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波动与企业生存状况的DSGE模型构建与数值模拟

文章使用DSGE分析框架研究企业生存状况在外生冲击的影响下的变化情况。模型的校准结果表明货币偏好冲击对企业生存状况的影响比较小,但持续时间比较长。而技术冲击对企业生存状况有持续性的正面影响。所以货币偏好冲击对企业的生存状况的作用平缓;由于技术冲击对企业生存状况有积极的影响,所以应该鼓励技术创新,增强企业的生存能力。     

中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选择 ——基于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分析

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程度和时滞取决于货币政策规则,在非紧刹车或急扭转情况下,利率规则比货币供应量规则更为有效;在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下,利率规则能使实体经济平滑地趋于稳态水平,而货币供应量规则需经历多轮周期性调整后才能趋于稳态水平;同时,运用利率规则的社会福利损失显著低于运用货币供应量规则的社会福利损失。因此利率规则显著优于货币供应量规则。     

基于DSGE模型的利率传导机制研究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的经济数据拟合较好,可用来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利率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适宜的,泰勒规则可以用来指导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利率冲击通过影响资本投资价值进而投资而对产出产生影响,消费的传导作用相对较小。     

金融杠杆、利率市场化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金融加速器框架下的DSGE模型研究

为研究金融杠杆、利率市场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文章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金融加速器机制,通过引入工资加成冲击、通胀冲击、货币政策冲击、投资冲击、政府购买冲击、偏好冲击、金融扩散冲击和生产率冲击,利用2001第一季度至2013年第四季度经济数据,采用贝叶斯推断方法估计DSGE模型,比较了金融加速器存在与否、不同杠杆率和利率市场化三种情况下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在金融加速器机制下,各种冲击放大了对经济波动的影响,金融扩散冲击解释了内生变量扰动的绝大部分信息;与杠杆率为1.5和2.5时相比,当杠杆率为2时,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最大;利率市场化以货币政策冲击和金融扩散冲击间接影响经济,对货币政策冲击而言,内生变量均遵循类似驼峰状的轨迹,其中以劳动供给和投资影响最大,金融扩散冲击对产出、消费、投资和劳动供给影响较大.因此,给出去杠杆化要有一定的缓冲期、不断深化和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等四个政策建议,以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基于动态SDM的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空间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各省市区2005-2017年的数据,在碳排放强度测度和空间自相关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SDM）研究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研究表明：中国区域间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经济增长、技术投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的空间直接效应,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正向的空间直接效应,并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技术投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能源强度仅存在短期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金融摩擦的测算与国际比较:基于DSGE乘数效应的分析

通过构建包含“金融加速器”和合约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提出一种测算金融摩擦的新方法。该方法以“金融加速器”理论为依据,通过货币冲击下的脉冲响应计算各国产出乘数和投资乘数,构建反映经济结构和资源禀赋的金融摩擦指标,并进行国际比较。通过数据模拟发现,各国产出和投资呈现明显乘数效应,且乘数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为构建金融模型指标提供了依据。在货币政策冲击下,短期内金融摩擦与国家发展水平无关,体现出金融摩擦存在的普遍性;长期而言,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摩擦程度高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不成熟密切相关。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金融摩擦实际较低,体现出金融和信贷市场的相对有效性以及合理监管。提出的金融摩擦测算方法与现实经济运行具有一致性,有助于深刻理解金融摩擦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中国经济和能源政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经济政策和能源政策是影响中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主要政策因素.从一次能源人均碳排放量和终端碳排放强度也即单位GDP终端碳排放强度两个视角分析中国碳排放强度,采用Divisia指数分解模型对碳排放强度进行分解,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因素和能源政策因素在不同时期对碳排放强度变化的作用和贡献率是不同的.从人均碳排放而言,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是经济发展和能源效率的提高,1980-2012年人均碳排放量提高了309％,增加了4.7t CO2,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均碳排放增加,贡献率为215.7％,而能源效率的提高起到了降低人均碳排放的作用,贡献率为-113％.从终端碳排放强度分析,1996-2012年,碳排放强度降低了52％,其中能源效率的提高作用最大,贡献率为106％,其次是能源结构的改变,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则提高了碳排放强度.     

粮食增产与农业碳排放强度降低——基于中国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基于1998—2019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结合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中,中部地区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非中部地区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用机械使用强度在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据此,提出因地制宜发展以突出区域特色,优化要素结构以推进绿色生产,推动农机换代以转换新旧动能等对策,以推进农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SD模型的资源型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分析

通过对资源型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机制内涵及动力因素分析,依据系统动力学模型将资源型企业技术创新系统分为成本、生产、销售、科技、资源五个子系统,引入企业投资、政府投资、其他资金支持、资源开采能力等动力影响因素,对五个子系统的各因素进行趋势仿真模拟,揭示了动力机制中各动力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为提升资源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供了方向。     

环境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政府主导视角,利用2006—2015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显示,环境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呈非线性关系,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实施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具有区域异质性.从企业生存角度出发,提出门槛效应假说,采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共同发挥作用时,环境管制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最后采用门槛效应回归方法找到了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门槛值,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协整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运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广东省1990—2007年被三大引文系统收录的文章数量、专利申请量、技术市场成交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定量关系,阐明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产出及转化效率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广东省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成因,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有限。科技创新产出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和单向因果关系成立,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作用不显著。科技创新转化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具备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却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在分析广东省有效数据的基础上,探讨其现有科技发展模式的缺陷,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与政府环境治理--基于面板数据与兰州案例的分析

政府、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关系密切。基于1998—2014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在产业结构、技术、人口、对外贸易等因素综合影响下,三类工业污染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加入政府政策变量,即排污费和环保补助后,基于对比分析,可进一步讨论政府政策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并不一定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政府政策可改变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变动关系。从“兰州模式”来看,在有资金保障的条件下,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强化环境治理,可使严峻的环境问题在政府持续和有效的政策作用下实现渐进逆转。     

长三角环境治理动力机制研究——环境分权抑或环保立法

生态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治理污染，我国政府制定诸多环境政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也显示出我国环境治理的严峻性。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其赋予环境的消费非竞争性和收益非排他性，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以上特征使得政府在治理环境过程时权责不清、环境治理缺乏动力的现象频繁发生，增加环境治理的困难。环境分权、环保立法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否在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文章探究环境分权和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文章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激励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有效降低长三角环境污染水平，并对环境污染滞后三期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其影响具有长效性；相较于环境分权而言，环保立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的作用较为微弱，并通过动态效应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角度进行检验，使结果更为可靠；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政策组合的环境污染治理动力更为显著，两种政策组合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因此，文章从建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联动、强化法治建设、激励各主体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持续发挥环境分权在长期治理污染的作用，完善区域环保立法标准体系，强化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的合作治理互动效应，增强环境治理动力。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实证进行一系列检验，丰富市级层面环境治理研究，并通过多角度稳健性检验验证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中国低碳经济增长效率——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包含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文章测算了中国1998-2015年各个省份的低碳经济增长效率,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低碳经济增长效率的区域差异性和空间相关性,最后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考察了金融发展、技术进步对低碳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中国低碳经济增长效率表现出较强的省域差异性,东部沿海省份的低碳经济增长效率较高,而大多数中西部内陆省份的低碳经济增长效率则相对较低;省际低碳经济增长效率在空间上并非呈随机分布的特征,邻近省份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模仿效应,具有明显的集群趋势;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通过对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分解发现,金融发展规模对低碳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而金融发展结构对低碳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专利授权量、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为表征的技术进步均能显著地提升低碳经济增长效率;此外,人力资本对低碳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源消费结构、政府干预和城镇化则对低碳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