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要素配置与制度安排——“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峰论坛综述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约束。基于对我国新时期发展阶段转变与攻关期的时代特征的科学研判,党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7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全面分析"三农"工作面临形势和任务的基础上,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进行了七个方面的重大部署,明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纲领和路线图,为新时期"三农"工作尤其是"农业农村如何优先发展"提供了根本依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基于对当前社会发展中"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的主要矛盾判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于提高农村农业发展新动能发掘和民生改善,让广大农民获得感提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侧重于通过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环境保障,努力实现不均衡发展过程中的结果均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涉及城乡协调、区际交互、产业关联、文化冲突、秩序重构等多重内涵,是涵盖社会治理、产业发展和乡村文明等多维领域的全面进步和全面振兴,需要各利益相关者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政策顶层设计、转变发展理念、高效配置生产要素、优化经济结构以及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等方面开展符合乡村发展规律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藉此,江西农业大学与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办,江西农业大学科技处、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学报》编辑部、江西现代农业及其优势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决策支持协同创新中心携手承办了"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峰论坛,并得到了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农业厅等部门的支持。论坛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区域协调等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依托城乡共融发展理论,结合国内外乡村治理与城乡协调发展实践,探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下的农村农业发展新思路,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促进我国乡村全面振兴,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发展目标。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从土地制度找准改革的突破口

文章阐述正确处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的重要性,新时期土地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中依然具有重要地位。梳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的内在机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阶段性目标,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有力保障,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关键举措,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四个方面处理好土地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江西的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新时代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益,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在总结江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系统分析绿色生态导向下江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出8个推进绿色生态导向下的江西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策:调好农产品区域布局;调优农业产业结构;调绿农业生产方式;调顺农业绿色经营体系;调强科技与人才支撑;调响农产品品牌;调深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调实绿色农业发展的保障措施。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因事关农民美好生活与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而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热议的重要话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程度,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推进实施。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着认知、结构和参与三大困境,集中表现在公共服务重视程度亟待提升、社会民生领域供给短板突出、公共服务参与路径缺乏等方面。解决措施应着重于从以党建为引领,重塑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固有认知、补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短板、拓宽农民公共服务政策参与渠道等方面推进,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路径。     

农业供给侧改革与乡村振兴互动的区域实现模式研究 ——基于皖北地区的经验分析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是关乎农村发展大势的两个关键点,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方面,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手段和动力源泉;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能够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条 件。皖北地区作为国家的粮食主产区和传统的农业地区,农业基数大质量不优、粮食产量高库存压力大、要素错配导致农产品 结构扭曲、安徽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环境负效应等方面因素制约了皖北乡村的振兴。助推皖北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突破口是 加快皖北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议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逐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深化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文化供给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新时代乡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与乡村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对乡村文化振兴提出了新要求。乡村文化供给侧改革是进行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途径,而当前乡村文化供给结构的失衡、供给机制的缺陷和供给效能的低下影响了乡村文化供给侧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思路。只有不断发展和丰富乡村文化供给的内容体系,有效激发乡村文化产业的资源配置和生产能力,全面提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大力培育乡村群众的文化自觉意识,增强其文化的自我供给和"造血"能力,才能从乡村文化供给内容、供给机制、供给能力等方面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调查的意义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三农”工作迈入新的历史机遇期。十九大以来,振兴乡村的框架已经建立,具体规划趋于完善,乡村振兴工作迅速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并开展,农村的前途一片光明。但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农村调查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传家宝,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具有做好群众工作、提升乡村干部领导能力、破解振兴乡村难题等特殊意义。通过探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难点问题,找准乡村振兴的突破点,为农村调查工作提供目标指引,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农村调查的积极作用。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广东农业现代化发展

广东省是全国经济发达省份,但人均GDP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居民收入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广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和保障,是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希望所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突破口,不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的实现途径。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必须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良好的生态宜居环境,大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大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加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培育乡风文明的良好社会风尚,积极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数字乡村建设

当前我国农村已摆脱了绝对贫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乡村的全面振兴,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的数字乡村将成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数字乡村对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业全要素生成率提升,推动农村现代化转型,提升农村治理的智能化,破解乡村振兴难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政策体系引导,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契机,深刻把握乡村振兴与数字化治理的内在机理,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在乡村治理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共建共享新格局,是数字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易地搬迁农户的乡村产业可惠及性——湖南湘西的微观实证

搬迁农户能否融入乡村产业,决定了易地搬迁脱贫的稳定性与长效性,关系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战略衔接。易地搬迁通过调整农户与资源地理组合,接入市场与信息网络,使农户获得产业可惠及性。产业惠及效应的发挥受到农户异质性和政策因素的耦合影响。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农户为调研对象,对农户搬迁后的乡村产业可惠及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深度贫困农户搬迁之后疏离于乡村产业发展,陷入生计失能风险,相对贫困程度加深;户主技能或技术、信息接受渠道对农户搬迁后的产业参与及产业增收均有正向影响;信贷支持搬迁农户产业经营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欠缺;集体经济组织及龙头企业带给搬迁农户的产业惠及效应有限;相比基建环境,定向扶持政策有助于引导农户融入乡村产业链并从中受益。基于上述研究,政府应重视深度贫困农户搬迁之后的生计接续和产业赋能,降低其贫困脆弱性;精准开展搬迁农户的产业技能培训;加强搬迁农户融入乡村产业振兴的信贷支持和信息供给;优化政策安排与组织链接,推动搬迁农户深度融入乡村产业链并长效受益。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文化精准扶贫

摆脱贫困是乡村振兴的前提,文化扶贫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随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文化显现衰落之势,文化扶贫面临诸多难题。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要提高文化扶贫的精准性、有效性和系统性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乡村思想道德建设;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培育文明乡风;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带动产业兴旺;重塑乡村文化生态,实现生态宜居;培养、挖掘本地人才和引进外来人才,强化人才支撑,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扶贫策略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致贫因素复杂,扶贫任务艰巨。基于秦巴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A-F测度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并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贫困现象普遍。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0.56%,多维贫困指数为0.391 6;农户家庭65岁以上人数、耕地面积、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数量等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从生活水平、健康医疗、养老保障和教育等方面进行重点扶贫,使农户早日脱贫致富。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公民道德建设

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前提条件、“生态宜居”的有效举措、“乡风文明”的关键环节、“治理有效”的核心所在和“生活富裕”的基础保证。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个体的崛起在增进广大农民现代性意识、促使农民群众走出传统的同时,也给农民的精神世界和道德认知带来新的挑战,农民的价值判断趋于多元、公共精神趋于式微、集体观念趋于弱化,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发挥不够突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着多元整合困境、公共性培育困境、价值取向困境和组织保障困境。新时代,应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民,增进农民的价值共识,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思想基础;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基础;以乡村文化构筑新型乡村社会“共同体”,重塑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基础;以提升组织力为主要目标,激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活力,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组织基础。     

乡村振兴背景下脱贫人口面临的生计风险及其防范

贫困的发生是与生计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联系在一起的,生计风险是脱贫人口返贫的核心因素之一,基于脱贫户生计风险的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脱贫人口面临收入结构不合理、来自政府转移性收入偏高、对扶贫福利政策依赖度大、家庭病残抚养比偏高、易地搬迁导致的耕地等自然资本减损、生计多样性下降、家庭负债、社会资本匮乏等诸多生计风险。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中要注重保持巩固脱贫财政投入的持续稳定性,把健康中国建设与健康扶贫结合起来,把易地搬迁扶贫社区产业的全面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注重培育脱贫人口社会资本,发挥好资金互助会等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进一步筑牢脱贫人口生计资本基础,降低生计风险,真正脱贫致富。     

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测度与反贫困路径探析

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不仅是我国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难点和焦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多维贫困的准确测度是有效攻克贫困、实现脱贫攻坚任务的重要环节。基于秦巴山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区1325份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运用A F指数和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法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发现深度贫困地区存在明显的交叉性与多维性贫困,致贫原因亦复杂多样。依据测算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深度贫困地区的反贫困路径：加强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深度贫困区生活条件;积极发展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提升深度贫困区人力资本水平;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健康网络,强化深度贫困区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确实做到社保兜底;促进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动,拓宽深度贫困区农村居民收入渠道;重视深度贫困地区综合发展,有计划地推进深度贫困区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作风建设

干部作风问题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农村基层干部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坚力量,其作风是否过硬,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农村的贯彻执行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效。当前,农村基层干部作风建设仍然存在理想信念不坚定、对理论学习不够重视、服务意识不强、担当精神不足等薄弱环节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深化干部作风建设必须努力把扶贫领域干部的优良作风继承下来,发扬下去,筑牢思想作风、树立良好学风、严实工作作风、锤炼领导作风,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作风保证。     

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产业扶贫的路径选择与模式分析

产业是乡村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要务,通过产业兴旺实现扶贫开发,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路径。陕西在产业扶贫实践过程中,涌现出了省供销合作社主导的“政府（扶贫办）+供销社（供销企业集团）+农户（贫困户）+企业（合作社）+金融（保险）”模式、以商南、延长为代表的“先借后还”无本脱贫模式、以大荔、洛南为代表的扶贫资金量化折股模式、千阳县 “项目超市”菜单式扶贫模式、白水县的 “果园托管”模式、榆阳赵家峁村的“三变”等模式。本文通过对典型模式的分析,提出在推进产业精准扶贫过程中要尊重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适度兼顾扶贫政策的公平性,充分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引导作用,积极调动新型经营主体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并优化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群众的利益联结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产业扶贫的辐射带动效应。     

农旅融合减缓农村贫困机理与实证研究

在构建农旅融合减缓农村贫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匹配CFPS微观数据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数据,测算农村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进而采用包含交互效应和中介效应的Probit、Tobit模型,从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两个层面验证农旅融合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及内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农旅融合能够减缓农村收入贫困,但其减缓农村多维贫困效果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旅融合减缓农村收入贫困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对农旅融合减缓农村多维贫困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农村居民工资收入水平和人均资本是减缓农村收入贫困的重要传导机制,但其对农村多维贫困的传导作用不显著。因此,在深入发展农旅融合时,“因症施策”“多措并举”方可有效减缓农村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     

乡村振兴战略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产业开发中的法律困境与对策

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产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措施,而当下开发文创产业面临文创开发授权主体模糊、传统文化价值被篡改与歪曲、文创产品被侵权等困境。在借鉴美国文创开发著作权高强度保护政策及法国文化遗产开发中“文化保护原则”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明确文创产业开发主体、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法律规制、强化开发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破除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创产业开发困境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