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陪都重庆的报告文学书写

陪都重庆的报告文学书写在趋向文学化的战时过程之中,通过不断消解文学与生活之间的个人审美距离,以便能够从不同角度与则面呈现出战时生活的多重风貌。在推进现代散文战时发展的同时,对于其他文学样式的发展也发生着不容忽视的书写影响,从而显现出抗战时期从散文乃至文学的中国发展趋向来。     

战时中国文学呈现的中外文学交流

抗战时期,中国作家的双向迁徙(出国和归国),加强了战时中国文学的对外联系,并开启了战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新方式。而战时文学翻译活动在不同的政治地区的开展,对外国文学译介质量的提升,反战层面上的中日文学交流等,都拓展着战时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视野。世界战争所沟通的人类基本情感,使中外文学交流有可能进入一种更宏大也更具体性的空间;交流不仅是了解对方的传统,更在于了解富有活力的当代及其文学,这使得战时中外文学交流成为反侵略战争的一个部分;战时文学交流也是一种自觉的双向行为,中国作家由此有了向世界展示中国新文学的自信和自觉,这些都使得中外文学交流成为战时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空间之一。     

战时中国:现代中国形象完整呈现的开端

战时中国的形象不仅联系着中华民族的命运 ,也联系着中国作家“与时俱进”的心理。在异族铁蹄蹂躏下 ,在战争飘泊中 ,“中国”一再被作家们凝视、追寻、想象、书写 ,它演化成无数生动的文学形象 ,构成着作家的创作动力 ,从而具有了文化、文学上的本体意义。甚至可以说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形象的完整呈现 ,开始于战时的中国文学。     

试析陪都重庆的文学期刊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在陪都重庆出现了众多文学期刊,在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期刊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不仅表明了陪都重庆已经成为战时中国的全国文化中心,同时也确认了陪都重庆的文学期刊已经体现出中国文学战时发展的主流方向。对陪都重庆的文学期刊进行全面的整理研究,无疑有助于对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进行价值的重估。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

在抗日战争语境下,妇女节与儿童节受到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是抗战文学中的重要元素。战时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反映到文学之中,呈现为热烈的抗战动员景象。由此,战时中国文学的妇女节和儿童节书写,成为颂赞和制造为民族国家献身的“新妇女”和“新儿童”形象的重要一环,这时期的文学对妇女、儿童响应民族国家抗战的呼唤,是以忽略妇女儿童自身的主体性为代价的。因此,不少战时作家的妇女节和儿童节书写发出了“谁的妇女节”和“谁的儿童节”的疑问,一些作家由号召妇女、儿童参与抗战的“附和者”角色转向了“质疑者”立场,他们的创作从民族国家话语的笼罩中顽强地庇护着妇女和儿童的主体性价值。战时中国文学所呈现出来的妇女节和儿童节影像,一方面深刻勾连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脉络,另一方面又传达出作家文人对于妇女和儿童这两类人群的独特思考,为战时中国历史语境中妇女节和儿童节纪念留下了重要一笔。     

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重新划分——战时中国文学地理研究之一

抗战时期,中国三大区域社会制度及其所属政治意识形态在文学艺术中占有主导地位,并决定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的基本格局与表现特征。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地理建构在中国战时政治地理之上,是以各个区域不同的社会制度为基石,同时涵纳其他地理因子构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呈现方式。战时中国文学地理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逐渐发展成型,各文学区域的主体艺术表征由各种文学成分相互作用综合而成。研究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地理对于正视该时期文学艺术所具有的多样性特征和地理区位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鲁迅传统和战时中国文学

抗战时期是形成鲁迅传统最初的也是最有力的时期,它在战争文化的背景上和时空的近距离观照中对鲁迅作出的解读,尤其是对鲁迅精神的理论解读,极大影响了日后鲁迅会在哪些层面上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全民抗战的时代环境,强化了革命领袖对鲁迅精神的权威诠释,也使战时中国文学对鲁迅的解读集中于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但同时,作家们丰富而独异的战时人生体验催生着对鲁迅精神的个性化解读,使鲁迅精神活跃于作家们的文学生命中,鲁迅精神由此成为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日本近代文论主潮历史扫描

对日本近代文论主潮进行历史扫描,可得出如下结论：明治初期到大正末期,日本文论发展是引进适应西方文论并融入日本文学的发展过程;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日本文论在论争中结合着日本文坛实际显示出更多的自立性特色;“二战”时期的日本文论主潮是顺应了日本战时统制国策;随着战时文化机构的解体,近代日本文论划上了句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文学有关中国的书写甚少,究其原因与当时的冷战时局不无关系.考察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战时和战后文学中出现的中国因素,通过对比战时文学"现时的敌对"和战后文学的"苦难的20世纪""记忆中的盛唐",可以解读五六十年代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即拥有璀璨文明的古代中国——尤其是唐朝,在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里作为"理想国度"的记忆得到书写;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与韩国是同样饱受外敌之扰的苦难国家,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却被置于冷战的对立方,被描写为朝鲜军队的"帮凶".     

语言原乡:战时精神故乡的基石

作为“人的存在之家园”的民族语言是战时中国作家苦苦构筑的精神原乡。尤其在日占区,中国作家坚持用汉语创作,不仅有着维系民族文化血脉的操守,还有着作家身份认同的寻求。而在20世纪语言哲学的背景下,战时中国文学的语言层面有了更丰富更深刻的人生意味,不仅语言直接构成着人们的生存方式、生存形态,而且“言说”本身展开着交锋,语言原乡由此让人们在战争环境中寻求到民族、祖国的存在。     

殖民地台湾文学史研究的当代趋向——以周金波的文学叙事与文化认同为中心

"皇民文学"因牵涉文学主体、身份认同与历史诠释之争,成为近年学界争论的焦点,持不同见解者在研究的动机、立场、方法与结果上各有区隔。本文拟从战时历史情境出发,以台湾医师作家周金波的文学书写,来透视其精神光谱中所呈现出的复杂认同倾向,进而分析殖民地文学历史诠释的错综复杂之原因。     

七月作者群与七月诗派

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以文学期刊为主要阵地而形成的七月作者群,显示出强劲的创作阵容与文学影响,由此而促成具有鲜明流派特征的七月诗派产生,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提供了从作者群到文学流派的双重动力,两者共同推进了中国文学的战时发展,从而为中国文学进行现代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典型范例。     

抗日文学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如何评价战时和战后的抗日文学?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采取两种不同的标准文学之外的政治标准和文学本身的审美标准。如何认识抗日文学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不仅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也是压抑的文学精神的合理释放。如何看待抗日文学的英雄塑造?“如果没有英雄,那就造一批出来”。     

抗战时期沈从文、冯至的文学创作与“风景昆明”

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考察抗战时期沈从文、冯至的文学创作无疑是一个新途径。通过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与"风景昆明"之间关系的钩沉,及对"风景昆明"的文学呈现,可以看出"风景昆明"作为一种文学地理空间对战时沈从文、冯至精神世界有着深刻影响。同时,这种研究视角为抗战时期的作家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考察路径。     

战时文学记忆:1937年南京陷落后的古体诗词

抗日战争爆发后,文学迫于战时状况,急切地反映社会生活,发挥了感时伤事的纪事、抒情功能。作为一种社会记忆,抗战文学将人类的战争形态记录下来,表现了特殊境遇中人的生存状态与人性特质。其中,关于南京保卫战、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文学记忆承载了历史的巨痛和民众个体的心绪,也传达了整个民族的吼声。战时的抗战诗歌多以古体诗词的面貌呈现,具有见证、伤悼、控诉或反思的内容,反映出一个民族、个体受难与抗争的历史本相或哲思。抗战时期爱国志士的旧体诗词创作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抗争不屈、团结御侮情绪,作为一种历史记忆,这些诗词对于慰藉战争创伤、铭记民族耻辱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战与民主"旗帜下的文学生产和编辑出版行为

抗战爆发至共和国成立前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毋不庸置疑,"抗战和民主"旗帜下的文学生产和编辑出版行为,都属看不见硝烟的另一战场文化战线.由于二者的互动极其自然地以民众或读者为主导,因而在这一时期的中国新文化"现代性",真正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实现的前提.另外,战时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行为受制于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表现形态也极其错综复杂.     

大后方戏剧结构艺术的流变

<正> 抗战时代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黄金时代。在那样一个浩荡而又宽广的历史河床上,战时戏剧曾负荷着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而奔腾咆哮,上下求索过。这一卷辉煌灿烂的戏剧文化史册记录了多少成功与失败、贡献与局限,值得我们进行仔细的反思和不倦的追索。 中国大后方战时戏剧,在中华民族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中,接受过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它是战时戏剧家们以身许国,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命运紧密结合的产物,它记载着那么多愤怒与复仇、焦灼与     

乱世情怀的文化发现──论张爱玲与杨绛在沦陷区上海的创作

张爱玲和杨绛40年代沦陷区上海的创作可纳入文化现实文学一类，本文从二人大体相似的合作积蓄与文学天性，探讨了她们在同一时空下创作的基本情况，指出，对乱世情怀的文化发现是她们创作的独特所在。在硝烟四起的战时中国，张、杨刻意挖掘市民文化现实，实际上与丁玲等人的执意政治现实文学共同构成了40年代文学风景。对此，令人无需价值判断，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规约了繁复多样的文本见之于世，风行一时，自有它们存在的理由。     

抗战时期四联总处与战时盐业运输简

“七七事变”后,沿海各产盐区先后沦于敌手,大批存盐滞留盐场。为避免存盐资敌,满足战时军需民食对食盐的需求,国民政府根据当时“商疲力竭”的盐业运输实际现状,及时调整盐务运输政策,实行官商并运。抗战初期成立的国民政府最高经济与金融机构四联总处,根据战时盐业运输政策调整的实际需要,大力实施战时盐务贷款政策,利用国家各大银行的金融力量大力开展贴现与放款业务,尽力向国家所属盐运机关、盐商提供贷款。从资金方面确保战时盐业运输的顺利进行,为将沿海大批食盐抢运到内地创造了条件。伴随着战时盐业“官运”规模的扩大,四联总处提高对战时盐业运输的认识,将盐务贷款上升到关系抗战胜利的高度,对于国家所属盐务机关及各地盐运商的盐业运输贷款需求,尽量给予协助办理。历史证明,四联总处所实施的战时盐务贷款,在促进战时盐业运输,满足大后方军民食盐需求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有助于战时食盐的抢运与运销。从而支持了抗战的胜利。     

流动的宣传队:儿童剧团与抗战时期的民众动员——以上海孩子剧团、厦门儿童救亡剧团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服务于战时教育与社会动员的儿童剧团应运而生,其中以活跃在国统区的上海孩子剧团与远赴东南亚的厦门儿童救亡剧团最具代表性。从儿童剧团的组织到儿童剧场的开拓,均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同时伴随着抗战不同阶段情势的变奏,创造出儿童投身民众动员的新局面,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战时国共政争的隐秘因素、海外华侨的乡土情谊和爱国援助,无不关涉到儿童剧团的生存境遇。儿童演剧与抗战救亡相结合的独特路径,成为理解战时中国儿童与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