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庭农场中土地流转的法律思考

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家庭农场以来,家庭农场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兴起,但是目前国家并没有出台关于家庭农场的统一规范。应结合该政策、我国有关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以及家庭农场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为家庭农场顺利完成土地流转提供建议。     

家庭农场土地流转集中的困境与对策

现阶段实现家庭农场土地适度规模集中的主要途径是土地流转，但是通过土地流转集中起来的规模化土地对家庭农场生存和发展的适宜度还有待考量。该适宜度可采用片数和质量、速度和持续时间、用地成本、权利清晰度、规模大小等关键性指标来衡量。基于以上指标，在家庭农场前期介入、集中土地阶段，会遭遇到集中连片土地难、农户不愿意转出土地而形成的“钉子户”、农户选择性流转土地、土地流转期限短等问题；在家庭农场正常运营阶段，会遭遇到农户单方面提高土地流转价格、农户选择中途违约或期限届满不续约、农地权利不清晰所造成的家庭农场土地被征收时补偿分配混乱等问题；在家庭农场退出、破产而放弃土地规模化经营阶段，会遭遇到家庭农场经营者违约退地、家庭农场规模化土地的再转让、家庭农场资产清算与债务清偿等问题。破解家庭农场各阶段在土地集中上遇到的瓶颈和障碍，应从明晰农地产权、创新农地权利流转模式、构建家庭农场经营者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共同体等几方面着手，以达到降低家庭农场土地集中交易成本、用地成本，缩短交易时间以及提高农户流转农地权利期限等综合效果。     

安徽省土地流转与发展家庭农场研究——以安庆市枞阳县为例

以安徽省枞阳县为例,报告了安徽省土地流转现状。通过实地调研,得到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从产出率、流转意愿、流转阻碍等方面对促进土地流转和发展家庭农场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安徽省土地流转存在的"小、杂、乱"问题,提出政府应当引导农民土地流转合理化、规范化,促进流转方式多元化,积极推进土地确权登记工作,逐步建立土地流转信息平台,拓展农村信贷、保险业发展,加速城镇化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     

家庭农场土地流转与农业雇工决策——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的研究

家庭农场已成为新形势下我国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本文采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的家庭农场样本数据,研究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与农业雇工决策,定量分析家庭农场经营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要素市场价格、土地流转市场发育水平、要素禀赋等变量对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决策与农业雇工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家庭农场土地流转决策与农业雇工决策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二者具有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为协同推进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培养高素质职业农民以促进家庭农场快速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农地自由流转下家庭农场土地适度规模化研究

家庭农场既保留了农户经营的优势,又克服小农户经营的弊端,是未来中国农业微观经营组织的重要形式。家庭农场获得集中成片且期限稳定的土地是其发展的重要前提,农地流转是家庭农场土地集中的重要途径。由于农地流转存在着时空分散性、期限议定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价格过高过低的不可控性以及农民中途违约的可能性等问题,农地自由流转与家庭农场土地适度规模集中相衔接存在着诸多障碍。通过构建农民土地权利处置体系,在遵循农民自愿选择的基础上,将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划分为土地保留分户经营区、土地流转集中经营区和土地退出集中经营区三大区域,为家庭农场获得成片稳定的土地资源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思路,并详细分析了方案实施的时间节点和资金运行流程;最后,从制度政策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和农地权利处置方式动态调整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违约风险感知、关系网络与家庭农场土地经营权流转模式选择——基于湖南省387个家庭农场微观数据的实证

基于湖南省387个家庭农场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关系网络、违约风险感知对家庭农场土地经营权流转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违约风险感知越大,家庭农场选择有政府参与的间接流转模式可能性越大,关系网络对家庭农场土地经营权流转模式选择存在显著影响,关系网络对违约风险感知与家庭农场选择土地经营权流转模式选择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关于四川省发展家庭农场的思考

四川发展家庭农场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国内先行地区的成功经验对于四川发展家庭农场具有借鉴价值。四川发展家庭农场应处理好三对关系,即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与农民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家庭均田承包与家庭农场规模承包之间的关系,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的关系。     

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农民利益

土地流转目前颇受关注,文章试从制度与实际操作上寻求突破,以期能够使农民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中真正获利。     

农地承包制和农地流转的冲突与协调——兼论《土地承包法》流转规范设计的不足及完善

现行农地经营制度是以农户家庭承包、分散经营为本体的,承包责任制虽是农地流转不可动摇的体制基础,但其初始设计与农地流转政策目标和现实运行机制之间存在偏差,反而制约了农地流转。基于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实践分析,从两者冲突的对应性出发,需要在法律制度层面进行合理协调,既要完善家庭承包制,建立完全物权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机制,也要创造有利于农地流转的政策环境并采取相配套的法律保障措施。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破解农地制度悖论的有效路径

稳定农地承包关系是农地制度安排的大局,但农地调整是制度公平的体现和农民利益的选择,我国现行的农地制度安排蕴涵着农地调整的逻辑必然。农地制度稳定与调整的制度悖论解决需要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而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     

非农职业经历、土地流转对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的影响效应

基于陕西省564户种植业家庭农场微观调研数据,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和家庭农场异质性基础上,采用倾向匹配得分(PSM)模型探究非农职业经历对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的净效应,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土地流转视角下非农职业经历影响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非农职业经历对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高龄农场主非农职业经历对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的影响效应较为显著;非农职业经历通过扩大土地流转规模和延长土地流转期限提高家庭农场主农业生产生态自觉性,且土地流转规模的中介效应影响更大。因此,政府应完善具备非农职业经历群体返乡创业激励机制,加大对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农业生态生产政策支持力度,并适度推进土地流转规模扩张及土地流转期限长期化,推动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户选择土地流转平台的博弈分析

该文构建了由两类平台和三个农户为博弈主体的农户流转土地非合作博弈模型,求解在两类流转服务平台下,农户选择土地流转服务平台的行为特征以及土地流转收益的变化。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平台在规范土地流转市场、保障流转农户利益等方面具有积极的功能与作用,同时,只有混合市场结构才是稳定的土地流转市场。该文提出应提高农户对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平台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完善政府主导型流转平台的运行机制,引导农户自由流转服务平台健康发展。     

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的分析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农地流转能够加快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还可以为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有力条件。本文应用实地调研获取的数据,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对大阁村土地流转面积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模型分析,以此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对阻碍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变迁及其完善建议——以家庭承包经营权为中心

三十年来,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和制度逐渐清晰,其纠纷也日渐增多,暴露出制度安排不足问题.为此,立法机关应当结合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现行的法律制度予以完善,以消除制度之间的矛盾,切实维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产权安全性、产权认知与土地流转高意愿低行为

基于全国25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探讨产权安全性、产权认知对农户土地流转高意愿低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土地流转意愿向行为转化需要一系列条件来支撑。当地权稳定性较高时,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可以顺利转化成行为,反之则不能;确权使得农户的土地产权更加明晰,进而可以促进转入户土地流转意愿转化为行为,阻碍转出户土地流转意愿转化为行为;与此同时,农户自评的村级流转管制也产生与确权相同的效果。据此,提出应当在维护地权稳定性的基础上,规范土地经营权交易市场,发挥村集体优势,为农户进一步参与土地流转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河北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后的情况调查与分析

以对我省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状况抽样调查数据资料为依据,分析了我省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后的基本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包括农户的经营环境、收入结构、税费负担、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情况、农户对土地承包情况的意见和态度等,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