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学胡毋生师授谱系补证

《汉书·儒林传》所载《春秋》公羊弟子嬴公的师承问题向存争议。由于《儒林传》武帝以前部分是班固在《史记·儒林列传》的基础上改笔而成,通过对改笔部分的系统梳理以及《汉书》中"自有传"体例的考察,可知班固所增弟子嬴公应师从胡毋生。在此基础上重新检视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撰作动机,可知何休感于东汉官学章句繁冗、迂曲之弊,故援据严、颜二家所承胡毋生《条例》之学以纠其失,与扬雄、桓谭、班固等"不为章句"、专究大义的治学风气以及马融、郑玄、卢植等复兴西汉传诂旧体的解经风气之间存在重要的呼应。     

宋代《礼记》学研究的新拓展——《宋代礼记学研究》评介

古今学者关于《礼记》的研究,大多着力于对其名物训诂、礼义制度的诠释阐发,而对于《礼记》学史则素少研究。潘斌《宋代礼记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作为首部《礼记》学断代研究新作,学术价值极高。该书分上下两编,40余万字。上编采用个案研究,共考察了宋代《礼记》学名家20余位;涉及到相关     

皇侃《礼记》学探论

皇侃的《礼记》学上承汉代经学家的治经传统,既有古文经学家注重名物制度和文字训诂的特点,同时也有今文经学家注重章句之学的特点。皇侃的《礼记》学多遵从郑玄,但是也有与郑玄相乖离的地方。皇侃的《礼记》学体现了南北朝时期义疏之学的特点,对唐代乃至唐代以后的《礼记》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苍颉篇》的版本、流传、亡佚和再发现

《苍颉篇》是秦汉时期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识字课本,但在后世却亡佚了。其亡佚的原因主要是收字过多而且古奥难识,后继者不断增续并且为之注释,由识字课本变成了诂训专书,越来越不适合童蒙诵读和传写。自1907年斯坦因在我国敦煌等地发现汉简以来,《苍颉篇》的出土就不绝如缕,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有敦煌汉简、居延汉简、阜阳汉简、水泉子汉简、北大汉简等多批汉简中的《苍颉篇》残简。这些出土文献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苍颉篇》这部古书的认识,相关学术问题便有了一些比较清晰的认识。     

谈先秦至东汉汉语语法的发展

读汉代注释书,即所谓随文释义训诂著作,西汉毛亨《诗经诂训传》,东汉郑玄《诗经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赵岐《孟子章句》,王逸《楚辞章句》,高诱《战国策注》、《吕氏春秋注》、《淮南子注》,发现原文和释文在语法上有不少差异。笔者看来,这些差异反映了先秦到东汉这个历史阶段的汉语语法的差异。这是因为,几部原著除《淮南子》外,均为先秦著作,代表先秦语言;而注释作者除毛亨为西汉人外,皆在东汉(中后期);现代训诂学研究已证明,汉人注释书是用的当代活的语言。这样从原文和释文对比中可研究先秦到东汉时期汉语的发展变化并可从中探索发展变化的规律。     

“修己安人”——大学之道的古意探寻

朱熹称"明明德"、"亲民"、"止于正善"为大学之纲领。本文将以经典为依托,训诂章句、阐发义理,探求"三纲领"中的"修己安人"之道。《大学》原属《礼记》中的一篇,其古本是指戴圣所传《小戴礼记》的第四十二篇原文。据西汉刘向《别录》载,现存《礼记》以关于"礼"的"通论"篇目最多,《大学》就是其中之一。《大学》既是研究"礼制"的文章,又代表儒家之理想,是先秦儒家伦理、政     

从《毛传》看作者的语言观

《毛传》全名《毛诗诂训传》,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训诂传注。对后世的训诂传注和训诂专著,均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毛传》的作者究竟是谁?诸说不一。《汉书·艺文志》云:“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又《儒林传·毛公》云:“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都语焉不详。到了三国时代,吴国的两位学者陆玑和徐整对此才有了较详细的叙述。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之为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训诂传》,     

何休《公羊解诂》研究

<正> 何休(公元129—182年)是东汉后期学问渊博、著述繁富的经学家、思想家.他被后世称为“学海”.所谓“学海”,一方面固然表现在他“精研六经”,从他的代表作《公羊解诂》徵引的书目可见,他不仅精于《易》、《京房易传》、《尚书》、《诗》、《韩诗外传》、《礼》、《谷梁》、《左传》;而且精于《论语》、《孝经》和《纬》.另方面,也表现在他写了许多著作,除解诂《公羊》外,尚“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并“作《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可惜除代表作《公羊解诂》留于后世外,其余著作大都散失了.     

庾蔚之《礼记略解》评述

庾蔚之是南朝刘宋时期重要经学家。其《礼记略解》体现出的郑注之外兼采他说：以义理阐释为主,较少文献互证;注重校勘,多得其正;力求对异文做出合理阐释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南朝经学注疏的一般特点。《礼记略解》的成果不仅为唐修《札记正义》所吸纳,而且为历代尤其是清代《礼记》研究者所借鉴。     

浅谈《论语筆解》

本文认为现存《论语筆解》乃韩愈所著《论语注》与韩、李《论语筆解》的综合,其中可能亡佚了一些原始材料,也可能有后人增补的一些材料,但总体来说仍可视为韩、李所著.     

《庄子译诂》寻瑕

杨柳桥的《庄子译诂》大都注释精确,翻译准确,但也有几处注释、译文还有商榷的余地。下面我想就《译诂》的四处翻译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关于《逍遥游》“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也”（１） 《译诂》对这句话的翻译是：“可见尘埃、秕糠这些东西,也都要给尧、舜划定８行动的规范来”（２）。 按：窃以为译文有悖于庄子的原意。译者可能认为直译不叮思议,读者不得其解,故增字成义,然而增字成义为训诂家之大忌也。秕糠乃微不足道之物,尧、舜自古以来称圣人,可是,庄子认为尧、舜犹为俗物所累,犹有所待,故不足道也。“孰肯…     

《中庸》思想体系试析

<正> 《中庸》原是《礼记》里的一篇,自宋儒大力提倡,与《大学》《论》《孟》合订为“四书”后,成为中国封建时代文人的必读之书,影响极其深远。然而,《中庸》并非仅仅因为宋儒的提倡才变得身价百倍,事实上早在宋以前就有人对《中庸》予以重视了。刘向《别录》把《中庸》列为《礼记》中的“通论”一类。《中庸》作为一篇通论,是从总体上来论述儒家的基本原理,其地位同《礼记》中论述礼的具体内容的一般篇章便不可同日而语。《汉书·艺文志》“礼类”在“《记》百三十一篇”之外另有《中庸说》二篇,详其题义,应为解说《中庸》的专著。这一专著虽已亡佚,但我们藉此可知早在汉代就有人对《中庸》     

“诗无达诂”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关系

“诗无达诂”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学术史的演进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透视二者的因缘,可以看出一种文学理论的产生,有赖于一定的学术气候;它的发展,也离不开与之相宜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一“诗无达诂”作为一种理论的总结,最初见于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篇:“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诂”字,据《说文》、《段注》、《说文通训定声》诸书的释义,均指以今言释古语,侧重于语言文字的通训。今人也多以为董氏的“诗无达诂”偏重于语言文字的歧异。这固然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春秋公羊经传》、《尔雅》、《字林》、《广雅》、《汉书·杨雄传》注、《后汉书·桓谭传》注在指出“诂”为通古言、释故言之外,也兼指通“义”,说明“诂”在实际运用中并不限于一般语辞的通释,也兼指语义的变化。因此,董仲舒的“《诗》无达诂”既指诗字面的无通释,也指一首诗语义的无定解。“诗无达诂”是汉人通行的看法,除董仲舒外,稍后刘向的《说苑·奉使》也有记载:“传曰:《诗》无通诂,《易》无通占,《春秋》无通义。”据其文所论,“《春秋》之辞,有相反者四。”刘向认为,对《春秋》中的抵牾之处,不能拘于字面语义,读     

宋翔凤《论语说义》的解经特色

大体说来,从其核心而外,层层扩展,宋翔凤《论语说义》主要有三大解经特色:一、以《公羊》之义挖掘、引申《论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二、以"三礼"与音韵解经。三、既博采杂引历代各类子书、古籍以训诂名物,而又尤重以四书五经之经意解说《论语》,思想活跃而多变。     

诗无达诂论的文化探源

诗无达诂是对历代诗经解释纷乱纠纷的一种描述。在历代《诗经》接受史上,伴随着《诗经》研究队伍的壮大的同时,虽然对词义难明的现象有个别定论,但在总体情况上来讲,诗无达诂的状态还在持续着,不过,也正是这种诗无达诂的存在,更加增加了诗经研究的神秘感与神圣感,这也是历代《诗经》研究学者们虽知解经之难但却义无反顾潜心研究的原因。     

颜延之《逆降义》钩沉

颜延之《逆降义》,历代文献中误称、异名较多,当以"逆降义"为是。三十卷《颜延之集》和一卷本《颜延之逸集》于南宋末年全部亡佚,其中《逆降义》随之亡佚。唐宋以来编纂的一些类书和史志著作中,辑存了《逆降义》部分内容。《逆降义》主要是讲礼制之普通义理,而不是针对某部礼经所作的章句或注疏。     

板凳甘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字空——访年轻训诂学家郭在贻

一九八四年八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首次评选出二等奖三名。其中两名出自北京大学中文系,另一名则是杭州大学中文系的郭在贻副教授,他的获得论文是《楚辞解诂》和《唐代白话诗释词》。《中国语文》在发表     

是非凭物理,褒贬弃因循——刍议王船山《诗经稗疏》的训诂特色和训诂理念

清代《诗》学研究的主要成就在名物训诂研究上,至乾嘉时代有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等三大名著传世。在清初三大家中王船山《诗经稗疏》在训诂上的成就尤为突出,开清人《诗经》名物训诂研究之先河,此书对前贤故训能择善而从,又不因循守旧,钩沉辨谬,探赜发微,订正古注,补证成说,在继承中有发展,在训诂实践上有新说,在训诂理念上有新见,皆足以启迪后学,实为体现王船山《诗》学造诣和成就的代表作。     

汉代经学《论语》的注经特色

两汉经学《论语》主要有四大注经特色:其一、思想内容上,秉承孔子及其先秦儒家的传统,尚仁义,崇道德,讲教化,重修身。其二、治学风格上,汉注偏重训诂解经。其三、汉儒基于元气论及其同类事物相互感应的学说,局限于儒家伦理现象的表层和浅层次的道德说教而就事论事;其四、汉儒仅限于人伦现象的表层,注重名物训诂和典章制度,尤重讲礼制及其沿革、多记载一些历史掌故。通过汉代经学《论语》的注经特色之研究,可以透视两汉经学思想的复杂性。     

钱澄之《屈诂》的注评特色散论

钱澄之撰《屈诂》的主要原因,一是借表彰屈原之气节来抒发明亡后的个人忧愤之感,二是从《诗》学的角度来阐发屈原作品的内在含义.《屈诂》的注评体例主要是随文释义,注评篇目是依照王逸、朱熹所定,注评原则和方法大致包括字词注释继承传统、解题和章句注重发挥意旨、略补旧注之缺失等.而钱澄之对朱熹《楚辞集注》尊崇且又有所取舍的原因,主要是朱熹在当时仍具有崇高的地位.《屈诂》具有诗韵的注评语言与作者是诗人有关,其平正通达的注评风格则表现出作者力戒空疏臆说的鲜明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