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的“搭桥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功能是为人们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教学中,该功能是通过用“反思、批判和预见”的特有思维方式去改换学生常规思维实现的。要使两思维交互转换需要“搭桥”,一方面搭建由哲学思维向常规思维的“沉入”之桥;另方面搭建由常规思维向哲学思维“提升”之桥。要搭好“两桥”,需要选择彼此“两岸”向对方延伸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具体操作手段,这就是“搭桥术”。     

“互联网+”的哲学反思

互联网技术向“互联网+”的经济社会新形态的转变和跃升是社会信息化变革的核心标志之一,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责任、有能力对这一重大社会历史变革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反思.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从本体论(世界观)、认识论和思维方式、价值观、话语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人的存在方式等方面对“互联网+”进行哲学思考,可以认为,信息时代和“互联网+”为人类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了物质技术条件.     

“社会转型”理论的再构与创新发展

“杜会转型”理论是一个关涉社会发展范式层面的理论,今天它已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化社会变迁的理论支点。但由于这种范式是对“早发”国家现代化历程所概括出的发展范式,故显得已容纳不下中国今天的现代化发展要求了,也就是说现有的“二分范式转型论”的“单层转型”的模式——“从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型”理论,已不能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化变迁理论的支点。因此,我们必须赋于“社会转型”概念以新的内涵,即用“三分范式”的“社会双重转型论”来代替现有的“社会转型”理论。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分析框架才能够为我国现实中业已存在的“农业——工业——信息业”三元结构的共时态发展和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协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并成为真正社会转型理论的支点。     

“感性确定性”与“约翰性”质疑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一章的分析是有其哲学主张上之道理的,而费尔巴哈“约翰性”的质疑性批评则也是可以质疑的,因为其批评由于哲学立场的迥异而改变或取消了原有问题的论域。其启示是：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只是哲学根本问题向两个方面的展开而已．两者之间的互相争论,往往是相互的无的放矢和意气用事。     

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西方哲学真实蕴涵的再思考

哲学素有“智慧之爱”之称,“爱智慧”,“追求智慧”是哲学的本性。现代哲学虽然呈现出多元化的取向,却无一例外地视智慧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以“意义”为其核心范畴。然而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不只属于现代西方哲学,从对西方哲学真实性判据原则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哲学在对人独特的意义性存在的自觉把握与自我意识中,从古至今一直在表达着它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表达着“智慧之爱”所担负的历史与时代的使命。同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变都以思考现代人的意义世界为旨归,因此我们可以从中、西、马所共同担负的哲学使命的“融通”中寻到哲学未来发展的路径。     

“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现代对历史哲学的关注

“古今”与“中西”之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变易史观的出现,从“变法”与“守旧”的争论到对“孔教”的批判,直至“中体西用”理论的破产,体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进展的大致轨迹。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历史哲学随之步入近现代化的历程,“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观念开始崩溃。     

殷墟卜辞所记“■示”即“鲧示”新探

夏部族祖先鲧以治理洪水、造福于民而著称于世,故文献多记鲧曾被夏、商、周“三代祀之”。夏代文字迄今尚未发现,但夏人祭祀自己祖先鲧殆无疑问。殷墟卜辞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本文认为卜辞所记“■示”应释为“鲧示”,是商人祭“鲧”的真实记录,故后世文献所记夏鲧曾被“三代祀之”应是符合实际的。     

“相互承认”与“人类团结”:社会批判规范基础的范式转换

社会批判是哲学的重要品格和重大功能,哲学进行“社会批判”,首要的问题是回答社会批判的“标准”和“规范”,即“社会批判的规范基础”问题。抽象的“主体哲学”的思维范式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存在着严重的理论和实践困境。从抽象的“主体哲学”思维范式转向“主体间”的“相互承认”思维方式,并把增进“相互承认”与“人类团结”作为社会批判规范基础的价值核心,这是当代哲学在反思和解决“社会批判的规范基础”这一问题上所取得的最为重大的理论成果。     

论孔子的“仁境”

孔子“仁学”是中国哲学的精髓。本文通过对《论语》中有关“仁”的语录的考察,认为“仁境”是一种高层次的心理状态,即一种知、情、意统一、融合的精神境界。“仁”是人的生存方式。     

“占有”抑或“存在”：马克思对幸福主体生存样态的澄明

占有欲望不是人性的一般特征，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人性的具体表现，把对对象的占有欲望的满足当作幸福的源泉，是私有制社会的特征，占有与人发生联系的所有事物的欲望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产物。人的“占有”生存看似是人的主体力量的发挥，却显示了人对物的奴性依赖关系；人的“占有”生存看似是人对物统治的背后，却显示了人被异化成为了物的附属物。马克思认为，幸福的生成逻辑在于人从各种依赖性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以“人”的全面方式“存在”。只有实现对幸福“占有”主体生存样态的扬弃之后才能摆脱“物性”主体逻辑的束缚，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并真正获得“属人”的幸福。     

费尔巴哈哲学：马克思未缺失的“从前的哲学信仰”

费尔巴哈哲学是马克思思想进程中并未缺失的“从前的哲学信仰”。马克思在1843年至1844年间,曾经有过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迷信和崇拜,并自觉以费尔巴哈哲学为原则来观察和分析历史问题,历史观上有明显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痕迹。此间,马克思的世界观总体上并未超越费尔巴哈哲学,新世界观思想仍未诞生。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     

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特质及其启示

乔姆斯基创立的"转换生成语法"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乔姆斯基革命"。乔姆斯基对语言使用的创造性的论述,有效地解释了各种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产生的语言哲学根源。这场革命之所以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乔姆斯基把哲学思考引入语言学研究,对语言问题进行深刻哲学思考和探索的结果,在这种探索的背后蕴藏着其独特的哲学含义,从而也使得他的语言理论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同时,乔姆斯基语言哲学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继承和留存。研究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特质,对于当前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德”对大学传承“体育‘圆’哲学”的深醒

＂理＂是＂道＂（圆）之象,＂道＂为＂理＂（象）之本。体育＂圆＂哲学是大学安身立命教育的根基。因为＂圆＂、＂理＂、＂德＂所包含的内在关联比其自然顺序更值得关注;＂圆＂是＂理＂与＂德＂的基石,＂圆＂和＂理＂同是＂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伦理中的展现。＂圆＂哲学以＂理＂的思维、护持、融通于＂德＂,是当代大学推动＂制度变迁＂和传承人类＂先进文化＂教育的宗旨。     

毓贤抚鲁、晋两省期间的“涉教”态度比较

义和团运动期间,毓贤曾先后任山东、山西巡抚。履职两地之时他的＂涉教＂态度,尽管是在同一趋向基础上的阶段性发展中所呈现,但其仇教反教表现的相对隐与显、柔与刚、温和与暴烈、理智与迷狂,还是反差颇大,彰明较著。究其原因,既为具体背景条件和朝廷导向因素在两阶段中的不同所促使,更是其人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仇教心理自潜隐、抑制到凸显、膨胀的剧变并外化于行为所直接导致。     

外内不相及与内外相冥

称郭象把庄子的“外内不相及”改造成“内外相冥”是对庄子思想的重大修正,是不成立的。外内指方外方内,方内是礼法的世界,方外是不由礼教束缚的大方世界。庄子批判礼法,方内与方外本来就无法统一,也没必要统一。郭象据以发挥的游外冥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统一,而这本来就是庄子已有的思想框架。庄子与郭象都反对刻意伏于山林,都主张游外冥内,但所要与之冥合的“内”在庄子是民间,在郭象是庙堂,指的都不是礼法。所以,我们可以说郭象改造了庄子的游外冥内,但不能说他把“外内不相及”改造成了内外相冥．否则就是混同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外内。     

融合中西 超越中西——论王国维“境界说”对叔本华美学的借鉴

王国维是一位融合中西的学术大家,这一特点突出体现在他的文学研究中。在各西方美学家中,王国维尤好叔本华,因而叔本华的观点也必然渗透于王国维的文学研究中。以《人间词话》中的“境界说”为例,从“境界”的生成过程、“境界”的形态种类、以及“境界”的艺术表现方式三方面考察,可以见出王国维在中国诗学理论的建构上对以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关学的借鉴。     

《学记》中的古典儒家教育哲学

《学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经典文献,文章将《学记》放在整个古典儒家思想的背景中来考察,诠释了其中所反映的古典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现代价值。中国古典儒家教育哲学思想具有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学＂和＂教＂两大范畴是这一结构的两个核心。＂学＂体现了＂为己之学＂与＂大学之道＂的统一,其目的既是为了知＂道＂,又是为了＂建国君民＂和＂化民成俗＂。＂教＂则包含着礼乐教化的教育制度、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与师严道尊的教育伦理三个方面的内容。文章认为古典儒家关于教育中的道器本末关系,以及关于教育方法和教育伦理的哲学思想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余华小说中的文革记忆

在某种程度上记忆可以决定一个作家的写作方向,作为60年代出生的作家,余华的童年记忆--文革记忆无疑也深刻地影响着余华的创作,但是这种记忆是有选择的。他80年代的作品中,文革记忆成为其小说创作中暴力叙述主题的内因;90年代,文革记忆直接进入余华作品中,但对现实政治作了很大程度的过滤。     

“后发劣势”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

“后发劣势”之说,为沉浸在“后发优势”之中的发展中国家敲响了警钟,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提出了疑问,同时也提出了克服这种劣势的办法。如何看待这泊来的“后发劣势”,这就需要我们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审慎地考察它。笔者认为,“后发劣势”之说,用虽然是颠倒的,片面的方法向我们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古老的问题,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于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