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街强社”:培育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

社区社会资本是加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发扬基层民主自治的重要基础,它包括社交网络、互惠规范和社会信任三方面,并通过社区治理结构和社区居民的充分参与得以有效积累.“撤街强社”模式作为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改革举措之一,从权力整合、职能配置与机构重组三方面入手对社区治理模式进行了重构,有效培育了社区社会资本、促进了基层民主自治良性发展,对加快推进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关联视角下的东北新型移民村庄

弱社区记忆、低度的经济社会分化构成1949年之后兴起的东北新型移民村庄的低度社会关联.市场经济、大众文化日益将社区记忆弱化及多元化,家庭农场经营方式延缓社区经济分化.新型移民村庄社会网络日益外展,这些因素将使村庄内生的社会关联长期保持在低水平.外生的乡村政治组织作为村庄独大的社会关联力量,左右着村庄的政治生态.村庄内部缺乏应对国家政权的有效的社会关联机制.     

从治理失序到文化整合:以宁夏J移民社区为例

宁夏西海固地区是国家级深度贫困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通过移民工程有效缓解了当地生态环境压力,并取得显著的扶贫成效。以宁夏回族一个移民社区J社区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近40年来该回族移民社区治理变迁过程,阐释了不同治理阶段所呈现的特征及演变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该回族移民社区从早期的治理失序最终走向后期文化整合的过程中,主导移民工程的政府始终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即引导不同的主体在村庄治理中通力合作,同时积极发挥宗教信仰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信仰的作用使多元的治理主体能够在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彼此信任、团结互助,进而组成团结的、紧密的、不可分割的社会关系网络,使J村最终形成一个以回民文化为核心的移民社区共同体,实现了移民村庄治理的和谐稳定。这对新时期深度贫困地区少数民族易地搬迁社区治理具有一定的经验借鉴与启示意义。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运行机制分析

中国农村的资金互助社是一种由民间自发组织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和政府的承认。在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下,对农村互助资金社的运行机制梳理。研究表明,一方面,互助社吸收了传统社会资本,在互助社成立初期起到了积极作用:降低了交易成本、规范了社员的行为、加强了信贷风险控制;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的社会网络仍是以人情为主的传统网络,这样的网络由于其封闭性和特殊的信任机制,不利于互助社的进一步扩大。     

扶贫互助社与基层社区发展——四川省仪陇县试点案例研究

扶贫互助社促进了社区认同,提高了农民的集体行动能力,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及其社区化管理搭建了平台,揭示了乡村治理的新方向.虽然扶贫互助社的发展仍面临社区发育、制度与文化环境的制约,但其背后的利益机制、增权机制和社会融入机制表明,扶贫互助社在创新扶贫途径、创新国家与农民关系上具有重大突破.     

从线性到循环:社会资本视域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实践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五社联动”机制是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社区社会组织是“五社联动”的主体性要素之一,是实现社区基层有效治理的重要力量。本研究以厦门市DX村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项目为例,借助社会资本理论,梳理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实现组织的循环发展。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分为资本储备、资本形成、资本强化3个阶段,在资本储备阶段进入社区并挖掘地区特色,资本形成阶段以组织内部信任、制度和网络要素的培育带动组织资本的增长,资本强化阶段聚焦于组织的独立反哺,实现资本循环。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重点在于参与带动发展的资本培育理念、多元主体参与的资本构建策略、多维互促的资本形成模式和规范带动运行的资本循环机制。     

培育社会资本: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方向与路径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内在要求.以社会信任、参与网络和互惠规范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资本作为内嵌于社会关系中的重要资源,与社会治理共同体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联,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因素.在社会转型期,社会资本日益式微,主要表现为社会信任缺失、参与网络赢弱和互惠规范断裂,对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构成现实制约.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坚持党建引领、重塑社会信任、拓展参与网络以及加强互惠规范,积累社会资本存量,提升社会资本质量.     

试析社会资本与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

城市多民族社区是结构复杂、异质化程度高的特殊社区,以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能够很好地帮助此类社区提高治理绩效.然而现阶段,由于城市多民族社区同质性社会资本远远多于异质性社会资本,使得社区仍然呈政府"管理"而非社区"治理"的局面.为了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实现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必须提升社会资本,构建社会资本与社区的良性互动关系,其中关键是促使社区中的同质性社会资本和异质性社会资本相结合并达到均衡.     

旅游型村庄的制度赋能、社会资本和自治有效——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和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旅游型村庄越来越多,但其如何才能自治有效尚未得到充分讨论。构建了制度赋能 社会资本激活 自治有效的递进式分析框架,并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对所构建的框架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旅游型村庄自治有效的实现离不开制度对社会资本的激活,被激活的社会资本能提高村民自治主体的积极性、自治过程的效率以及自治结果的效能:党建引领、协商决策和监督保障的政治制度能加强村庄内部主体间的信任;有序竞争、科学分配和共享互助的市场体系能打造村庄利益共同体,从而赋能规范;强化个体培训、培育社会组织和实施村规民约的社会治理机制极大地推动了村庄人际网络的建设。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撤村建居"型社区治理——以杭州的实践为例

城市化进程使得城郊地区和城中村出现了大量‘撤村建居"型社区,这些社区尽管在产业结构和农民身份属性上早已实现了非农化,但其社区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了村庄的治理模式.本文以杭州的实践为例,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撤村建居"型社区治理,并提出社区治理的对策和建议.     

合作社信用合作资金规模扩增与放贷风险防控机制分析

合作社信用合作的生长既需要考察信用合作资金规模的扩增逻辑,也需要考察放贷资金的安全运作机制。借鉴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可以发现,村社嵌入是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的基本特征。合作社信用合作嵌入村社,能够从村庄社区汲取多元的社会资源,从信用合作资金规模扩增的角度看,在乡村能人的推动下关键群体共同出资分摊了合作的初始成本,合作业务网络的构建推动着核心社员群体的形成,为信用合作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组织声誉在地域社会的口碑效益为合作社持续扩增社员规模和拓展资金来源创造了机会;从信用合作放贷资金风险防控的角度看,合作社设置的贷款额度与社员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相匹配,对放贷对象的筛选利用了村庄社区中“面子货币”的运作机理,并逐步培养了社员依规还贷的自觉意识,这都有助于合作社健全合作金融制度,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在地市民化:农民工返乡的村庄社会后果

返乡农民工从经济、社会、精神和治理等四个层面对村庄社会产生剧烈的影响和冲击。他们正在挣脱村庄社会的束缚,以现代社会的行为规范引领村庄,形成"在地市民化"的局面,最终致使村落共同体走向瓦解。"在地市民化"意味着农民在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等各方面都与城市市民趋同。这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城市化和市民化的状态,是没有城市化的市民化。返乡农民工的"在地市民化"状态,呼唤国家和社会各界从生产生活条件、福利保障待遇、思想精神文化等各方面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     

近年来农村社区治理的实践困境初探——基于社区结构视角的分析

农村社区治理结构是一个功能互补的角色体系,其实质是民主理念的一个新的、更为完善的承载形式,有利于基层民主的落实和深化。但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之间角色划分不够清晰、政治文化观念滞后、非政府组织目标实现受到资金与能力的双重限制、以及营利性组织的运行目标和村民目标不一致的情形,已经并将对农村社区治理目标的实现产生消极影响。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结构的完善,是目前有利于农村社区治理目标实现的重要举措。     

社会资本视角下村改居社区反腐治理创新研究

受结构变化、管理滞后、监督不力等影响,村改居社区腐败形势相对一般社区更为严峻。社会资本以价值观、信任、制度等为基础,在社区反腐信息共享、精神铸造、行为促进、网络规范、秩序维系等方面有独特功效。鉴于村改居社区信任与道德规范社会资本、现代性社会资本、组织性社会资本等方面不足的现实,需要从居民素质培育、集体行动网络建构、现代性社会组织开发及制度建设推进等方面进行社会资本的优化,达到促进反腐主体自觉和扩展反腐行动网络,从而提升村改居社区反腐效能之目的。     

乡村振兴的内源式建设路径研究——基于村社理性的视角

乡村振兴的实质是依靠乡村自组织地深度参与，以产业升级实现村庄整体性变迁。这与村社理性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村社理性中反复博弈、完全信息、有效制约等工具功能，不仅可以降低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成本，还有助于建立利益结合紧密的合作组织，为乡村振兴打下统的基础。而具有血缘和村落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村社理性，在治理上具有保护型的特征，有利于乡村深度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村社理性中的熟人社会的特质，模糊化利益，使得乡村可以通过内部化机制化解外部经济风险，对乡村的产业升级具有积极的作用。有效地发挥村社理性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宗族组织与乡村共同体再造

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遭遇严重挑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侧重于风险酿成危机后的善后治理,是“排山倒海”地危机应对,还是力量下沉、着力于细微之处的风险预警、社区应对和民众动员,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倡导基层治理创新之于农村村落,迫切呼唤应时代之需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文章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对豫东南地区S县的田野考察,发现基于宗族构成熟人社会的乡村社区通过集体防疫抗疫、积极复工复产,宗族共同体集体行动和国家的疫情防控基层治理需要形成了内在一致性:一是宗族组织的积极动员与有效倡导,形成了基层社区早期防疫秩序的建构与表征；二是宗族组织建构了外出务工者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三是宗族传统习俗的适时权变,带来基层社会内部治理效能的改善。宗族组织通过一种共同体生活维系的形式,服务于把乡村地域社会建设成为风险社会时代有恢复能力的共同体型社区,实现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乡村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这种对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效补充的形式与内容,值得持续地研究与探讨。      

农民合作社功能“嵌入”与村治模式改良

村治模式改良既关系到乡村综合治理的顺利开展,也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研究证实乡村善治的基础是对社区经济资源的有效掌控;利用经济资源为农业社区提供优质的农村社会化服务将成为农业社区治理优化的保证;短期内实现合作社与村两委领导者职能重叠,达到经济发展与社会服务供给同步,可以降低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成本,提高乡村治理成效;中长期内赋予农民合作社更多综合性服务功能,使其在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同时为农业社区提供社会化服务,形成乡村治理良性运作。     

村民理事会的基层治理功能及其完善策略

村民理事会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以社区、村民小组为基础建立的新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理事会在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它是农村基层治理的有效载体,是官民合作治理的有益纽带,是信任危机治理的有效制度,是农民参与治理的有效途径。然而,由于村民理事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新事物,仍然存在着与村"两委"关系不够明确,家族宗族势力的不当干扰,内部运行机制的不健全,政府缺乏有效的引导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优化其基层治理功能,从而使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农村基层治理体系更完善。     

社会资本、民间借贷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

新生代农民工难以通过正规金融途径进行创业融资,其创业筹资较为依赖民间借贷。社会资本具有共享信息、分担风险、平滑消费以及改善决策等作用,可以促进民间借贷。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交网络的特点进行理论分析并基于河南、黑龙江两省765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获得民间借贷,从而更可能进行创业行为。     

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瓶颈在于资金来源的匮乏,扩大资金来源渠道刻不容缓。通过合理的政策和得力的措施,可以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小额贷款组织、参与村镇银行、参与农村资金互助社。应加大农村金融机构对内开放力度,改善农村金融的生态环境,促进民间资本与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