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的负外部性问题及其补偿

近年来，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但是在城镇化进程中日益显现的负外部性问题却造成了对资源和环境的严重破坏，影响了城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经济学中的负外部性问题为分析框架，分析了产生该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补偿措施。     

实现环境污染负外部性的内在化

在当今中国,靠一般号召和一般行政手段不能根本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环境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启示我们,必须努力做到环境污染负外部性的内在化,应该特别地加强资源、环境法制保障体系的建设。     

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考量及其治理

我国因邻避设施的兴建而产生的邻避冲突越来越多,邻避设施的后果承担者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收益享受者之间是不对等的,这种负外部性和成本—效益不均衡性的存在致使邻避设施极易升级为矛盾的导火索。减少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实现成本—效益对等,避免或解决邻避冲突的对策在于:提高邻避设施的科学技术水平,实现人与生态的和谐;采取适当的经济补偿,弥补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扩大利益受损者的话语权,降低因预期性负外部效应引起的不安和忧虑等。     

国际气候政治中的负外部性权力及其影响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中各国的温室气体减排进程缓慢。文章通过“负外部性权力”的视角分析这种国家行为体削减自身负外部性意愿和行动力不足的问题。在特定条件下,负外部性形成一种权力资源。其发挥作用的原理是产生负外部性的主体可以凭借负外部性为条件与其他行为体讨价还价以增加自身的获益或使自身处于有利地位,因此负外部性具有关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属性。在气候政治中国家行为体特别是排放大国倾向于使用负外部性权力影响总体谈判进程和其他行为体以获取利益。通过案例研究,文章认为在国际气候政治里美国主要是消极使用负外部性权力,欧盟则是积极使用负外部性权力的典型,而中国也拥有越来越多的负外部性权力资源。为了更好地解决负外部性问题,应当承认负外部性权力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并在合理限度内对其进行使用。      

商业银行信息披露中的负外部性及其经济法解决探析

健全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对于我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对银行的市场约束,提高金融透明度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中存在不全面、不及时、不可靠以及不统一等问题所致的负外部性。经济法可以运用它的信息传递功能,构建有效标准体系、健全时限规则和完善监管制度来解决信息披露的负外部性,对于信息披露中外部性的救济,可以通过经济法中特有的公益经济诉讼予以解决。     

负外部性大学生不良行为的经济矫正手段

大学生的不良行为具有负外部性。从负外部性理论和强化激励理论出发,运用经济手段促使行为成本内部化,有利于矫正负外部性大学生不良行为。     

地方性公共产品负外部性内部化的路径选择

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基本功能是满足地方公众的效用和需求。但由于负外部性的客观存在,使得公共产品很难达到最优效用水平。政府失灵、决策信息不对称以及地方官员的政绩取向等现象是地方性公共产品负外部性形成的重要原因,应通过改革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完善决策机制以及实行科学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等措施,促使地方性公共产品负外部性内部化。     

社会和谐的政策正义路径：一个公共政策外部性的分析视角

公共政策的外部性是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属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分析概念,是指某一政策主体在取得其政策输出时对其他利益相关者造成的外部影响,或者一些群体所承担的由外部施加的政策影响。公共政策外部性问题的核心是利益分配的公正问题,因此,公共政策外部性与社会的公正具有紧密的关联,这就为研究我国的社会和谐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视角要求对公正政策的外部性进行有效治理,以政策正义促进社会正义,进而构建和谐社会。     

使用外来民工企业的负外部性分析及对策

大量使用外来民工的企业由于不合理地使用和管理滞后 ,对当地社会带来了许多外部不经济性问题。运用公共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 ,讨论企业使用外来民工的负外部性的原因 ,并提出政府通过收取外来民工的管理税 ,使用外来民工的企业依据政府的管理政策 ,合理制定本企业的发展战略 ,使负外部性内部化     

使用外来民工企业的负外部性分析及对策

大量使用外来民工的企业由于不合理地位用和管理滞后，对当地社会带来了许多外部不经济性问题。运用公共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讨论企业使用外来民工的负外部性的原因，并提出政府通过收取外来民工的管理税，使用外来民工的企业依据政府的管理政策，合理制定本企业的发展战略，使负外部性内部化。     

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研究

金融扶贫是贫困地区顺利脱贫的重要手段,在分析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扶贫政策与农村脱贫的关系变化,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扶贫政策对农村脱贫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扶贫政策的影响下,金融支持对农村脱贫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趋势,在东部地区不存在显著脱贫效应,在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脱贫效应显著存在。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贫力度,因地制宜推动区域间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金融发展在农村扶贫脱贫过程中的政策效应。     

农户感知视角下的扶贫政策成效评价与优化路径

对扶贫政策成效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估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础性工作。以湖北省来凤县后坝村为个案,通过农户视角对生计资本的改善、可行能力改善、经济脆弱性改善、经济包容性改善、地理资本改善、社会排斥降低状况等方面的扶贫政策成效进行了感知性评价。研究发现：扶贫政策成效总体比较显著,扶贫政策在改善村域发展能力和机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提升农户个体发展和改变地理资本方面效果还需进一步提升。从强化培育贫困地区内生发展能力的政策导向、健全贫困个体生计资本方面的政策体系、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配套条件建设支持力度和进一步激发制度优势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扶贫政策优化建议。     

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工作成效显著,减贫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在40年的扶贫历程中,中国扶贫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大规模扶贫开发、八七扶贫开发、以贫困村为重点对象的扶贫开发、精准扶贫开发五个发展阶段,其中精准扶贫开发阶段成效最为显著。精准扶贫以我国现阶段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特征为依据,并结合我国当前实情,有效地解决了我国脱贫效率降低问题,精准扶贫充分体现了长短期、国家救助和自我发展、普遍需求和个性需求的结合,最终目的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长期稳定脱贫和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进而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论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

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着明显的不精准执行现象,表现为识别不精准、帮扶不精准、管理不精准和考核不精准等问题。立足于基层组织的视角,考察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问题。基层组织在运动式治理和官僚体制的双重规制和压力下,面临着一系列的执行约束,基层治理资源有限、权责不匹配、压力考核等因素影响了基层干部的政策定位与具体执行。在国家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国家、基层组织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基层组织承担的任务剧烈增长,并接受来自国家与农民的双重压力和监督。在双重挤压之下,基层组织表现出权威导向的选择性治理、风险规避的规范化治理和硬任务的软执行,严重影响了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和政策的执行能力。为了避免国家资源浪费和政策执行偏差,各级政府在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时,应当在资源投放上注重分寸,执行政策时切合实际,对下考核时留存自主空间,从而保障精准扶贫政策有效落地。     

就业扶贫工程的政策注意力研究

就业扶贫工程在扶贫开发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其政策注意力的研究有利于了解这一领域的政策分配情况。通过收集并筛选出“中央—省—市”各级政府相关政策文件811篇,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发现:创业方面吸引了更多政策注意力,稳定就业引起的政策注意力远远不够;就业政策注意力呈现东高西低的情况,但西部地区政府更注重稳定就业政策;“中央—省—市”三级政府的政策注意力差别不太大且省市两级的差别更小,在具体方面,中央更重视稳定就业和创业,省市更重视就业供给和就业能力,其中就业供给维度的差异最大。     

扶贫政策与农村贫困

农村贫困是当代中国农村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为了减缓农村贫困,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扶贫文件,实施了一系列的扶贫政策。本文考察了扶贫政策出台的背景,回顾了扶贫政策的历史,指出了扶贫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文章试图表明的是,要想真正减缓农村贫困,政府必须加大扶贫力度,改变现存扶贫政策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围绕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减缓贫困”的争论性议题,从2950篇相关研究中筛选出159篇实证研究样本文献,提取531个效应值,运用Meta Analysis系统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扶贫的减贫效应及其结构和路径。采取FAT-PET-PEESE策略的计量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收效应接近中等程度,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则相对较弱;从结构上看,减贫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此外,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差异被证明是减贫效应的可能作用路径。新时期扶贫政策应保持基本的连续性,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民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现实困境与治理策略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将脱贫政策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过程,要求从公共政策视角审视目标群体参与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意义。研究表明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有利于其认同、配合及监督政策执行,促使精准扶贫政策目标“零偏差”的实现。但受传统政治文化束缚、目标群体政策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政策信息公开度较低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或方式阙如等因素制约,当前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贫困识别阶段形式化参与、帮扶贫困户阶段被动式参与以及脱贫考核阶段参与失灵等问题。为此,可以考虑采取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提高目标群体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大政策执行信息公开力度以及拓宽目标群体制度化参与渠道和方式等治理策略,走出政策执行过程中贫困户参与不足的困境。     

政策协同视角下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脱贫攻坚已取得全面胜利,“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当前阶段的重要任务。两者的跨界复杂性和多元综合性决定了其衔接过程需要多方面协同发力。从政策协同视角来看,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衔接与协同理论相契合,其政策供给目标、政策供给方式和政策供给内容等方面在多个维度和层级都具政策协同性。因此,以政策协同为分析框架,从政策协同的内容入手,做好产业发展、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从政策协同的方式入手,统筹推进纵向协同与横向协同;从政策协同的机制入手,构建好结构性机制和程序性机制,以此探索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