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气候政治中的负外部性权力及其影响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中各国的温室气体减排进程缓慢。文章通过“负外部性权力”的视角分析这种国家行为体削减自身负外部性意愿和行动力不足的问题。在特定条件下,负外部性形成一种权力资源。其发挥作用的原理是产生负外部性的主体可以凭借负外部性为条件与其他行为体讨价还价以增加自身的获益或使自身处于有利地位,因此负外部性具有关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属性。在气候政治中国家行为体特别是排放大国倾向于使用负外部性权力影响总体谈判进程和其他行为体以获取利益。通过案例研究,文章认为在国际气候政治里美国主要是消极使用负外部性权力,欧盟则是积极使用负外部性权力的典型,而中国也拥有越来越多的负外部性权力资源。为了更好地解决负外部性问题,应当承认负外部性权力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并在合理限度内对其进行使用。      

汽车空间与城市交通拥堵

公共空间具有公共性、开放性、可及性、公平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汽车空间是一个竞价空间、VIP空间,具有排他性、竞争性、等级性和严重的负外部性,是权力与资本合谋的结果。汽车空间并非一个公共空间。长期以来,我们视汽车空间为公共空间,对私家汽车的进入不加任何限制或者只给予弱限制,这是导致城市交通拥堵和其他严重负外部性的重要原因。应该通过"推-拉"政策化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退牧还草的博弈分析

从博弈论角度来研究退牧还草。首先 ,指出生态恶化的根源是 :由牧区政府与非牧区政府间的博弈 ,及同一牧区内各牧民间的博弈 ,所造成的双重负外部性。然后 ,说明制定旨在矫正这双重负外部性的政策时必须遵守的一个根本原则是 :此政策会导致帕累托改进后的纳什均衡出现。最后 ,根据此原则提出 ,矫正负外部性的一些具体建议或政策     

制度负外部性与铁路春运“一票难求”

铁路客运票务制度在设计初衷上尽力体现社会关怀,实现有差别的分配正义.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中,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和执行力扭曲等原因,铁路客运票务制度在实施中出现了制度异化,造成了春运火车票资源的分配不公.本文从制度负外部性的视角,重新审视春运“一票难求”问题,并对矫正铁路票务制度的负外部性问题的制度安排进行分析.     

社会和谐的政策正义路径：一个公共政策外部性的分析视角

公共政策的外部性是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属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分析概念,是指某一政策主体在取得其政策输出时对其他利益相关者造成的外部影响,或者一些群体所承担的由外部施加的政策影响。公共政策外部性问题的核心是利益分配的公正问题,因此,公共政策外部性与社会的公正具有紧密的关联,这就为研究我国的社会和谐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视角要求对公正政策的外部性进行有效治理,以政策正义促进社会正义,进而构建和谐社会。     

使用外来民工企业的负外部性分析及对策

大量使用外来民工的企业由于不合理地使用和管理滞后 ,对当地社会带来了许多外部不经济性问题。运用公共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 ,讨论企业使用外来民工的负外部性的原因 ,并提出政府通过收取外来民工的管理税 ,使用外来民工的企业依据政府的管理政策 ,合理制定本企业的发展战略 ,使负外部性内部化     

使用外来民工企业的负外部性分析及对策

大量使用外来民工的企业由于不合理地位用和管理滞后，对当地社会带来了许多外部不经济性问题。运用公共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讨论企业使用外来民工的负外部性的原因，并提出政府通过收取外来民工的管理税，使用外来民工的企业依据政府的管理政策，合理制定本企业的发展战略，使负外部性内部化。     

现代信息与传媒产业的外部性

现代传媒产业的生产、信息传播在自身利益的追求以及与社会互动中影响了他人的福利 ,出现了外部性。一般来说 ,类似于媒介这类公共产品 ,私人的或媒体集团自身的利益和公共利益不一致时 ,就会存在外部性。由于信息传媒业迅猛发展 ,对它监管的步伐明显滞后 ,其负外部性没有得到有效约束 ,使这一改变人类生存状况的产业的正外部性受到遮蔽 ,因此 ,要加强对信息传媒产业的监管 ,强化其正外部性 ,消除其负外部性。     

西部矿产资源开发外部性实证分析

运用西部矿产资源富集地区实地调查问卷与深度访谈数据,分析西部矿产资源开发外部性问题。研究发现,西部矿产资源开发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并存,正外部性主要表现为带动资源地经济与社会发展,负外部性表现为对资源地生态环境的破坏。而通过明晰矿产资源产权、强化资源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唤醒民众环保意识、统筹利益相关者利益,可促进西部矿产资源开发外部性内部化,实现西部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和资源地科学发展。     

第三次分配若干基本问题的再认识

近年来，第三次分配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议题。目前对于第三次分配概念和功能的认识还存在争议或偏差，对第三次分配机制的揭示尚不充分。对比已有观点，在概念上，第三次分配是受道德情感驱动的、以社会自助互助方式开展的分配活动，慈善是第三次分配中具有公共性和开放性的一种特殊形态，而捐赠是慈善的一个环节；在功能上，第三次分配是满足人的道德需要和多样化社会服务需要的基础性社会福利制度，但也面临稳定性不足、负外部性、治理失灵等局限；在运行机制上，区别于个体主义视角，第三次分配的社会化运行逻辑是“社会认同—社会互动—社会融合—社会规范”。建议打破行业和体制壁垒，创新社会治理机制，促进第三次分配主体间联动和资源整合；制定家庭政策和志愿服务政策，优化社会政策体系；将完善慈善法规与加强慈善教育、健全行业规范和信用制度相结合；重视第三次分配理论研究，提高研究的开放性，坚持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加强跨学科交流互鉴。     

扶贫政策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

扶贫政策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是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基于2012年发布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市名单,将是否进入该名单作为获得倾斜性扶持政策的识别变量,采用甘肃省86个县市2009-2017年的数据以及双重差分法,分析扶贫政策是否促进了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结果表明：扶贫政策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扶贫政策对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技术效率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扶贫政策在干旱地区、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的政策绩效要好于湿润区和非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同时,随着倾斜性扶持政策的持续实施,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总体而言,扶贫政策未有效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需要对政策进行适当调整。     

压力型体制、生计模式与产业扶贫中的目标失灵——以黔西南L村为例

立足于西南民族农村的产业扶贫实践,从基层政府压力型体制下的行为逻辑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质下型塑的生计模式角度,探讨了产业扶贫政策的运作逻辑及困境成因.指出基层政府面临着精准扶贫考核上的短期性要求与产业扶贫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出现了对政策的变通式执行,优先考虑能否达到贫困户精准脱贫的数据指标,贫困户能否真正脱贫成为次要考量.西南民族农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嵌入于当地社会文化系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追求的是农业生产能服务于家庭生活和社会文化需求,而市场化导向的产业扶贫政策难以与少数民族农户地方性的生计方式相适应,使得产业扶贫政策遭遇到民族农村传统生计模式的排斥.     

民族不发达地区商业银行信贷萎缩、亏损成因及对策

民族不发达地区经济贫困 ,除了特定的区位和开发迟等原因 ,也与按市场能力和投入政策相关 ;特别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 ,形成了“抽瘦补肥”式的“经济贫血” ,尤其是“信贷萎缩”问题更趋突出。欲想加快其发展步伐 ,必须突破信贷政策、经营环境乃至金融体制的瓶颈 ,制定“金融扶贫”与“有效扩贷”的战略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     

精准扶贫的元要素聚焦与整体治理路径

举全国之力开展精准扶贫,业已成为当前农村建设发展的重点工作。但从全局看,精准扶贫中仍存在政策消解现象增多、项目制扶贫的负面效应凸显、脱贫主体面临短缺与流失的挑战以及区域协同合作比较匮乏等碎片化难题。破解当前困局,需要尽快聚焦精准扶贫的元要素,既要大力联合脱贫主体,积极构建扶贫产业,同时也要促进扶贫政策耦合,加速区域协同扶贫。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一方面,通过整体培育脱贫主体与人才,并以资源整合促进扶贫产业发展,为精准扶贫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政策合并构建扶贫政策圈,同时统筹扶贫的区域合作治理,为精准扶贫营造良好环境。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贫困的致因分析——基于贫困代际传递论与贫困陷阱论比较

目前,我国针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挟贫政策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呈弱化之势,其关键原因就是没有根据不同的致贫因子采取合适的减贫政策。事实上,所有的致贫因子大体上都可以归类于贫困代际传递扣贫困陷阱两种致贫模式,深刻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异同,厘清这两种模式的致贫机理,对于制定合理的反贫困战略以破解欠发达地区农村的长期贫困问题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和理论意义。     

基于社会政策视角下的农村贫困致因探讨

贫困问题是阻碍和谐社会发展的瓶颈.贫困致因中有自然条件等客观的限制因素,也有社会政策方面的影响.现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完全改变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庞大、贫困代际恶性循环等局面.分析我国农村贫困的致因机理,除了自然、历史及经济因素外,在社会政策偏差、社会排斥、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缺失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使贫困者难以脱离困境...     

农户感知视角下的扶贫政策成效评价与优化路径

对扶贫政策成效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估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础性工作。以湖北省来凤县后坝村为个案，通过农户视角对生计资本的改善、可行能力改善、经济脆弱性改善、经济包容性改善、地理资本改善、社会排斥降低状况等方面的扶贫政策成效进行了感知性评价。研究发现：扶贫政策成效总体比较显著，扶贫政策在改善村域发展能力和机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提升农户个体发展和改变地理资本方面效果还需进一步提升。从强化培育贫困地区内生发展能力的政策导向、健全贫困个体生计资本方面的政策体系、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配套条件建设支持力度和进一步激发制度优势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扶贫政策优化建议。     

工具理性：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一个伦理学解释——基于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

结合对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从伦理学视角对精准扶贫实践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是导致精准扶贫基层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工具理性的形式合理性导致了在农村场域中扶贫干部与贫困户关系松散的境地。政策的效率优先逻辑弱化了政策的公平属性,考核的数字化挤压了扶贫干部的工作成效,政策的形式合理性以及政策的工具化认知,致使精准扶贫陷入实践困境,出现了地方政府、村干部与贫困户共谋和贫困户对政策的福利依赖,精准扶贫实践困境进一步凸显。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国家政策嵌入到农村社区网络的过程中,谨防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弱化工具理性是精准扶贫高效实践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农村社区治理良性运作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