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一脔肉而知一鼎之调——读田望生《百年老汤——桐城文章品味》有感

一《吕氏春秋·察今》说:“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近拜读田望生先生所著《百年老汤———桐城文章品味》一书后不禁感叹:诚哉斯言!读此书,则尽知桐城二百余年文章之精华矣!桐城地处皖中,接江趋淮,“抵天柱而枕龙眠,牵大江而引枞川”,地灵人杰,翰墨飘香,尤其明清之际,桐城重读尚文,曾以文化名邦著称。清咸丰八年,桐城派著名作家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序》中说:“桐城文学之兴,自唐曹梦征、宋李伯时兄弟,以诗…     

象征型兴象与解《诗》的分歧

历史上对于“三百篇”诗义的阐发从来就聚讼纷纭,直到今天,对于某些篇章的解释也仍然是莫衷一是。“若乃兴义深婉,不明诗人本所以作,而辄事探求,则穿凿之弊固将滋多于此矣。”(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比兴》)自然,不少分歧是由封建诗教穿凿附会的说诗而造成的。例如《周南·关睢》明明是一首新婚的赞歌,《诗序》却说:“《关睢》,后妃之德也……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睢》之义也。”《召南·驺虞》明明是一首狩猎的赞歌,《诗序》却说:“《驺虞》,《鹊巢》之应也。《鹊巢》之化行,人伦既正,朝廷既治,     

中国最早的莎评

近年来,国内报刊上以“莎士比亚在中国”或“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为题的文章,都正确地指出“首先把莎士比亚介绍到中国来的是外国传教士”,但有人以严复在其翻译作品《天演论》和《群学肄言》中提到莎士比亚作为起点,认为“中国学者介绍莎士比亚始于19世纪90年代”,则与史实不符。还有些研究者把梁启超的一则诗话看做是我国最早的莎评,其实不然。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之八中,曾简略地谈到他对莎士比亚的看法。他说:“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儿敦、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这则诗话原载《新民丛报》1902年5月号,见[日]下河边半五郎编《壬寅新民丛报汇编》,日本横滨新民丛报社出版,第910页。梁启超在诗话里只是笼统地把莎士比亚等近世诗家介绍给读者,并没有仔细评议他们的诗,更没有专门对莎士比亚进行论述。“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这句话中的“气魄”指的是莎、     

许浑卒年辨

本文对谭优学先生所定许浑卒年提出质疑。谭先生以许浑《陵阳春日寄汝洛旧游》、《江西郑常侍赴镇之日有寄因酬和》二诗为大中十一、十二年间所作，笔者详考诗意及唱酬对象，定此二诗分别作于开成四年前后和大中八年。再据顾陶《唐诗类选》成书时间及序中所记之确证，断许浑于大中八年卒子郢州刺史任上。     

论《文选》之序体

体论中的序体，缘起自《诗大序》。其发展过程中按目录学、体功用及艺术形式。可分为多类。《选》将自先秦迄南朝梁之序体章加以荟萃，为隋唐以降之研究，提供了丰赡而翔实的资料。《选序》多取诸所选序。选序体的典型艺术特色为：序缘起而条贯。     

注释杂记

清戴震有几句话是很著名的：“经之至老，道也；所以明道，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由文字以通手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造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躐等。”然而他在《毛诗补传序》中又反过来说：“余私调《诗》之词不可知矣，得其志则可以通乎其词。”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批评说：“戴氏能分见两边，特以未通观一体，遂致自语相违。”“乾嘉朴学教人，必知字之诂，而后识句之意，而后通全篇之义，进而窥全书。虽然，是特一边耳，亦初耳。复须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庶得以定某句…     

高适《燕歌行》所刺新考

盛唐边塞诗人高适的名篇《燕歌行》（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高常诗集》卷五），今人多认为诗序中所言之“御史大夫张公”即为玄宗时名将张守进，所谓“征戍之事”指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张守登隐瞒部下败状，“妄奏克获之功”这件事（见《旧唐书》卷一O三“张守检传”）。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二在此诗下引《旧唐书·张守传》后即谓“此诗盖隐刺之也。”岑仲勉先生亦谓“此制张守登也。”《读全唐诗札记》朱东润先生主编之《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编之《唐诗选》论及此诗时亦持此看法。傅珐琅先生则对此提出…     

潮州刻书述评

<正> 考潮州刻书,似可上溯至唐。《唐集叙录》载,朱熹校《昌黎先生外集》题识云:“惟只夏卿以为《明水赋》、《通解》、《崔虞部书》、《河南同官记》皆见于赵德《文录》,计必德亲受于文公者,比他本最为可信。而李汉不以入集,则疑凡外集所载,汉亦有所未得,未必皆其所不取也。”又,方崧卿(莆田人,宋孝宗时尝知台州)撰《韩集举正》淳熙己西(1189)刊于南安。此书一出,传为善本。方自序云:“校订韩集,旁取赵德《昌黎文录》……参互证征”。又,宋本《五百家注释韩昌黎全集》之“韩集所收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开列唐代姓名之三便为“天水赵氏,名德,编集韩文,号《文录》,有序”,之四为“陇西李氏,名汉,字南纪,编集并序”。又,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三》有云:“杭本(指嘉佑七年杭州刻本)并无目录……赵德之序文录列于李汉之先。”据以上引文,可供证征者三:     

清代三家《诗》辑佚成果考述

清代三家《诗》研究——以辑佚研究为中心,在嘉道间迎来了全面丰收,是后学认识三家《诗》,研究汉代《诗》学必不可少的借鉴资料。其成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诗考》的增校、补注成果;二是《韩诗》辑佚研究专著;三是异文异字考证成果;四是三家《诗》遗说通考之作。除此之外,早期的三家《诗》研究成果是全盛时期研究的基础,吹响了清代三家《诗》辑佚研究的号角,而晚期学者的研究则具有查漏补苴之功能,并使得三家《诗》辑佚研究成果更为精善。     

《蒹葭》考辨

《诗经、秦风、蒹葭》之诗旨何在?古今说法不一。以《毛诗序》为代表的“刺襄公”说一线贯穿封建社会的始终。今人则大多主情诗说,但往往在“男词”,“女词”问题上纠缠不清。我们认为刺诗情诗说都未能很好地把握《蒹葭》要旨,现作如下考辨。 一,《蒹葭》非刺诗考 《诗小序》解题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同属严格汉学体系的《毛传》、《郑笺》、《孔疏》说与《小序》无异。诗今文三家说不可考。“刺诗”说发展到清代,便有学者想用历史考证的方法来证实它的可信。这也正是我们否定“刺诗”说的一个突破口。     

“题序”闲话

郑逸梅先生《艺苑琐闻·回忆几种我题序的书刊》(四川人民版)妙喻“书刊之有题序,犹诸容颜上目之有眉。” “题序”宜以“自序”为重。张舜徽先生《又次革堂文稿·答友人论为人著述撰序书》谓:“盖世俗序人之书,徒载空言,竞献谩词以相标榜,彼此宣扬,甚无谓也,故昔人重之。”(《中国文化》第七期,三联版)“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诸位大手笔之“题序”,尤其是“自序”,精彩纷呈,蔚为大观;其中当以鲁迅夫子、知堂老人为最,难与伦比。     

孙犁的书房

孙犁先生生前,我访问过两次他的书房,他的书房名为“耕堂”,其实是很简朴的。许多大名家的书房,都曾以“堂”作书斋名号,王国维称“观堂”,周作人称“知堂”,郭沫若称“鼎堂”,丰子恺称“缘缘堂”,冯友兰称“三松堂”,孙犁先生则自己称为“耕堂”,我想这也是一种不忘根本之意,犁是农具,耕是农活,先生出身农家,“臣本布衣”,     

冯浩三篇佚文辑考及其意旨发覆

清儒冯浩以笺注李商隐诗文而留名于世,有《孟亭居士文稿》及《孟亭居士诗稿》共九卷。别集自嘉庆七年(1802)由第三子冯集梧编次后再无续补。今发现冯浩三篇佚文：《冯氏支谱序》存于苏州图书馆藏《桐乡冯氏重修支谱》和美国犹他家谱学会藏《德聚堂冯氏家谱五服次序》两部家谱中,此篇佚文为将《桐乡冯氏重修支谱》六卷纳入冯浩著作提供了实证;《网师园序》存于苏州图书馆藏拓本《网师园记》,对考证冯浩晚年交游及其诗教思想的发展有所补益;《杜诗集说序》存于嘉兴图书馆藏乾隆四十三年惇裕堂刻本《杜诗集说》,此序中冯浩提出了勿浅、勿僻、勿舛、勿凿的笺注原则及“搜罗富而抉择精,谬误悉除义蕴毕备”的笺注思想。三篇佚文,亦可考见冯浩之情怀,其以经史之深厚功底笺注李义山诗集,使得集部笺注之学的方法与体例日益完善。     

全唐五代文序

同门友霍松林教授,老犹好学,有袁伯业之风。凡所造述,胥著令闻于文苑,世人既得而读之矣。近岁复病清编《全唐文》之未尽善,遂与友生考校增补,为新书曰《全唐五代文》,都若干卷,而以序命余。余不敢辞,谨援笔题其端曰:《全唐文》成于清嘉庆间,迄今将二百载。虽其书发凡谓于应收之作,甄录无遗,然又斥传奇之猥琐而屏之弗录,固已自乱其例。至以限于时日闻见而失收者,亦往往而有,又安得谓之无遗哉?同治间,归安陆刚甫始为《唐文拾遗》及《续拾》以补其缺。厥后仁和劳季言及近世魁儒象山陈伯弢先生又为订正沾益,然皆未有成书。建国四十年来,地不爱宝。长安、洛阳出土之碑志可补《全唐文》者,以千百数。则据前人之成业及当世之发现以重编此书,俾臻于完美,此固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导读书——读《诗经主题辨析》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所保存的305篇作品,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期。从汉代起,一般人汝它就需要注释的帮助了,注释《诗经》也就成为专门的学问,称做诗经学,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诗》本文也就叫“经”,“经”和“经学”结为一体,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正统的诗经学是以《诗序》为纲的,《诗序》即《诗经》的题解,但大多不合于《诗》的本义,而读者却往往奉为圭臬。所以(宋)章加愚惑叹道:“《诗序》之坏《诗》而《诗》亡,……自儿童读《诗》即读《诗序》,已入肌骨矣,……诗人之旨虽吾夫子复出,安不亡乎?”宋元以来,儒学趋向市俗化、乡俗化,《诗序》的影响更浸入社会底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     

中国最早的莎评

近年来,国内报刊上以“莎士比亚在中国”或“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为题的文章,都正确地指出“首先把莎士比亚介绍到中国来的是外国传教士”,但有人以严复在其翻译作品《天演论》和《群学肄言》中提到莎士比亚作为起点,认为“中国学者介绍莎士比亚始于19世纪90年代”,则与史实不符。还有些研究者把梁启超的一则诗话看做是我国最早的莎评,其实不然。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之八中,曾简略地谈到他对莎士比亚的看法。他说:“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儿敦、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这则诗话原载《新民丛报》1902年5月号,见[日]下河边半五郎编《壬寅新民丛报汇编》,日本横滨新民从报社出版,第910页。梁启超在诗话里只是笼统地把莎士比亚等近世诗家介绍给读者,并没有     

论西周春秋之际贵族的政治批判诗

《诗经》自其结集成书以后,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被奉为儒家经典之一。自毛、郑之学始,《诗》遂有所谓“正经”和“变风”、“变雅”之分。《毛诗序》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诗谱序》说:“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烹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     

杨时“三唐”说辩误

元代王构《修辞鉴衡》卷一"诗评"多辑录宋人诗话、文集及杂记等,并在每条之下注明出处。其中有一条:"诗自河梁之后,诗之变,至唐而止。元和之诗极盛。诗有盛唐、中唐、晚唐。五代陋矣。"其下出处已佚。在以往关于唐诗分期的讨论中,这一记载一直被当作重要材料引用,多数学者认为这段话出自北宋杨时。而通过对《龟山先生语录》《修辞鉴衡》《对床夜语》《唐诗三体家法序》等的考察及其他材料的分析,可以确定这段话实际上出自南宋周弼而非杨时。这一结论亦可补足《修辞鉴衡》中"诗体之变"一条之下的佚文。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导读书——读《诗经主题辨析》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所保存的305篇作品,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期。从汉代起,一般人读它就需要注释的帮助了,注释《诗经》也就成为专门的学问,称做诗经学,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诗》本文也就叫“经”,“经”和“经学”结为一体,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正统的诗经学是以《诗序》为纲的,《诗序》即《诗经》的题解,但大多不合于《诗》的本义,而读者却往往奉为圭臬。所以(宋)章加愚感叹道:“《诗序》之坏《诗》而《诗》亡,……自儿童读《诗》即读《诗序》,已入肌骨矣,……诗人之旨虽吾夫子夏出,安不亡乎?”宋元以来,儒学趋向市俗化、乡俗化,《诗序》的影响更浸入社会底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社会风尚、人伦道德所给予的影响,诗经学可能比《诗经》本身还大得多。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     

文字自有真 悬为万人趋——试论刘光第《介白堂诗集》

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授刑部主事。二十四年(1898年)以湖南巡抚陈宝箴荐,得光绪帝召见,加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参预新政。戊戌政变作,与谭嗣同等同时遇难,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在近代诗坛,刘光第本应其《介白堂诗集》占有一席之地,《民权素》所载南村《摅怀斋诗话》云:“余于近代诗人诗,每喜搜览,恒少称意者。散原诗之外,有富顺刘光第《介白堂诗》,亦为一时杰作。散原以古奥雄奇胜,介白堂则以清新俊逸胜也。”胡先辅亦言:“戊戌六君子皆号称能诗,……予独以为刘裴村之《介白堂诗》,不但为六家之冠,近世亦鲜有能过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