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匹配倍差法

基于江苏省盱眙县乡村旅游地区农户2015年和2020年的调查数据,运用DID模型、PSM模型和PSM-DID模型,评估发展乡村旅游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均有显著增收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其经营性收入,说明大多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主要是通过打工获得收入的。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人口和家庭资产等变量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产生了差异性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从业家庭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参与乡村旅游业带来的收入效应逐渐降低,呈现边际递减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对高年龄家庭的总收入及经营性收入有着更大的正向影响,但对其工资性收入产生了负向影响。总体而言,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家庭收入质量尤其是收入的结构性和知识性还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最后,依据研究结论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基于安徽金寨县和四川邛崃市农户的调查

基于安徽金寨县和四川邛崃市653户农户的微观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进一步讨论了宅基地退出对不同类型农户子女教育获得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宅基地退出对农户子女教育获得有正向显著影响,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表明,宅基地退出可通过提升外出上学便利性、优化农村教育环境和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农户子女教育获得;考虑农户异质性,宅基地退出对多子女家庭的子女教育获得的提升作用强于独生子女家庭,对农村家庭女孩的教育获得的提升作用强于男孩,对金寨农户子女教育获得的提升作用强于邛崃。最后,提出宣传宅基地退出在改善农户子女教育获得上的重要作用、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的收入水平、完善宅基地退出政策实施中与教育相关的配套政策、统筹配置城乡教育资源等建议。     

远郊农村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阜阳、亳州两市530户农民问卷调查

通过对阜阳、亳州两市下辖的6县20个村530户农民问卷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合理有偿退出前提下远郊区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经济活动类型、家庭年总收入、非农业收入、现住房建造时间、是否已在城镇购房及城镇居住优势等指标对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农户的年龄和城镇居住劣势则对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指出就财政压力和资金时间成本而言现阶段皖北平原大部分农村不适宜大规模推行农村宅基地退出。若要推进农村宅基地退出,首先要加强宅基地价值内涵的研究确立合理的补偿标准,同时还要建立完善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适度的资源倾斜和政策扶持吸引有能力农户优先在中小城镇购房定居。     

闽南地区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

农村宅基地闲置部分科学有序的退出是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增加挂钩的重要途径,而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直接关系到农户退出宅基地的积极性。选取闽南地区3个地市内21个自然村作为样本,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法获取研究数据,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测度各因子对闽南地区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系数。结果表明:(1)闽南地区农户中有意愿退出宅基地的比例约为30％;(2)农户退出宅基地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依次为户主受教育水平、家庭年总收入、生活环境、农业收入比重、职业培训情况、家庭宅基地面积、住房成新度、家庭总人数、退地政策了解程度、户主年龄;(3)其中户主受教育水平、家庭年总收入、退地政策了解程度和职业培训的影响方向为正,其他因素作用方向为负。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农户的意愿,将宅基地退出与就业培训、产业发展、农民安居、政策宣传相结合。     

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效应量评估

有关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的研究由于区域选择、模型方法、测量方式或具体研究内容的不同,研究结论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为厘清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及其效应,推动宅基地有序退出,在纳入18篇实证文献、137个效应值、78 934个独立样本进行 Meta 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因素强度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异质性及异质性来源。结果表明:农户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非农收入占比、宅基地确权、所在地距县城距离及是否在城镇购房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家庭年收入、宅基地面积及是否在城镇购买住房在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方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随时间变化作用强度也在变化,且不同区域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作用程度不同,应当根据地区差异对农村宅基地退出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引导。     

外出务工、性别差异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从家庭内部分工视角出发，分析性别差异下劳动力转移的行为经济学含义，进而探讨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务工显著增加了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相较于男性外出务工而言，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行为具有更明显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化服务能够降低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户耕地撂荒概率，但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采纳意愿较低。进一步地，在引入家庭总收入作为调节变量后，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正向影响增强。     

基于分位数和OLS回归的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甘肃省的333份农户调查问卷,通过OLS回归法和分位数回归法,从外部环境和农户资源禀赋两方面分析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同一影响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户主性别、家庭人口规模和劳动力负担系数对农民收入有着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对中低收入的农户;而职业培训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只对中等以上收入的农户才会产生增收效益;耕地面积的增加会提高农户收入,但在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偏小的情况下,农作物种植种类的多样化会对农民收入的提高产生抑制作用;亲戚朋友的数量只会对中等收入的农户家庭产生显著的影响;户籍制度和惠农政策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效果显著,特别是对中低收入的农户;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和提高家庭外出务工的人员比例能有效地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     

农户分化下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及选择偏好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314个农户调研

基于农户的调查数据,用独立性T检验描述性分析农户退出选择偏好差异性,并采用Logit模型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农民性别、家庭规模、家庭年总收入、农户脱离农业程度、家庭供养系数以及宅基地政策了解度等因素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是影响其退出意愿的主要因素。针对该结果提出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弱化土地保障作用、建立满足不同类型农户需求的多元化宅基地退出机制、建立合理的补偿标准及有偿使用制度等政策建议。     

支农贷款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路径分析——基于2 126户调研的微观数据

通过分位数回归方法（QR）对支农贷款影响农户收入的机制与路径进行研究,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对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对于高收入农户,支农贷款通过增加其经营性收入而使总收入增加;对于中等收入农户,支农贷款虽然增加了其牧渔林业收入,但是更大程度减少了经营性收入,总收入表现为下降;对于低收入农户,支农贷款仅被用于生活性消费支出,总收入水平下降。这说明,即使面临相同的融资机会,农户的增收能力却各有不同。因此,要想缓解农户收入的内部不平等问题,还需要从实施瞄准性的金融扶持政策、提高农户生产率水平和持续拓宽农村融资渠道几个方面来考虑。     

征地与农户收入结构变化：对九江和襄阳农户数据的分析

失地农户收入结构转型问题是关系农户生计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问题。利用九江和襄阳621个失地农户两阶段调查数据,考察失地前后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动情况,并进一步分析失地前后不同兼业类型、劳动力规模和失地程度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与征地前相比,征地后农户农业性收入比重急剧下降,而工资性收入比重大幅度上升,失地后农户生计更加依赖于非农务工,尤其是本地非农务工;不同农户兼业程度、不同家庭劳动力规模和不同失地程度的农户征地前后收入结构的变动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其中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农业性收入下降幅度显著高于非农兼业户和非农户,劳动力规模越大,失地程度越严重,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比重提高幅度越大。     

风险感知、制度信任与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

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受内在风险感知和外部制度环境的双重影响。基于四川泸县和宁夏平罗803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研究了风险感知、制度信任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制度信任在风险感知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风险感知抑制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且存在区位异质性;制度信任(行政理念信任和行政行为信任)促进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且能减轻风险感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负面影响,从边际效应看,行政行为信任的缓解作用强于行政理念信任。由此,提出审视宅基地区位级差效应,建立差别化的宅地基退出权益保障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注重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通过改善个体对政府行政的情感态度以提高人们的制度信任水平等建议。     

收入视角下乡村振兴的进路选择——兼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收入变迁

收入是衡量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显性指标。结合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尝试构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民收入变迁的模型,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的整体变迁趋势基本与之吻合。但中国当前仍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整体下行时的高位运行、城乡收入差距地区间差异大、农民收入构成还不够合理、农民内部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一是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二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三项改革,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三要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四要创新农业补贴方式,提高农民转移性收入。     

“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析——基于粮食主产区3省10县的农户调查

基于粮食主产区山东、河南和安徽3省10县的调研数据,通过PSM模型和基尼系数的测算,综合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从收入水平来看,土地流转提高了农民的总体收入水平,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比未参与的农户高26.11%;从收入结构来看,转入户的农业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转移性收入显著降低;而转出户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显著降低;转入户和转出户的非农务工收入均没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收入差距来看,土地流转加剧了农户内部收入的差距,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基尼系数较流转前分别提高了49.83%和24.93%。由此说明推进土地流转是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一个新途径。     

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云南省晋宁县的调查

以云南省晋宁县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为基础,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农地面积、农业劳动力状况、年人均纯收入、非农收入比重、农地在家庭养老保障中的重要性、农户年龄对转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但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存在差异。最后提出了发展第二、三产业,加强农村教育,发展流转中介组织,稳定农民土地承包权,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     

不同来源收入及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在预防性储蓄理论基础上,将不同收入来源及其收入不确定性引入分析框架,以考察收入来源及其不确定性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利用2001-2011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调整离差指标来对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进行测量。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不同,从影响程度来看,由高到低依次为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具有抑制作用,增加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基于本研究结论就促进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提出了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文章基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实证分析了1978~2008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起负向作用,而农村金融发展结构能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故应从加大政策性银行支农和增加乡镇企业贷款额度的角度着手,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农地产权、要素配置与家庭农业收入

利用广东省2492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地产权和要素配置对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农业生产技术不变的前提下,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的增加会提高家庭农业收入;农地使用权通过优化农业生产结构而提高了农地规模对农业收入规模的正向激励,但使用权的完善也会激励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而抑制了农地规模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家庭农业收入占比的激励效果;农地处分权通过赋予农户处置农地和劳动力的权能,分别提高和降低了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农业收入的正向激励。最后,对农地流转和劳动力配置行为的分析也发现,农地产权通过赋予主体决策自由,从而提高了转入农地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经营绩效和农业收入。     

信息化、农地流转与农业经营收入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下，农地被认为是苹果种植户最重要的家庭资产，而均分土地的产权制度安排造成农地细碎化问题突出，难以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抑制了农业经营收入的提高，但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化工具的应用重新形塑了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具体情境，提高了农户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深刻改变了农业要素配置效率，为促进农业经营收入创造了重要机遇。文章基于降低农地流转市场交易成本和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认知等角度，构建信息化、农地流转与农业经营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OLS模型、Logit模型和有序Logit模型以及762户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在5%的水平上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还有助于在1%的水平上显著扩大农地转入规模。进一步地，农地转入规模是手机等信息化工具提高农业经营收入的中介变量，且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文章使用替换代理变量、排除竞争性机制和工具变量法等方法进行检验后发现，上述研究结果是稳健的。从影响机制角度，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通过降低参与农地流转市场的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显著促进农地转入规模，改善农地要素可得性，且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是信息化扩大农地转入规模的部分中介变量。但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应用并未显著改善农户的农地权属认知、转让权和抵押权等农地权利认知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再延长三十年认知，这可能是因为农业经营者并未通过手机等信息化工具了解农地相关信息。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支持和鼓励手机、电脑等信息化工具在农村的应用，提高农业经营者参与要素市场的信息获取意识和能力；深化以降低产权风险预期为目标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积极利用多种信息化工具宣传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内容，改变农业经营者传统观念或认知，提高农地产权稳定性预期。文章的研究结论既有助于理解信息化情境中农地流转市场的运行机理，也有助于提高农业经营收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务工与务农行为选择比较研究: 来自村庄的证据

城镇化、工业化冲击之下,传统农民获取收入的过程中有了更多选择,在其所能掌控范围内的一项重要事务即为选择从事农业生产还是远离农业.不同地域、不同地理和自然禀赋、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村地区时序变迁差异巨大.借助北方地区45个农户跨时5年(2008-2014年)的家庭微观面板数据,依据调研家庭特征设定行为选择和收入获取联立方程,模型估计方法有Heckman两步法和内生转换模型(ETM),依据地理特征构造工具变量以消除内生性难题.结果发现,教育水平的高低是务工与务农两难选择的关键决定因子,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家庭成员越倾向于外出务工;无论是选择务工还是务农,预期所能够获得收入的影响都极为显著;随着农民务农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补贴力度加大、对农业补贴政策预知能力提升,农民越来越不愿意离开土地.因此,重视农业、扶持农村、关注农民的有利政策或不利因素都可能起反作用,设计和制定政策时应谨防逆向选择问题的出现.在注重加强中国农业支持政策对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影响与促进的同时,应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强化农民素质培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农村保障体系完善进程.     

农业科研投资增收效应的空间溢出与阈值特征——以山西省市域面板数据为例

科技进步依赖于科研投资,农业科研投资为农业科技发展提供了直接、稳定和长期的动力,而知识或技术的外溢会造成农业科研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布格局不一致,进而影响农业科研投入对农业经济的作用机制以及相关调控对策的深入研究。基于2015—2018年的山西省市域面板数据,综合采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面板阈值模型对财政支农的三个重要部分,亦即农业科研投资(ARE)、支农支出(SAE)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ACC)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异质性检验,考察农业科研投资与促进农民增收的非线性空间联系。研究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地研究农业科研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溢出效应和阈值特征。研究表明,农业科研投资的增收效应明显,但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农业科研投资的增收效应存在空间溢出的特征,解释了农业科研投资与农村居民收入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农业科研投资的增收效应存在阈值特征,即农业科研投资的增收效应随农业科研投资额增加而减弱,随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的提高而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