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句教新探

王阳明将无善无恶确定为心体,不只是为了接引上根顿悟之人,也不只是为了使人们更好地正心,而是要建立一个以无为本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讲的有是即无而有,不同于程朱之拘礼,同时它讲的无是即有而无,也不同于佛老之出世。以四句教为标志的阳明学说是三教融合的新阶段,也是宋明理学的新发展。     

王阳明“四句教”与佛学关系新解——兼论“无善无恶”非境界论

王阳明在阐述＂四句教＂时颇为犹豫的心态与其一向自信、果断的性格有着明显的差异,根源在于他意识到＂无善无恶＂与佛学的＂不思善恶＂之说极为相似。从理论归属上看,＂无善无恶＂延续了佛学＂作用即性＂的思维模式,消解了良知的性善根据。学术界将＂无善无恶＂阐释为境界的无滞性,此观点不符合王阳明的本意。     

阳明四句教中的本体善恶及工夫顿渐问题

四句教是阳明晚年提出的教旨,涉及本体与工夫两个层面.心体具有超越性、完满性,无滞无着,故"无善无恶";其本然状态合乎天理,故又为"至善".也正因心体无欠无余,故工夫只能在意动上实施,致其良知.工夫中因个人根器不同而有顿、渐之分,但这只是在"悟"的层面,最终仍需切实地入"修",工夫整体仍是渐修.四句教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禅宗影响,但更应当看到其与儒学传统内在的一脉相承.     

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论争之现代诠释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大公案,关于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的论争一直聚讼纷纭。实际上,四无乃龙溪实持之说,四有则为龙溪虚立之名。天泉证道之后问题发生了转换,不再是四有四无之争,而是以“四无”及“无善无恶”为中心的两层质疑：龙溪四无说是否违背阳明宗旨？阳明“无善无恶”说是否违背儒家正道？依牟宗三之“共法说”,阳明、龙溪不但不是“禅”,而且还对传统儒学有重大贡献,是儒学义理圆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环节。阳明、龙溪等能突破长期以来的禁忌,发挥这种“无”的智慧,从而将传统儒学推进到义理更为圆熟的新境界。这也是儒家学说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阳明“无善无恶”、龙溪“四无说”的独特创新之处和巨大贡献在于此,而他们备受误会和责难的深层原因亦在于此。     

阳明四句教古今诠释评析

四句教是阳明良知学说的核心宗旨,对其诠释和论争从其诞生那日起就开始了。对古今四句教之诠释的梳理,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今思想的变化。古人对四句教的诠释基本是在儒家思想范围内进行的,其宇宙观和道德观大体是一致的,其论争只是停留在表现形式上,即工夫和本体之争。而现代学者的诠释就呈现出了多元趋势,因为人们的宇宙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学者之诠释大致可分为七类:工夫说、两层说、境界说、机体主义说或宇宙论、否定说、人欲说、认知说。     

从“四句教”看王阳明的宗旨与立言

王阳明“四句教”的宗旨是指良知未发则“中”、已发则“和”的至善之境，而其立言则是指通达这种境界的修养功夫。对上根人而言，本体与功夫、境界与修持一时并了；对下根人而言，必须进行“为善去恶”的格物践履方可达到目的。王阳明的功夫论具有很多合理思想，其境界论也不能随便否弃。     

论阳明“四句教”的工夫路径困难

本文试图通过对王阳明及其两个弟子钱德洪和王畿对“四句教”的不同理解,展示“四句教”在“本体-工夫”上的问题。首先,通过引入剖析“四句教”的工夫路径的困难,可以看到王阳明的良知概念的“无”的面向特征即“无滞性”和“不动心”在何种程度上有益于工夫修养是不清晰的;其次,阳明的良知心体具有“有”“无”两个面向,即道德形态的良知和非道德形态的良知,而这种对良知的双向描述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统一于一个良知本体内也是不清晰的。这些不清晰性主要源自其本体论的困境:要么将恶的来源归于良知而异化了良知自身,要么承认恶的来源在外而被迫承认体用并非不二。     

四句教的哲学问题

四句教是阳明晚年对自己思想的全面总结。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 ,是阳明在儒家思想上对佛家无思想的吸收 ,这无非是如佛家之虚明之无 ,而是无具体善恶之至善。后三句是对儒家下学而上达重工夫思想的一以贯之之继承 ,是儒家实践思想的真实反映。     

徐复观对《大学》“诚意”章的诠释与发展

徐复观研究"诚意"思想,坚持的指导思想是"意"如何在行为中发生作用。基于此,他将"诚意"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意自身的坚持,就是正其端绪;第二阶段由意的坚持贯彻于行为之上。但徐复观强调"意"的同时,并未忽略知识的作用,他明确提出"发展而为行为,便有赖于知识"。总体来看,徐复观对"诚意"的解释是在会通朱子与阳明思想上进行的,徐氏的解读,既强调道德理性安排知识,又兼顾知识为道德厘清对象,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向度。     

《日本灵异记》的虚词“之”与四字句结构

《日本灵异记》的原文中屡次出现经/迳+之+时间名词这一语法结构。其中的之不承担任何实际意义,而是一个用来调整音节、改善句子结构的语助词。此种用法鲜见甚至未见于中国一般的词典、语法书籍、古典文献中。或许是景戒及其周围的僧侣们由于经常诵读的佛经中出现于/於等词的此种用法,遂将上述用法错误类推至之所致。     

内向与超越——刘宗周视域中的“四句教”

"四句教"作为阳明学的核心表述,在王阳明生前已有争议。尤其是对"无善无恶"之说的不同诠释,在使得王阳明先验道德哲学解构的同时,更为心学的进一步禅化埋下了伏笔。刘宗周作为"理学殿军",目睹阳明学之流弊。他借助于理学、气学的理论资源,以"意"为中心,通过整合理学诸范畴,在蕺山学视域中,批评了"四句教"中对"意"的定位,将"意"提升至本体高度,并区分了"意"与"念",将"知""好"皆纳入"意"中,"意"由此得以从本体界贯穿至经验界,将儒学心性论所欲凸显的人的主体性推向了极致。这种改造使得心学更加内向,也更加超越,对于客观世界却更加无力。这导致刘宗周在通过"意"确认人的自由意志的同时,为了统一成德标准,又不得不回归到"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走向了阳明学的反面。在一定程度上,将阳明学所忽视的客观世界无意间带入蕺山学中,埋下了反理学的种子,为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开辟了道路。     

比较视野下横渠至阳明“四句教”的发展逻辑

基于“四句教”相关研究,探讨了“四句教”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3个问题：（1）儒家“四句教”概念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2）横渠“四句教”与阳明“四句教”的异同,（3）体现在儒家“四句教”中的自宋至明儒家思想主客关系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力图理出一条儒家的理学思想和心学思想的主客关系,在其发展完善过程中所走的由互含到绝待的逻辑理路。“四句教”是在中国佛教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和特征也有变化;从北宋理学到明代心学,“四句教”从“心”“物”对待的积极有为和人格担当转为“心”“物”绝待的“致良知”与“至善”的统一,在逻辑理路上,“四句教”走完了主客关系发展和完善的历程。如果仅使用二分法的形式逻辑来讨论王阳明具有佛教逻辑本质的心物一体“四句教”,则难以触及其借佛扬儒、合佛于儒的哲学高度。     

熊十力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和批评

耿宁先生在《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中,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为主题,深入剖析了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并梳理了其后学在"致良知"问题上对"心体"、"意念"、"良知"和"工夫"之间关系的看法。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在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中,在"致良知"及"格物"问题上对王阳明及其后学提出了批评,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立了本,但在"格物"方面的"遗物"导致阳明后学丢弃实学。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阐发了辩物析理的思想。熊十力认为,这两者应该结合在一起,即见证本体后不可废量智,一切格物之事皆以致良知为本,方能达到他所期待的"内圣外王"。     

亚圣的“仁政”与“善教”——解读《孟子》

《孟子》是记录孟子言行的一部儒家经典著作。历代学者对《孟子》的成书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其一,该书由孟子及其弟子合著;其二,该书由孟子自著;其三,该书由弟子追述而成。孟子的仁政主张、性善论和教育观,表现出孟子率直的个性和重教思想,这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是一脉相承的,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谈《马氏文通》的“句”

讨论了《马氏文通》句的定义及涵义,认为马氏是教案性质的著作,对句所下的定义切合语言习得心理。同时在王海棻、邵霭吉两位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对《马氏文通》句的分类思想。     

论《明句论》对《中论》的诠释与歧出

月称的《明句论》作为《中论》的注释是解读《中论》的重要依据,尤其从宗喀巴确立了它在藏传佛教《中论》解释传统中的根本地位以来更是如此,也被当今中观学界所重视.舒尔曼认为月称的诠释其实有偏离龙树的原意之处,月称把《中论》第二品去来品中主体与作用的论理模式转换成以作用对象为中心的论理模式.与此同时,将《明句论》放置到汉译本《中论》及其青目的注释中来考察,可以显示月称确实有改造龙树中观学说逻辑企图,其逻辑理性呈现出客观化的倾向.     

《大学》之“大学之道”的实践哲学意蕴?

作为传统哲学经典文献的礼记《大学》篇以其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的精炼阐发树立了中国传统实践哲学的一个思想丰碑,深刻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风范。《大学》阐发的“大学之道”固然会存在某些历史的局限性,但其独特的思想品格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即使与西方现代实践哲学相比也仍然显示出独特的精神魅力,时至今日也仍然具有指导当代人走出自我异化信仰困境的现实意义。     

《马氏文通》的“两商之句”

《马氏文通》的"两商之句",有人认为它相当于"假设复句",有人认为它相当于"选择复句",有人认为它有两种,一种是"选择复句",一种是"假设复句",其实,两商之句与假设复句是大不相同的,与选择复句也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