面具体论析了《新青年》的历史价值,俱是见功夫、有己见的文字,相信读者读后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兴趣。     

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学衡派”进行了重新探讨,并在一个新的历史层面确立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文章指出,“学衡派”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思想派别,它与形形色色的所谓新文学“逆流”具有本质的不同。在“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之间,真正的差异是对文学创作实践中文学传统修养作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文章还指出,“学衡派”竭力强调文学观的全面、宏观与公正,这确是有意义的;但我们也不应简单认同当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皇皇高论,而应充分认识到“学衡派”思想体系的若干不完善性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哲学观探析——基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考察视角

发生于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思想武器参与论战,有力地批判了玄学派和科学派的观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向中国思想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学理层面梳理这次论战中的思想流变,不但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了解,亦可以从特定角度考察近现代思潮与中国历史进程的联系与互动。     

形铸孙中山现象的近代政治文化土壤

几十年来,孙中山的影响长盛不衰,孙中山的研究事业蒸蒸日上。鉴于“孙中山”这一称谓,实际上已在世界范围内、于人们的观念中概念化和范畴化,笔者着意把这一独特的文化景观冠之为“孙中山现象”。 要研究孙中山现象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有必要研究形铸孙中山现象的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土壤。近代中国救亡的紧迫感,可以认为是形铸孙中山现象的社会政治文化土壤。 近代意义上的救亡紧迫感,从根本上说,萌生于中西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巨大的反差,以及伴此而出现的外来严峻挑战。     

解读新青年派与张厚载戏剧论争的错位性

20世纪初中国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场立志于将人们从传统落后思想解放出来的文化运动中,戏剧以其广泛的民众基础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新旧戏剧论争以《新青年》为主要论争平台展开思想交锋,响应着主流思潮。胡适、刘半农等“新青年派”带着对五四新文化思想的认可,站在戏剧与社会变革关系的角度上介入论争,而张厚载带着对戏曲表演的理论总结来强调遵循艺术发展的自然规律进行改良。在话剧借着时代的思想发展需要和以批驳戏曲为手段实现了迅速发展的同时,透过戏剧论争的表面进行解读和审视,可以发现这是一场未能充分展开的论争。     

中国近代学人日记视域下的学术流派

近代以降,社会巨变,为了解决古今问题、中西问题和学术转型之需要,产生了多种学术流派。湖湘学派与公羊学派之间及其内部因为观念和旨趣的不同而出现的门户之见,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桐城派在近代借湘乡派崛起出现过短暂的辉煌,后在民国时期受到新文化运动中“文选派”“章门学派”等的冲击而逐渐式微。傅斯年创办史语所,以兰克史学重“语言学”和“档案”的路数来改造当时学术界的研究路向,深受欧洲史学的影响。傅斯年的史料观和治学方法成为史语所研究的范式,傅氏个人霸道的秉性和不徇私情的作风也深刻影响了史语所的风格。民国时期,新文化派和东方文化派围绕经学存废进行论战,南北学派的论争在多个学术领域展开,但学派纷争影响了学术发展,呼吁南北学派的合作与团结成为时代的呼声。近代学人日记以记载的连续性和洞察隐微的笔触,按照当时情境将零散的片段叙述以历史剪影的形式保存下来,为我们还原和解读近代学术流派的旨趣与纷争提供了相对客观、真实的“历史影像”。     

从中国思想史的视野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理解

进入新世纪以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越来越呈现出多样性和个性化的可喜局面。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前景 ,学者们从各自角度提出了许多种建设性的观点 ,比较有代表性的 ,如“实践派”①,强调面向现实中国和人类实践 ,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资源 ,使之成为推动现实社会发展内在的思想力量 ;如“对话派” ,强调通过与西方哲学 ,尤其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交流和对话 ,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现代思想内涵 ;如“文本派” ,强调回到马克思的原始文本 ,对它进行深入解读 ,从而保持和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品位。…     

民国初年孙中山维护中国统一的努力与影响

:1 91 2年 ,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后不久 ,袁世凯即攫取了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职位。而退居下来的孙中山从此到“宋案”发生的一年多中的所作所为一方面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孙中山的一贯情怀 ,即维护国家一统的情怀。本文试图从孙中山这一年多中的活动和言论中。再现孙中山的思想行为及其对中国社会的重大影响 ,以弥补孙中山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孙中山对待新文化的态度评议

虽然孙中山没有直接参加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但透过他对五四运动、新青年和新文化的议论,可以在一系列文化重要观点上把握孙中山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思想。孙中山的论述,既不人云亦云、重复前人,也不偏执一端、激进偏颇,而是冷静客观,充满了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的智慧,映现出他身处中西古今新旧文化冲突时代健康的文化心态。他的文化思想和分析方法,既继承了前人,又有所超越,更是启发了来者,是一笔值得珍视的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