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之批判:功利主义对罗尔斯的反驳

20世纪70年代前后,罗尔斯和其他一些人对功利主义进行了批判,终结了其一统天下的地位.对于这些批判,功利主义者做出了回应:针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三个主要部分,即第一个正义原则、第二个正义原则以及正义原则的证明,里昂斯、高西尔和哈桑依分别提出了批评.     

法律程序的形式性与实质性--以对程序理论的批判和批判理论的程序化为线索

本文通过对1990年代初期之后欧美政法思潮的重大转折以及中国法制改革经验的综合性考察,进一步探讨了在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法律程序对于公共选择以及社会秩序正统化的深远意义。针对国内部分学者对强调程序性正义的疑虑,作者指出：现实中滥用形式和程序要件的弊端其实正是缺乏正当程序观念的结果,为此我们的确有必要对照公开、对等、透明以及公平等程序价值来检验和完善现行的程序规范。     

马克思批判正义的视角

正义的核心是自由和平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的批判是在自由和平等的框架基础上完成的.资本主义正义与以往的社会正义有所不同,它使自由从形式转向实质,并切入现实的平等问题.而对正义的概念“析分”中,可以认定人性、物和制度是其三个组成要素,这三个要素构成了资本主义正义的轮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正义中包括的不自由、不平等因素作了批判,认为自由主义对正义的修正和完善没有从根本上完成实质性正义的建构,进而指出了废除私有制度在实现实质性正义中的必然性.     

哈耶克对社会正义的批判

哈耶克认为，在一个由市场主导的自由社会里，由于没有一个单一的分配者来决定每个人应得的份额，所以“社会正义”或者说“分配正义”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词汇。而且，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也是危险的，因为那样将不可避免地使政府压制各种不同的关于正确分配形式的看法，并最终导向全权主义。尽管哈耶克提出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论证，但他的批判最终是无法成立的。一方面，他难以解释为什么要消解“社会正义”的概念就必须全盘否认正义概念可以用来评价市场体制。另一方面，他对“社会正义”的理解失之狭窄。正义的概念不仅可以用来评价人的行为有意造成的结果，也可以用来评价人们对特定事态的反应。而且，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并不必然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它，或者取得所有人对这一概念含义的一致同意。     

对战国策派批判的批判

战国策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 ,一直被全盘否定。其误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对正义的看法 ;二、对尼采思想的借鉴 ;三、文艺观及对作品的不同理解。从当时的批判文章入手 ,对其重新加以考察 ,期望作出更为客观的评价     

论壮族的民族精神--以民族法文化为视角的考察

从民族法文化的角度审视壮族的民族精神,壮族的法律精神作为其民族精神的次生系统,可以概括为：集中体现于壮族《麽经·布洛陀》中的和谐精神,反映在壮族伦理道德《传扬歌》中的正义精神,壮族民间故事中蕴含的善良精神。三种精神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共同构成壮族社会的法律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法律正义的制度性浅析——以英国判例法为对象

法律正义是法最根本的价值追求。本文介绍了法律正义的涵义,认为法律正义是链接法与正义两者的纽带,是一种法定化的正义。在此基础上,笔者以英国判例法为对象提出如何在法律中具体体现法律正义的问题。首先,对英国判例法两元结构的起源及其地位进行介绍。其次,笔者以普通法中的令状制度和衡平法格言为例,提出普通法主要体观譬种分配正义,衡平法主要体现矫正正义。     

民事证据收集权分配问题之思考——以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平衡为视角

受证据裁判主义的影响,证据的质和量会对诉讼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同诉讼价值观下,民事证据收集制度存在较大差别.对案件实体正义的过分追求会导致在证据收集过程中法院职权作用过强,损及其中立地位,从而影响到程序本身的公正.而过分追求程序正义,排除法官介入证据收集,则可能会损及案件真实的发现,从而影响实体正义的实现.在对民事证据收集权进行分配和规范时,应充分考虑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合理分配不同民事证据收集主体的取证权限和范围,使得民事证据收集权的分配能体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平衡.     

法律正义的实现路径——以纽伦堡审判为视角

在伦敦协定的支持下,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一次跨国的法庭以法律的名义给战争的密谋者、组织者、执行者以公开公正的审判。纽伦堡审判通过制裁侵略战争提出了关于正义性等诸多的法律以及人类文明深层次的论题,世界也以其亲身经历见证了正义这一法律最高价值的实现。     

衡平思想之功能证考——以不当得利原则的比较研究为视角

衡平意指"公平""正义",是实质正义的代名词。由于不当得利侧重追求公平的价值,因此衡平思想所蕴含的基本理念构成了不当得利原则的精神内核与实质内容,是不当得利原则发展史上一条若隐若现但一以贯之的线索。在民法法系国家,衡平思想促成了不当得利请求权的一般化,并在蜕变为不当得利原则具体的构成要件后功成身退;在普通法系国家,不当得利原则借助衡平思想发展成概括性条款的痕迹更为明显,并且由于其特殊的司法传统,在具体案件中仍然作为一种法律方法、途径或手段得以保留,彰显实质正义之功能。     

论民法与宪法的关系——兼论民事权利与宪政的关系

正确理解宪法与民法的关系对形成法治精神和健全法治秩序乃至宪政非常重要。通过从历史实证角度、公法私法区分角度、法律规范角度以及法制统一的角度考察后证明,民法至上论、平起平坐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实践中将有害于法治和宪政建设,应坚持宪法至上论。     

配置效率与法经济学的“效率至上论”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经济学“效率至上论”实质上就是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应以追求社会的财富最大化为目的,效率可以替代正义、权利成为法律的基石。文章却从分析配置效率的价值内涵得出效率只是构成正义的一个要素,须与其它要素协调起来才能评价法律的正义,正义包含效率。是正义的,从长远来看肯定是有效率的。     

中法两国最高法院刑事审判职能比较研究

法国最高法院刑事审判职能主要体现在受理被告人不服各级法院终审判决而提起的撤销之诉和特定情况下的再审之诉,以维护法律的统一适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职能包括:受理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上诉,受理重大的一审案件,发动审判监督程序,并以发布司法解释的形式指导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两国最高法院刑事审判职能相比,后者有若干不能有效维护法律统一适用的地方,进而影响了最高法院的权威。     

商标权与企业名称权的法律冲突以及解决方案

商标权与企业名称权是企业的两项重要知识产权 ,二者在实践中发生的冲突 ,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目前发达国家以及一些重要的国际公约建立了商标反淡化的法律制度 ,仍没有彻底解决企业的商标权和名称权的法律冲突问题。我国应当根据自己的国情 ,进一步完善驰名商标的法律制度 ,同时通过取消现行关于企业名称的不合理的规定 ,建立企业名称和商标的交叉管理 ,以便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法律冲突 ,建立公正、公平的市场经济秩序。     

“反抗”与“建设”的政治正当：再度进入国家主义论域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具体历史语境下,国家主义之“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全民政治、全民福利”,以及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在历史与时代的逻辑中被赋予了政治的正当性,展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的归依,依然可视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架构中的政治运作。其政治理论和实践形态,之于民族凝聚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言,有其合理性甚至积极性的一面。     

国际法视野中的赦免理论之争

一个国家新的民主政权往往赦免前政权成员犯下的严重罪行,这与国际法上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要求相抵牾,从而引发赦免的国际合法性争议.认为赦免符合国际法的学说有过渡正义说和修复正义说,认为赦免违反国际法的有人权不可侵犯说、追诉义务说、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说、类似法律原则分析说等学说.这些学说各具特色,并不能切实解决赦免的国际合法性问题,应当探索国家赦免与国际刑事法院追诉之间协调的路径,从而解决赦免的国际合法性问题.     

"执行难"现象的法律透视

本文从法社会学角度分析了"执行难"现象对法治建设及社会正义的危害,探讨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司法体制原因及社会文化根源,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实行司法独立,改革现有司法体制,发展新型的法律文化,加大执行力度.     

近代外国人在华海关行政管理权的取得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等国商人在华大做进出口贸易,海关作为管理中外贸易的中枢机构地位日益重要,并逐渐成为英国等列强觊觎的目标.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为了控制中国海关便开始酝酿夺取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他们的第一个夺权阴谋在上海得逞.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又全面取得其他各口海关的行政管理权,从此中国海关便演变成为列强控制中国的殖民机构.     

法律和道德双重权威论——"法治"和"德治"思想对法官审判的启示

从实证主义法学派的“法律权威说”和中国古代的“道德权威说”入手 ,提出法官在审判过程中 ,需要树立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权威。同时对双重权威的可能性、必要性和政治保障等基础理论作了阐述 ,提出了法律和道德双重权威的实现机制。     

民生至上:紧急状态下的宪法视角

法治国家在面临突发的紧急的危险状态下,遮蔽民生,限制和克减基本人权应当遵从一定的法律和准则。从紧急状态下的宪法视角来看,国民基本人权保障与受限,限制国民基本权利和相关人权保护的理据,应遵循紧急状态下公益性条款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原则、紧急状态下基本权利的法律保留原则、紧急状态下基本权利受限的比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