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文化治理视阈下教育扶贫的逻辑与路径

教育扶贫作为扶贫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实践与理论领域关注。反思当前教育扶贫实践与研究,呈现出"强"政策依赖性、"窄"教育扶贫内容、"工具化"教育扶贫目标等现状,以致于过分关注"扶教育之贫",而忽视了"依靠教育扶贫"的整体目标实现。文化作为教育的上位概念,是我国"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教育扶贫工作必须关注文化的存在,且教育作为文化核心承载要素,文化治理逻辑符合教育扶贫要义,能够承担起教育扶贫的重任,可通过对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的治理,从观念、能力、行动方面,关注"人"的存在与发展,使得贫困群体实现"要我脱贫"—"我要脱贫"—"我能脱贫"—"我会脱贫"的转变,这既是对扶贫过程的关注,也是对扶贫效果的重视,最终通过以人化文、以文化人、以文促建等路径,尊重公民的文化权利,最终实现人的发展和促进国家"五位一体"战略发展的双赢局面。     

贫困文化与文化扶贫

文章论述了我国农村贫困的历史根源及现状 ,从经济扶贫到反贫困战略的选择 ,回顾了我国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所走过的历程 ,以及我国反贫困战略的发展 ,深化和不断完善 ,逐步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战略措施 ,有效地促进了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文中较详细地介绍了国外有关贫困文化论的学术思想和观念 ,为文化扶贫提供了理论根据     

文化自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维度

文化即＂以文化人＂,它是人的本质属性,对个人、民族以及国家的生存发展有着极为重要意义。文化自觉是人们对自己文化的自知之明,是对文化的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德化人＂,其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与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自觉之间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     

文化的生态转向探讨

文化的本质在于对人的规定及教化,它具有保守固化和超越革新的双重特性。文化的生态转向是指个体与社会在生存方式上融入生态思维和生态理念,并在生存意义上确立生态价值观。文化的生态转向建基于对工业文化的非生态性的反思,是一种文化自觉,是人为了追求更为完善和全面的发展而产生的人化需求与利益驱动所致。文化生态转向的最终结果是要实现自觉文化的自在化,以自觉文化的反思品格与愿景建构引领文化发展,从而使整个文化不断融入生态思维和生态内容;在作用路径上,它一方面表现为自觉文化不断地从以往的自在文化中寻求生态资源,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自觉文化不断地转化为自在文化。文化的生态转向将以和谐、友好、共赢的关系来建构人的生存方式,改变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立状况,使个体从一种自我的、利己的、单向的满足,向和谐、完善的多向度发展转型。     

贫困治理的结构性矛盾： 理解脱贫阻滞困境的一个新视角

[提要]“等、靠、要”之风是当前精准扶贫面临的一个阻滞困境。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此类行为本质是“贫困治理的结构性矛盾”引发农户对贫困治理的负反馈,而非长期固化的贫困文化思维或单纯的自利心理。“贫困治理的结构性矛盾”包含了当前政府的贫困治理行动与乡村社会主体的异质性之间的三重矛盾：第一,贫困识别的国家理性与农民的乡土逻辑之间冲突;第二,产业扶贫的运作规则与贫困户的弱社会支持之间不匹配;第三,贫困退出的底线性原则与贫困户的发展性考量之间矛盾。这三重矛盾是催生贫困户或非贫困户对公共资源的谋取行为的结构诱因。因此,只有深入政策与社会的互动过程,通过改善政策设计、促成政策共识、优化政策执行规则形成良性的贫困治理秩序,才能消除“等、靠、要”的脱贫阻滞困境。     

乡村治理转型与农村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为当前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提出了新的战略,也成为脱贫攻坚阶段国家的一项政治任务,在乡村治理的转型过程中如何使精准扶贫与农村社会的政治生态相适应已成为决定农村减贫成效的决定性因素。鉴于此,本研究从乡村治理中治理方式、治理主体、治理社会环境、治理单元、治理动力等方面的转型来阐述对于农村精准扶贫的影响。面对转型的影响,必须进一步提高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加强对于扶贫资源的监管,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推广网格化的精准扶贫治理模式,大力提高贫困村专项扶贫资金额度,从而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乡村文化治理的创新机制

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亟需安排一个创新机制,以勾连三大纵横治理逻辑,破解乡村文化治理的悬浮化困境。在乡村调研基础上,根据控制权理论提出控制权共享制作为勾连三大纵横治理逻辑的创新机制,通过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和多案例比较分析解读控制权共享制,并总结其规律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控制权共享制,是由乡镇政府让渡部分乡村文化控制权给文化能人、新乡贤等控制权代理人,由乡镇政府与控制权代理人共享乡村文化控制权力的创新机制。（2）整合性理论框架分析显示,控制权共享制产生的根源是乡村文化治理的扁平化结构,其形成了“乡镇政府+控制权代理人”的形式,纵向勾通行政发包制、项目制和乡村社会的联系,横向连接各类功能性组织以形成乡村文化治理分类控制体系,且在乡村实践中具有四种外在形式。（3）多案例比较分析显示,控制权共享制有利于破解乡村文化悬浮化困境,其内在特征呈现“中心—外围”规律,但存在共享深度不够、合法性存疑的问题。（4）从扩大共享深度、提高规范性两方面提出了保障对策。     

乡村治理权力结构对扶贫的影响

扶贫工作中宏观的制度上的问题已经被广泛关注,但对微观的权力与结构性问题关注较少,然而,许多问题往往出在最后一公里。扶贫成效与乡村治理状况紧密相关。乡村治理呈现出一种共谋与垄断性的权力结构,乡镇政府与村干部之间存在共谋,两者都具有扶贫资源的分配权,其越轨行为会给扶贫工作造成各种偏差,如识别不准、资源跑漏、扶贫效果不好等。普通村民尤其是贫困群体常常被排斥在扶贫决策过程之外,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这既不利于干群间建立信任,也不利于贫困群体发挥主动性和主体性作用,会极大地影响扶贫效果。因此应提高贫困群体的参与度和发言权,以制度创新改善乡村治理权力结构。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新指针和整体性治理的新方略,而乡村文化振兴也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在文化治理视角下阐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价值目标耦合,发现乡村文化产业振兴与产业兴旺目标耦合、乡村伦理文化复兴与乡风文明目标耦合、乡村自治文化重建与治理有效目标耦合、乡村农耕文化复兴与生态文明目标耦合。进而提出,应通过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乡村农耕文化传承体系,建构乡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创新乡村现代文化治理体系,加快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文化推力和精神动力。     

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社会治理的耦合逻辑——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分析

民族杂居地区社会治理兼具乡村治理和民族事务治理的双重属性。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和社会治理需要将村民组织起来再造乡村集体,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以青海民和杏儿藏族乡为例,从文化资本视域展示一个藏土汉三种语言交汇、藏汉信仰交融、半游牧与农业等多元文化共存、多民族共居的民族杂居社区是如何通过深度挖掘、整理和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并进行有效融合建构出一个乡村文化振兴与社会治理的耦合文化单元的内在逻辑。针对当地村民社会治理参与度低、地方政府对优秀传统民族文化资源缺乏深刻认识等问题,提出将文化资本有效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动能的有效途径。     

PPP模式：乡村环境治理中多元主体共生的新选择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补齐乡村环境治理短板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硬任务, PPP模式的引入为乡村环境整治提供了新途径。以共生理论为基础引入演化博弈分析框架,对不同场景下乡村环境治理的三方（地方政府、社会资本、村民）共生条件进行探索,并结合现实案例检验基本结论,结果发现：PPP模式高度依赖政府的有效治理,特别是各级政府的有效监管对达成多方共生非常关键;政府的有效监管、社会资本守约的交易成本和村民在环保治理过程中受益是三方共生的基础,而设计合理的惩罚机制可以减少政府失职和资本方的违约动机,博弈结果将趋于三方共生。同时发现,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守约和村民参与恒不成立;村民参与环境治理取决于参与的净收益,与受到的政府奖励无关。由此,可以通过改革乡村治理方式、加强政府有效监管、采取第三方定价和构建风险补偿机制、以村民受益为核心加快乡村组织建设、发挥村民主体作用等措施,不断推进乡村环境的治理。     

农村文化福利资本与文化福利治理

通过对有关农村文化公共服务文献的学术反思与闽南某村的个案调查,发现农村文化公共服务也是一种福利资本。文化福利资本具生产性、投资性,也是一种生产力;它可以促进农村社区经济增长、和谐稳定和社区民主。发展文化福利资本需要提升文化福利治理水平,关键要处理好各级政府部门与农村第三部门的关系。各级政府部门主要承担出台优惠政策、提供财政支持、给予工作指导等职能;农村第三部门主要承担发现文化福利需求、生产文化福利产品、评估福利效果、反馈福利绩效等职能。     

新农村环境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农村环境污染具有污染源小而多、广而散的特点,传统的环境治理模式应用于农村环保之中,出现环境治理主体缺位、治理方法滞后、治理投入匮乏以及城乡环境治理政策倾斜等问题.文章基于环境民主与环境效益的博弈,提出引入农村环境社区治理模式,依托现有的农村自治组织,实现农村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路径构建

乡村治理的效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计。以基层政府、村“两委”、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治本之策。对当前乡村多元主体在合作共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加以聚焦,以参与能力提升、共同利益塑造、治理制度建设和治理技术优化四大抓手为举措推进乡村善治进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本路径。     

协商治理:农村自治转型之路

协商治理是一种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好治理效果的治理方式。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多元化的利益偏好冲突很难整合,农村利益冲突更加复杂,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搭建利益整合平台是农村治理转型的关键。充分利用协商机制对农村社会进行治理是影响农村发展的关键。新时代的协商治理呈现治理单元微小化、治理内容细碎化、治理手段灵活化等特点。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协商治理有自身的限度,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优化,以促进协商治理在农村生根发芽。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教师队伍的治理

乡村是城镇化的落脚点，乡村教育是教育发展的短板。补齐短板，乡村教师是关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教师队伍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令人担忧。要促进乡村教师队伍的良性发展，应从队伍的内部和外部进行治理，构建起系统的乡村教师队伍治理体系。以乡村教师双重身份的回归与薪酬状况的改进为两条治理主线，兼顾师德建设和教师培训、教师补充及教师考核与评价等，由内而外地增强乡村教师职业的吸引力，解决教师队伍在来源、发展、流动等方面的问题，培育乡村教师队伍，促进教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