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之志与普遍之理:王学的内在主题——论王阳明对意志与理智关系的考察及其理论意蕴

<正> 王学以良知说为其主干。在王阳明那里,良知既以“理”为内容,又具有“吾心”的形式,它在总体上表现为普遍之理与个体之心(吾心)的合一。理作为良知(主体意识)的普遍性规定,既是指封建的义理(天理),又兼有一般的理智之意,而作为个体性规定的吾心,则主要与主体的意志、情感等相联系。这样,良知在其展开过程中,即逻辑地涉及到了意志与理智的关系。志(意志)知(理智)之辨,构成了王学的重要主题,而后者又在理论上与道德行为中的自愿原则与自觉原则等有着内在的联系,并对王学本身的演变及近代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多年来,王学的研究者虽然对良知本身作了种种细致的分析,但却未能进一步考察良知说在志知之辨中的逻辑展开,这就多少妨碍了对王学的深入把握。本文拟在时贤研究的基础上,从志知之辨的角度,对王学作一探析。     

阳明心学的价值取向

心学的观念不仅体现了独特的哲学进路,而且展现了其价值的取向。心学以良知为核心观念,在价值观的意义上,良知内在地包含人性关切或仁道关怀,不把人看成物或工具。心学的另一重要命题是“心即理”,其涵义之一表现为个体意识和普遍规范或普遍原则之间的统一。这种统一背后的价值意义,表现为对个体权利与群体责任的双重肯定。以心为体所隐含的意义关切与良知所内含的责任意识相结合,进一步引向天下的情怀。在王阳明那里,这种天下情怀具体表现为万物一体的观念,其中蕴含着走出封闭的自我、以仁道方式对待他人的意向。以“心”为体所隐含的意义关切、“良知”所内含的责任意识、“万物一体”所涉及的天下情怀,同时面临着具体落实的问题。在王阳明心学中,这一问题与“知”和“行”的关系相涉,后者意味着现实世界或意义世界是以人的参与和建构活动为基础的,而真正的参与同时表现为实际的做事过程。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王阳明良知概念的实体化倾向

王阳明的良知教以人之道德实践作为归宿,即良知作为人先天的道德意识,它是判断一切现实是非善恶的标准,顺良知之发,则一切行为无不合天理,由此王阳明强调“致良知”为学问的主脑工夫。而另一方面,当王阳明的视野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宇宙时,良知又超越了作为心之本体的存在形式,上而为“造化的精灵”,它“与物无对”,它“生天生帝”,天地万物都以之作为存在的基础与本质,这样在存有论的意义上良知就成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     

从生命的角度看良知与人性升华

本文力图从生命整体（群）与个体生命历程（己）的角度理解王阳明良知说中的善恶论与知行合一说,以阐述良知对于人性升华的重要作用。     

王阳明与康德的道德自律路径探析

王阳明与康德各自以"致良知"和"意志自由"为拱顶石建立起了道德学说,并由此成为中西方传统文化中道德哲学领域难以逾越的丰碑。在康德的道德自律概念中,道德法则作为纯粹理性的一个不容置喙的事实已使自由意志的实在性得到了确证,从而实践理性就在自由的领域之内引导着自我,达到了自由即自律的立法原则。而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同样蕴含了道德自律的理念内涵,"良知"作为"心之本体"的基本规定就是"自家底准则",即"良知"自能辨别是非、评判善恶以至于作出祛恶扬善的价值选择。     

从人生境界到生态意识--王阳明"良知上自然的条理"论析

王阳明认为 ,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境界是“与万物为一体” ,如见孺子入井必有恻隐之心 ,见动物觳觫哀鸣必有不忍之心 ,见草木摧折必有怜悯之心 ,见瓦石毁坏必有顾惜之心。他同时认为 ,人对待万物又自然有轻重厚薄的价值秩序 ,这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王阳明在实践的基础上把这二者统合成一种心理上的自觉意识和判断、选择上的直觉。在它的指导下 ,人既可以普遍地关爱万物 ,又可以合理地取用万物。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从人生境界进到生态意识 ,这就是王阳明“良知上自然的条理”在环境伦理上给我们的启示。     

人我之间：成己与无我──论王阳明对主体间关系的思考

人我之间：成己与无我──论王阳明对主体间关系的思考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王阳明以良知转换天理，这一思维向度既涉及心物、天人关系，又意味着从强调普遍规范的理念伦理转向注重自我人格的德性伦理。德性作为主体的内在品格，以自我为其本体论意义上的承担者：...     

王畿与王学的衍化

王畿字汝中,别号龙溪。嘉靖癸末(1523年)受业于王阳明,为王阳明及门高足。当王学风靡天下之际,四方问学于王阳明者甚众,常常先由王畿与钱德洪疏通王学大旨,故有教授师之称。中年以后,讲学于江、浙、闽等地。从哲学思想看,王畿虽亲炙王阳明,但并非仅仅拘守师门。王阳明揭橥致良知说,强调先天本体与后天之致的合一:良知作为先验的道德本体,其形成不依赖于后天的工夫;但这种先验的道德意识最初又只具有本然(自在的性质),要使良知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则离不开主体的致知过程。在王门后学中,以钱德洪,欧阳德等为代表的工夫派,着重发挥了王阳明肯定后天致知过程的思想;与此相异,王畿则将良知视为现成本体,并由此提出了现成良知说。王畿对良知说的引伸和发挥,不仅有其独特的理论意蕴,而且在王学的衍化中有着引人瞩目的地位。     

至善与良知的境界——实践理性"与"心物不二"之比较

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都十分关注主体道德自觉的建构,但路途却迥然有别.康德主张道德法则必须绝对地超越于经验实质,理性普遍立法越是纯粹、直接,道德的威慑力量越为庄严、崇高.而王阳明则强调吾心良知与天理、万物,与功夫实践相即相融,合一不二,致良知本于道德法则,却又不离人心物事.康德把理性本体分裂出经验现象,而王阳明则汇合超越与实质,实现理性形式、外在规范与日用实践、主体精神的内在统一,要求由绝私堵己、省察克治而达到莹彻了然的绝对道德本体的境界.     

作为现代性现象的资本

资本是一种最重要的现代性现象,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它是一种普遍的价值;就其功能而言,它是一种普遍的方法;就其实际的存在状态而言,它是一种普遍的实在;就其作为一种扩张性的力量而言,它是一种普遍的过程;就其存在方式而言,它表现为普遍的个体。     

论王阳明良知的“自信”

良知的"自信"是王阳明致良知思想中的关键一环。良知本体知是知非,但是受到遮蔽的良知如何真正得以落实,是工夫上的一大问题。由于良知本体的"无善无恶",一方面很难真切体认良知本体,做到对良知"信得及",另一方面容易将自身的经验知识或者意念加诸良知,混淆私欲和良知。这些缺乏良知自信的表现都会阻碍良知本体的发用。同时在良知本体上无法做工夫,而从后天意念处下手,又不能直截了当。因而只有通过立志成圣对良知起信,真正将良知实有诸己,才能悟入良知本体。不过,对良知自信过分,就可能引发普遍认同的客观化问题。     

王门后学致良知说的演进

王学以致良知说为其主干。王阳明在肯定良知天赋于主体的同时,又强调先天良知最初只具有本然(自在)的性质,只有通过后天的致知工夫,才能使之转化为自觉之知。致良知的这种二重性,导致了王门后学的分化。以王畿及泰州学派为代表的现成派,将注重之点集中于先天本体(良知),并由强调本体的见在性而表现出取消理性工     

从知识论之内在主义看王阳明对良知的确证

王阳明提出的"良知"是其哲学的核心概念,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巨大。在阳明心学中,"良知"是真实的、可以被确证的本体。在此基础上,王阳明提出外在现象属于内心认识,宣称良知是外在现象存在的基础。因此,王阳明一直被当作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备受批判。随着当代知识论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历史上对王阳明的批判并不准确,对现代知识论而言,它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客观真实性。本文尝试从这一角度分析王阳明的良知论,并认为这一研究不但可以拓展知识论研究的历史范围,也可以挖掘良知论的现代意义。     

论“致良知”的主体性价值及其现代意义

超越本体论层次也就是从认识论的层面辨证地分析王阳明的"致良知",它具有明显的主体性价值,这种主体性价值在王阳明的思想中通过自主性、创造性和个性等方面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致良知"的主体性价值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以及社会主义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道德实践的超越性与历史性--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再理解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超越的道德学说,但它并没有回避道德的现实历史状况.对王阳明所谓的"知"、"行"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不能停留于机械的概念式分析,或者认为它是消行归知或者认为它是以行代知.从王阳明对良知本体与现实主体、道德判断与具体道德知识的区分出发,立足于现实主体道德实践的超越性,对现实个体道德实践的超越性与历史性的关系给出了具体的说明,对于新时期公民的道德素质的培养具有十分现实的启发意义.     

禅宗的“本心”论与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明代大思想家,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批判朱熹理学思想过程中,创立了“良知”说,即以“良知”为本,倡鸟语花香、山川水流及其宇宙万物皆由吾心之良知中出,从而既冲破了朱熹理学的束缚,又克服了陆九渊一切唯“心”心学的不彻底性,彻底完成了心学体系.“良知”说也即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心学思想固然是理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但另方面也与佛学特别是禅宗思想影响分不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幼笃志二氏”,认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传习录上》)所以,他的“良知”说实际上与禅宗的“本心”论思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哲人的告诫:良知与政治——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政治—哲学研究

良知与政治之间有着紧张的矛盾和对立性。良知基于自身的本性根本否定现实政治和伦理架构,但现实又不可完全去除政治秩序和伦理架构。面对这一张力,王阳明提出告诫:切忌以纯粹的良知来改造现实政治和伦理架构。遗憾的是,后世往往遗忘了这一告诫,最终造成现实的诸多灾难。这一告诫显示出古典政治哲学的重大主题和深切关怀。     

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对儒释道三教的融合

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包括良知本体和致良知的工夫。王阳明借鉴儒释道的本体论和本源论,汲取儒门的良知本心说和佛教的心性本觉论,统摄万物一体、恬淡宁静和无住无滞等儒释道的意境,认为良知本体也即良知的本然状态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宇宙的本源,是非的标准,和合儒释道气象的儒家的新境界。受宗密顿渐观的影响,王阳明认为“良知之理需顿悟,良知境界需渐修”;他的内圣外王的渐修观主要是缘于儒家的提撕,也跟其受佛道的启迪有关。     

“致良知”：儒学圣门代代相传的精义要诀

《大学问》在王阳明师门有重要价值,被奉为教学经典。初入师门学习的人,必先以此意授,使人闻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当下发现此心先天具有“良知”的本性,只是发现“良知”是不完整的,还必须“致良知”,王阳明借《大学》中三纲领、八条目来解释其核心思想“致良知”。以此来说明,其思想与古圣先贤叙述的经典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     

良知的嬗变--从牟宗三对阳明的批评来看

表面上,以“良知坎陷”名家的牟宗三是在接着“致良知”的王阳明在讲,其实不然。牟先生对王阳明多有批评,不仅对其人性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而且对阳明“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给予毫不留情的驳斥;还认为“王门四句教”非圆教。虽然他们都以“良知”立言,但良知已悄然发生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