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格拉底的本体思想

苏格拉底的本体思想从自然哲学当中脱离出来,不仅在于他发现了人类无法通过求助于外而真正认识世界的本体,同时还由于在他看来,“心灵”作为世界的本体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外在事物,而是人们的精神,并且这精神具有规整万物的作用。苏格拉底本体思想的变革,最重要的在于他提出了“善”的概念。我们可以发现苏格拉底在“善”的概念中引入了“自我”的概念,如果说“善”的概念并没有将苏格拉底的本体思想同自然哲学家的本体思想区别开来,那么“自我”的概念则佐证了“善”的本性是“心灵”中的绝对理性,是存在于人类精神之中的世界的本体。苏格拉底不仅仅将伦理学引入了本体论,同时也将认识论与其紧密结合。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苏格拉底的思想实现了古希腊哲学的本体思想从求诸于“外在世界”到求诸于“人的心灵”的变革。     

城邦中的三种爱智生活——苏格拉底的“临界之思”初探

希腊城邦的“爱智之人”不只一类,有耽于纯粹静观探究自然的“自然学家”,有意欲改变世界移风易俗的“智术之师”,当然还有“知-无知”的苏格拉底式的“临界哲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所展现的哲人身姿让世人看到,城邦中的三种爱智生活其实是一种微妙之“二”——作为“爱智能”之结果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同一”与“爱智术”之结果的“虚无主义”并不构成真正的两极,二者恰恰是一体两面,互为因果.真正对其构成哲学审断的,乃是因“知-无知”而“爱智慧”的苏格拉底式的“临界之思”.     

苏格拉底反讽的政治含义

苏格拉底反讽在古希腊语境中有其特殊的含义,它是苏格拉底与人言说时所展现其天性的“装样子”。因此,苏格拉底反讽作为政治修辞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具有审慎的重要性;另外,苏格拉底反讽与苏格拉底式的教诲在探求生活实质中密切相关,其所体现的是哲人教诲面对具有不同天性之人的困难;而马克思对苏格拉底反讽的理解在其哲学追求上则具有神话色彩。     

论苏格拉底的快乐观——基于两篇对话的比较分析

苏格拉底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支持一种“未经限制的”享乐主义，由此说明美德对于实现幸福进而快乐的必要性；他在《高尔吉亚篇》中则反对以快乐最大化为核心的享乐主义，由此提出一种适应性的幸福主义。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苏格拉底在这两篇中呈现的快乐观确实存在某种不融贯性，之所以不融贯的主要原因在于，苏格拉底没有为快乐与幸福、美德、理性之间的关系提供清晰而统一的说明。针对这两种快乐观的未决问题，古希腊伦理学大体发展出三种有关快乐观的思路，即享乐主义的思路、美德主义的思路以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综合性思路。苏格拉底的快乐观对古希腊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对于我们更充分地理解和把握古希腊的幸福和美德等主题是不可或缺的。     

她的围城里有个＂外国公公＂

本刊2012年12月号“人间真情”栏目《中国留学生照顾外籍孤寡老人13年》一文,讲述了这样一个感人故事：14年前,19岁的宋扬留学英国伦敦,和一个叫汉斯的孤寡老人结为忘年之交。求学8年后,宋扬学成回国,当他得知孤苦无依的汉斯独自生活有困难。毅然返回英国将汉斯接到中国赡养。鲜为人知的是,2009年10月,宋扬和一个叫曲丽媛的姑娘结了婚。在两人世界里多了一个“外国公公”,曲丽媛是如何面对的？她的婚姻生活美满幸福吗？     

言说方式的必要转换：幸福理论突破的基础

“幸福是什么”是传统幸福研究中的理论原点,但是,以“幸福是什么”作为问题的起点,对幸福的研究而言,是有所欠缺的,这一问题的提出是运用现成论思维方式的结果,具有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为了从“观念的世界”回到“生活世界”,有必要坚持生成论的哲学立场,实现幸福研究中言说方式的必要转换。     

针锋相对

求知一个青年问苏格拉底:“怎样才能获得知识?”苏格拉底将这个青年带到海里,海水淹没了年轻人,他奋力挣扎才将头探出水面。苏格拉底问道:“你在水里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论苏格拉底的幸福观——以《申辩篇》为中心

从德性与知识的关系出发,各式各样的追随者将苏格拉底对幸福的看法发展为三种基本理论:德性工具论、德性自足论和德性至上论。从"灵魂"和"幸福"的原初含义看,苏格拉底的幸福观更贴近"灵魂"的原意:保持"活"的生命原则,并在活的过程中寻求物质和精神的满足。"诘问"是审查生活、获取幸福的重要手段。"好人"不是通常意义上道德高尚的人,而是善于统筹一切、使之真正有益于自我人生的人。"死后"则开启了灵魂的新航程、生发出"幸福"的新含义。     

“幸福”概念的性别差异

男人和女人的生活世界不尽相同,对幸福的理解也各有差异。“无性的”幸福是不存在的。当然,幸福还不单单是生活,它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论瞿秋白对“共产主义人间化”的构想

“共产主义人间化”是瞿秋白一生追求的最高革命目标。其政治构想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达到无阶级无国家、真正自由平等幸福的世界共产主义社会；其经济构想是公有制、有规划和大生产。     

和谐社会与以人为本的幸福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为人民的幸福开辟了通道。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幸福观。需要传统幸福观向现代幸福观的嬗变、更新和转型。树立以人为本的幸福观,需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将追求国民生产总值与追求国民幸福总值,将追求个体幸福与追求社会幸福,将追求物质幸福与追求精神幸福等结合起来,以科学的幸福观丰富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浅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幸福问题是个万古常新的伦理学问题,许多哲学家都对“幸福”问题有过阐述,亚里士多德汲取了梭伦、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以及柏拉图等哲学家关于幸福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幸福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是最高的善,幸福是灵魂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幸福就是中道,幸福需要外在的善作为补充的,这些论述告诫人们,幸福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幸福就是思辨的生活,幸福应该遵循“小我”与“大我”相统一的原则。本文试从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来源、内容及对当代生活的启示三个方面来阐述笔者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理解。     

东亚思想对建立人类新闲暇观的启示

现代社会中,闲暇普遍地被误解为单纯的娱乐和消费活动,从而出现了闲暇观念深刻的异化,观念的错位带来个人生活的不幸和人类文明的瓦解。闲暇观的异化根源于近代以来西方的世界观、人生观。东亚传统的世界观能够为现代人创造性的闲暇生活提供人生视角。人是内在于"真我"的存在,人生的终极目的在于领悟和喜欢这个"真我",创造性的闲暇生活也就意味着以"修行"和"乐道"来充实个人的闲暇时光。人类应该实现从劳动的世界到修行的世界、从消费的世界到乐道的世界的转换。在近代文明成就和在东亚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当人类学会享受创造性的闲暇生活时,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真正协调各文明的发展。     

邵雍的快乐诗学

以往对邵雍诗学的研究,多从理学角度着眼.该文所论"快乐诗学",是对邵雍诗学与哲学的新阐释.邵雍的快乐哲学富于人文内涵,他以闲居、读书、饮酒、作诗为快乐生存的四大雅好,而"以物观物"则是他获取生命快感的思维秘诀.他提出"自乐"和"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两种诗意生存境界,实则是诗人在与时运、与万物、与诗的关系中如何体验和表达快乐的问题.他还总结出快乐诗学的三"有"四"不"原则.     

重大疫情背景下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三个维度

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学生幸福感带来一定冲击,对大学生幸福观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时期,高校不仅要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工作,更要积极开展大学生幸福观教育,培养善于体验幸福、积极创造幸福、正确享受幸福的时代新人。从目标维度看,大学生幸福观教育主要包含促进生命健康的教育目标、坚定理想信念的教育目标、遵守法律法规的教育目标;从价值维度看,开展大学生幸福观教育有利于引导大学生将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相统一、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相统一、感受幸福与创造幸福相统一;从实践维度看,教育者要更新幸福观教育理念、创新幸福观教育方法、拓宽幸福观教育渠道,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胜时期,激励大学生在感恩中体验幸福、在担当中创造幸福。     

习近平幸福观的多重维度解析

习近平幸福观博大精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已经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准确而具体地回答了要实现谁的幸福、幸福的源泉在哪里、如何实现幸福层次的跃升、通过什么路径实现幸福、如何为实现世界幸福贡献中国智慧等一系列关涉幸福的基本问题。习近平幸福观的多重维度及其内涵要义,旨在为全体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提供观念引导和行动指南。     

《黄帝内经》贵人乐生的生命伦理思想浅析

以人为贵的原则贯穿于《黄帝内经》之中,奠定了其医德思想的基础。《黄帝内经》所说的"乐生"是追求身体的健康和精神的快乐、幸福感,它通过志闲少欲、精神内守等道德修养方式而获得。研究《黄帝内经》的贵人乐生生命伦理思想,有助于确立贵人的生命伦理原则,构建合理的生活方式,提高生命质量。     

乐:理学美学的终极关怀

天人合一不仅是理学建构的终极目的,是理学范畴体系的完成,也是理学美学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和要达成的最佳境界,而这一境界主要是通过“乐”来体现的。理学家对“乐”有自己的独特认识。他们一方面继承儒学前辈忧乐天下的精神,以大悲襟怀关注现实人生;另一方面又对“孔颜乐处”从本体论层次上加以阐释,从而为士大夫的理想审美人格找到了形上之终极依据。     

闲暇与幸福的关系：一个被遗忘的德性伦理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闲暇与幸福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德性伦理问题被提出和探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既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也是幸福本身,两者通过德性达成统一。现代休闲研究也关注休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注看似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与幸福关系探讨的延续,但实际上更偏向于从社会心理学或历史角度研究,缺乏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当代德性伦理研究中虽有学者提倡恢复亚里士多德论及的德性与幸福的概念,却未体现出对闲暇概念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闲暇内在包含的古典精英主义论调在现代社会的不适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闲暇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中失去了其对于实现幸福的必要性。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框架,有助于厘清休闲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理性判断休闲活动的适当性,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并通过休闲实现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