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体制吸纳与协同治理的现实之辨

体制吸纳是行政权力吸引社会组织或个体精英进入公权领域运作的社会过程。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乡村社会协同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但是这种行政权力介入乡村治理的行为,会对刚刚获得认同的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理念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消蚀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因此,在乡村社会一定要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角色,实现适度规模的体制吸纳,继而最大程度避免体制吸纳的消极影响,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协同治理的美好远景。     

“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

现代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乡土社会整合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社会,得益于政党向乡村的延伸和渗透。正是在"政党下乡"的过程中,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政党组织网络中的成员;无政治的农民具有了政治意识,动员到了党的目标之下。由此,将一个传统的乡绅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社会。对于现代中国建构中的乡村治理来说,政党整合发挥着政权整合所不能够发挥的作用。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权力主体,它是对传统乡村社会精英治理体制的现代替代物。与此同时,随着新兴精英的权力化,会产生"脱草根性"的问题,为此需要扩展其民意基础。     

网格化管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运行逻辑与实践特征——基于N市Q区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兴起的网格化管理完善和优化了我国以社区制为核心的城市社会治理体制,同时也影响了城市基层的政治社会结构,形塑了秩序整合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和市场间的关系及其制度与组织表现形式。它通过划分网格重构了基层社会治理单元,下沉党政资源的同时激发了社会和市场资源。网格化管理构建起了一种刚性与弹性并济的目标责任制,并通过考核评定来保障其有效实施。此外,网格化管理还创新了基层党政组织的运作方式,增强了党政系统对社会利益诉求的回应与满足,从而有利于秩序稳定。但网格化管理也表现出了"科层化"倾向和"压力型体制"的特征,导致了国家的"内部分化"以及国家与基层社会联结的"非均衡性"与"不稳定性"。这使基层政府无限承担了社会治理责任,却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同时制造了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     

工作队:一种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作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新型中介机制和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工作队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工作队的介入改变了村庄社区的权力结构,重塑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帮助党和国家实现了民众动员、精英监控、乡村治理的目标.但是,这种做法又破坏了科层化党政机构的日常运作,增加了国家的统治成本,从而使运动式乡村治理模式难以长期维系.     

"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路径与我国的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在客观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乡村治理的主体是谁的问题却没有标准的答案,是乡镇政府?是村民群众?还是乡村精英?或者是几者的结合?研究者们见智见仁.在我国农村应倡导"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模式:一是乡镇政府不再作为惟一的治理主体和权力中心,但又是绝对不能缺少的治理主体;二是村民组织和村民代表等可以作为独立的主体;三是乡村精英发挥自己的力量积极参与乡村治理.     

“政党在乡”:执政党在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建设转向

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地方乡绅实现的。晚清以降,随着士绅的分化与消失,乡村政权式微,而国民党的政党下乡以失败告终。共产党通过组织建设、政治动员、革命与改造等方式实现了政党下乡的成功。但改革开放后,乡村政治出现了"内卷化"困境,许多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日益蜕变为"赢利型经纪"。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时期,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充分尊重基层民主发展的现实,切实推进农村基层组织体制改革,坚决而适度地矫正和去除行政化倾向,通过吸纳"乡土精英",动员和组织"新乡绅"力量,使党的意志真正被乡村社会和群众所接受,实现"政党下乡"到"政党在乡"的转变。     

乡政改革四论——以湖北为视角

对比湖北乡改的预设目标,县政成为乡政改革成功的关节点,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和构建基层服务型政府,都有赖于县政的转型.乡改所导致的某种程度的"虚乡"和"实县",既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连续性的体现,也暗合了中国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的当然轨迹,即国家权力下沉乡村和乡村自组织生长双向趋势.对乡政改革的疑问,实质是对乡村治理体制转换的疑虑,而乡村治理体制转换的核心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调整.单一的乡政改革,不与县政转型互动难以成功,必须建立面向乡村社会的职能异构的县政体制.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地方党政关系

抗日战争期间 ,国民党对地方党政关系进行了调整 ,在省、县市分别采取了“党政联系”、“党政融化”的形态 ,使国民党组织打入地方政府内部。这种体制使国民党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 ,有利于国民党政策在地方的贯彻落实 ,在制度层面上不无可取之处 ,但权力的高度集中与薄弱的民众基础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国民党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体制的调整并不能挽救其失败的命运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转型路径研究

新型城镇化在赋予乡村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孕育了乡村治理的转型.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空间布局等方面的显著变化及其引发的乡村治理难题的分析,从影响乡村治理转型的4个维度,即组织建制、乡村精英参与、党的全面领导以及基层治理体制,探析乡村治理的转型路径,以期为进一步促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转型战略提...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