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确权与农业物质性投入：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土地作为农业生产活动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农地产权状态与农户农业生产行为息息相关,明确的产权所属关系能够降低农民的经营风险,改变生产投入策略。基于新一轮农地确权政策,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与Tobit模型、多重中介分析等多种计量方法研究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物质性投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地确权显著提高农户农业物质性投入,农地确权的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40.749%,农地确权通过促进农地转入、增加农业就业比重间接增加的农业物质性投入分别占总效应的0.908%和58.343%,转入农地的中介效应非常有限。研究认为,应做好相关保障,积极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有序、健康发展,强化政府的监督和引导功能,充分发挥农地确权对农户农业物质性投入的积极影响。     

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研究——以农地产权安全感知为中介

在构建"农地确权—农地产权安全感知—农地转出意愿"框架基础上,利用山东省实地调查数据,探讨农地确权对农户农地供给意愿的影响,为深入理解农地确权对农地供给的影响机理提供理论依据。应用定序Logit回归模型进行核心解释变量、其他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总体效应与边际效应分析;建立结构方程,应用索贝尔检验与自抽样检验对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将会提高农地产权安全感知及其三个因子(土地调整因子、土地征收因子、流转纠纷因子)的安全感知,而上述中介变量对农地转出意愿有正向促进作用。另外,是否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金融资产价值、农用机械价值对农地转出意愿也有重要影响。     

农地确权方式如何影响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基于农业分工的调节效应

基于广东省阳山县和新丰县2 232个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Tobit模型和OLS回归实证分析了农业分工调节下农地确权方式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整合确权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其中,社会化服务程度增强了整合确权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促进作用,市场化程度则削弱了整合确权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农地产权界定实践中,应鼓励有条件地区实施土地置换整合,降低土地细碎化程度,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建设,以此加快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进程。     

农地确权能否提高农户参与村庄选举的意愿?

借助中国新一轮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在围绕产权行为能力与产权实际执行程度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CLDS 2016年全国6 94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等方法分析农地确权的选举效应,尝试回答农地产权这一经济权利能否带来农村更加广泛政治参与的问题。结果发现：农地确权显著提升了农户参与村庄选举的积极性,但这一影响只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中成立;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内部,相较于非农劳动力,农地确权更能提升农业劳动力参与村庄选举的积极性,相较于男性,农地确权对女性农业劳动力的选举效应更为显著。可能的机制在于农地确权证书的发放增加了农业生产主体,尤其是女性农业劳动力对农业生产收益的重视程度,进而提高了其参与村庄民主选举的积极性,目的在于以参与集体行动决策来拓展自身产权行为能力,从而获取预期农业收益。     

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粮食主产区4省12县96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研究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并分析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整体来看,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转入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代际差异来看,父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大于子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2)在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以后,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下降,而对农地转入的抑制作用也有所缓解,这说明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如果不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现有研究高估了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驱动效应。因此,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不能只单纯依靠劳动力市场的引领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市场优势,将小农户卷入农业分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农户分化与农地经营权资本化选择

基于对湖南湘北地区218户农户的调查,构建3个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农户分化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分化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具有直接影响,农户水平分化和垂直分化程度越高,农户越愿意进行农地经营权资本化;农户垂直分化通过影响农户土地功能偏好进而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产生间接影响,农户垂直分化程度越高,越偏好土地的财产功能,进而越愿意进行农地经营权资本化;土地功能偏好在农户水平分化和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户主文化程度、家庭非农技能劳动力成员、土地集中度、村干部支持程度等因素对农户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农地确权与农户政治信任：基于中央和基层组织的分析

农地确权的经济影响效应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鲜有研究关注农地确权政策的政治效应。基于3期农地确权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广义DID模型评估农地确权对农户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确权使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村级政治信任分别提升0.142个单位和0.215个单位。上述结果在考虑平行趋势、样本随机性、控制潜在遗漏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计量模型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农地确权通过降低地权权益的保护成本、提升盘活农地产权收益两条途径对农户政治信任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显示：农地确权执行规范程度越高,不影响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但会显著提升农户的村级政治信任水平。由此认为,农地确权除产生经济影响外,也是政府投资农户政治信任的有效途径。     

确权背景下农地调整的影响因素及其思考

基于广东、江西两省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及有序多分类Logit模型,对已确权样本和未确权样本的农地调整次数及其调地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已确权样本和未确权样本的农地调整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未确权地区的非农劳动力转移比例的提高、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承包地土壤肥力的下降均能增加农地调整次数及扩大调整程度;而在完成农地确权的地区中,地形、到县城的距离、农地灌溉条件、农业收入占比以及家中是否存在本村大姓干部对农地调整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而购买养老保险在两组样本中对调地产生的效应相反。农地确权能够有效地降低由地势恶劣、土壤肥力低下及非农劳动力转移比例较高所引起的农地调整的频率及调整程度。     

农地确权如何影响农户消费?

农民消费行为的产权含义始终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基于“农地确权Ｇ土地功 能Ｇ收入结构Ｇ农户消费”的分析框架,探讨农地确权政策影响农户消费的内在机理.分析表 明,农地确权契合国家宏观经济扩内需、强消费的内循环政策导向.使用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两期面板数据,采用 PSMＧDID 模型估计农地确权的消费效 应.估计结果显示:总体上,农地确权显著促进农户人均消费、人均商品性消费,但对人均服 务性消费并无明确影响.进一步证据表明,基于农地保障性功能和财产性功能使用的农户, 农地确权政策将显著提高其人均消费和人均商品性消费;农地确权消费效应在兼职农民家 庭中最为显著,但农地确权政策并未带来农户消费结构升级.提出挖掘农户消费背后的产 权含义将有助于扩大农村内需,促进农民消费.     

农地细碎化经营对粮食种植结构的影响——基于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微观实证

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大样本数据,利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细碎化经营对农户粮食种植结构的影响。结果发现:与预期不一致,农地细碎化并没有削弱农户种植粮食的积极性,细碎化特征反而有助于提升粮食种植比例,这说明农地细碎化也有积极面,细碎化经营的传统小农在保障粮食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细碎化对三大主粮的影响出现分化,细碎化经营有助于提升农户对水稻和玉米的种植,但对小麦种植没有显著影响。讨论认为,农地细碎化之所以能够促进粮食种植,主要是因为细碎化增加了劳作负担和生产成本,而粮食生产更适合粗放化经营,用工更少,成本更低。     

农地产权、要素配置与家庭农业收入

利用广东省2492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地产权和要素配置对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农业生产技术不变的前提下,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的增加会提高家庭农业收入;农地使用权通过优化农业生产结构而提高了农地规模对农业收入规模的正向激励,但使用权的完善也会激励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而抑制了农地规模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家庭农业收入占比的激励效果;农地处分权通过赋予农户处置农地和劳动力的权能,分别提高和降低了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农业收入的正向激励。最后,对农地流转和劳动力配置行为的分析也发现,农地产权通过赋予主体决策自由,从而提高了转入农地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经营绩效和农业收入。     

福建农村富余劳动力及其分布调查

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关系到农民收入、农村发展和稳定以及国民经济发展。劳动力的供给、耕地面积以及就业空间都与农村富余劳动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通过了解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相关情况,分析其地域分异特征,提出:(1)集约利用农地,提高农地的经营效益;(2)稳定农地的产权,为农民提供坚强的社会保障;(3)加强农业开发,培育农业增长点;(4)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等保障措施以更好地发挥农业的生活保障功能。     

我国农地规模化经营问题分析——基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陷阱假说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陷阱是指当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一定阶段时,农业就业比重将相对稳定。发展中国家会提前陷入农村劳动力转移陷阱,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一定程度时,就不再转移了,农业就业比重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我国应对此问题对策是尽快实施农地规模化经营战略,顺利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经济转型。     

农民工劳动权利保护现状及对策研究

完善农民工劳动权利保护法律机制,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利,是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本文对农民工劳动权利保护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推行平等就业制度,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加大劳动执法力度,健全劳动司法保障机制,加快法律援助进程,加大普法宣传力度等对策。     

农地制度变迁与农村劳动力迁移

农村劳动力迁移是中国农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不完整产权为特征的中国土地制度是否会阻碍劳动力的流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文章基于期望效用函数构建了一个劳动力转移决策理论模型,并由此提出一个可验证的假说:土地租值的提升会增加移民的激励。运用1978—2011年的经验数据对该假说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更完整的土地收益权和更稳定的土地产权通过增加土地的租值,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政策上意味着进一步明晰农村土地产权,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以及构建完全的土地市场,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到更高生产效率的城市工业部门,帮助中国经济更全面的发展。     

中国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及就业选择

为研究中国农村人口结构变迁规律,基于2003～2012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跟踪调查数据,以山西10个村的样本为例考察了近10年来农村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和轨迹。研究发现,农村人口10年来平均年龄增长了4.3岁,而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增长5.6岁从性别和在家居住时间看,46岁及以上女性和61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是农村生产生活的主力军从工作时间和就业方向选择看,尽管农村劳动力仍以家庭农业经营为主,但外出就业和受雇用已成为农村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手段从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看,滞留在农村的农业人口质量较差。研究认为,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中国农村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已发生巨大变迁,农村人口“老龄化”和“空心化”、农业“女性化”和“老年化”特征突显,这些问题将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中之重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及养老问题,新农村建设与户籍制度改革应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关注农业生产的“老年化”和“女性化”特征,以及关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系。     

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基于山东潍坊的调查

基于2008年山东省潍坊市的农村家庭住户调查数据,构建一个半对数模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数量与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家庭总收入,非农经营活动对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劳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家庭总收入之间成U型关系。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关键在于政府普及农村教育培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产业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个人创业和非农就业;逐步开展农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信息化、农地流转与农业经营收入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下，农地被认为是苹果种植户最重要的家庭资产，而均分土地的产权制度安排造成农地细碎化问题突出，难以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抑制了农业经营收入的提高，但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化工具的应用重新形塑了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具体情境，提高了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深刻改变了农业要素配置效率，为促进农业经营收入创造了重要机遇。文章基于降低农地流转市场交易成本和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认知等角度，构建信息化、农地流转与农业经营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OLS模型、Logit模型和有序Logit模型以及762户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在5%的水平上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还有助于在1%的水平上显著扩大农地转入规模。进一步地，农地转入规模是手机等信息化工具提高农业经营收入的中介变量，且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文章使用替换代理变量、排除竞争性机制和工具变量法等方法进行检验后发现，上述研究结果是稳健的。从影响机制角度，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通过降低参与农地流转市场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显著促进农地转入规模，改善农地要素可得性，且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是信息化扩大农地转入规模的部分中介变量。但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并未显著改善农户的农地权属认知、转让权和抵押权等农地权利认知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再延长三十年认知，这可能是因为农业经营者并未通过手机等信息化工具了解农地相关信息。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支持和鼓励手机、电脑等信息化工具在农村的应用，提高农业经营者参与要素市场的信息获取意识和能力；深化以降低产权风险预期为目标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积极利用多种信息化工具宣传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内容，改变农业经营者传统观念或认知，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预期。文章的研究结论既有助于理解信息化情境中农地流转市场的运行机理，也有助于提高农业经营收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