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无为”思想

<正> “无为”是老子学说的重要内容,在孔子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后者却未受到人们重视。这主要是因为“无为”一词在《论语》中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下引《论语》只注篇名),然而它的精神,却渗透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在孔子的心目中,尧舜的形象是极为崇高的。如《雍也》云:“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从来不轻易以仁许人,也不以仁圣自居,却推尊尧舜能达到仁圣的境界。孔子如此推崇尧舜,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可见孔子对“无为而治”也是崇尚的。     

孔子思想的合理内核

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日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孔子的思想核心成了人们研究的重点。过去不少学人都认为“仁”或者“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中庸”,而“仁”和“礼”只不过是实现“中庸”的手段罢了。孔子主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要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的理想,孔子最早提出了“中庸”这个范畴。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     

出入于为学和为仕之间——孔子价值观述略

《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以高山仰止的盛赞法排除了成“圣”可能,以“仁”为最高现实人生理想,从而也把个体的企达仁境作为现实人生的最高价值。由此断定,孔子以仁的实现为人生终极目的之所在已无疑问,那么如何得仁,通过何种途径达到仁境,就构成了孔子价值观的基本问题。我以为,孔子对个体实现人生理想、获得人生价值提出了两条途径,其一是所谓为学,其二是所谓为仕。《论语·子张》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话虽然并非出自孔子之口,但却恰切地道出了孔子对个体人生的价值设计和价值选择。     

释“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论语·阳货》记载:“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以往,注《论语》的各家几乎都把“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解释为孔子要复兴西周之道。例如何晏《论语集解》注:“兴周道于东方,故曰东周也”;韩昌黎《论语笔解》释:“能复修西周之政,志在周公典礼”;近人杨伯峻《论语译注》译:“假若有人用我,我将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哩!”“四人帮”更把这句话奉为至宝,解释为“孔子要让周朝的奴隶制度在东方复兴”。我认为,这是对孔子本意的严重曲解。首先,从字面上来看,把孔子所说的“如有用我     

规范的自由与自由的规范——从《庄子》一书看自由境界

在庄子之学中 ,自由的境界往往是通过一些得道之人的言行来具体展现出来的。《庄子·逍遥游》中讲 :“夫列子御风而行 ,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 ,彼于致福者 ,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 ,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 ,而御六气之辩 ,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 ,至人无己 ,神人无功 ,圣人无名。”① 旧说至人 ,神人 ,圣人三者无深浅 ,郭象解之曰 :“圣言其外 ,神言其内。”② 在此 ,三者无名 ,无功 ,无己无所依待 ,真正是通达直取 ,恒无涯际。呈现出自由自在 ,独立自主的精神风貌。而《庄子·齐物论》中“王倪曰 ,至人神矣 ,大泽焚而…     

何谓孔子之道?

<正> 何谓孔子之道?《论语》中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有这么一条:“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巳矣。’”(《里仁》)孔子本人没有直接说明他的道究竟是什么,而只是指出这道具有“一以贯之”的特点。曾子的回答倒是颇为具体而自信。由于曾子的看法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曾经得到孔子的认可,所以有人就提出了怀疑,认为曾子之说未必妥当,概括孔子之道的不是忠恕而应是仁,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的意思是:我“仁”的学说贯穿着“中庸”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忠恕固然不能概括孔子之道,仁也同样不能。     

名正言顺谋事必成--《商家名称谋略》读后

凡事皆有名目,大到往古来今、大地六合,小至一人一事,草木鸟兽虫鱼之微,无不具备名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名分,对一切事物探究未明则不敢妄加评说,给予名分。所以,《论语·泰伯》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人们何以如此重视名分?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所以,子路请教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早已成竹在胸:“必也,正名     

“和调累解”之一解

《学术月刊》1962年第1期,陈绍闻同志的“读书偶识”一文,论及《荀子·富国篇》,“和调累解”一语的意义,对于前人王念孙、俞曲园、王先谦等人的注释,提出不同的意见。这是非常有益的,它有助于对荀子思想的研究,但我对这句话的解释,还有不同的看法,愿提出来求教于陈同志和各位专家。《荀子·富国篇》的那段原文是:“故君国长民者,欲趋时遂功,则和调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说乎赏庆矣;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后徐责其在人者,威乎刑罚。三德者诚乎上,则下应之如景响,虽欲无明达,得乎哉?”陈同志同意“说,读为悦。”并同意王念孙“速乎急疾,威乎刑罚下皆当有‘矣’字,与说乎赏庆矣对文”的说法,而对于“和调累解”一语,认为:“‘累’     

前期儒家的生命哲学

一 中国思想史肇始于“青铜时代”,即殷商西周时期。伴随殷周之际文化上从神本到人本之观念转换的,是主体“优患意识”的诞生。“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小日文》)忧患意识的实质,是对人之作为主体的自立性和相应的责任感的觉悟。这种觉悟乃最终导致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先秦人文思潮。 孔子富于一种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是这种性格的生动写照。所以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以下该书只注篇名)坚信“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孔子性格的另一面。比如他时常感叹:“死生有     

孔子理想的政权——封建君主专制德政

(一)在研究孔子的专家学者中,对于孔子的思想核心问题,有的认为是“仁”,有的认为是“礼”,有的认为是“道”,有的认为是“中庸”。然而,我认为“忠信”才是孔子的思想核心。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见《论语·学而》)孔子     

实事求是地研究《文心雕龙》——答马宏山同志

一《文心雕龙·序志》中讲到:“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马宏山同志对这里的“极矣”二字颇感兴趣。他在有关文章中反复强调“极矣的地位”、“极矣的价值”,多达六次。什么是“极矣”呢?是什么“地位”、什么“价值”呢?鄙见不敏,幸有马论原文: 刘勰认为“文之枢纽”在《文心雕龙》之中居于“极矣”的地位。……“文之枢纽”既居于“纲领”之中的“极矣”的地位,那么它在“纲领”之中所起的就一定是“提纲挈领”的作用。(《也谈》) “文之枢纽”的五个项目的每一个项目,都是有其“极矣”的价值的,而不是只有“原道”和“宗经”两个项目才有“极矣”的价值,所以每一个项目都是有其各自的分量,不可或缺的,……(《再论》)     

孔子论《韶》考

孔子论音乐,竭力推崇《韶》。考察一下什么是《韶乐》,对于理解孔子的文艺观、审美理想都是有意义的。《论语》中记载孔子曾反覆地赞赏《韶》,给予最高的评价。例如: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孔子哲学的“体”“用”关系──仁:“孝”、“忠·恕”、“中庸”

孔子哲学的“体”，是“仁”。孔子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怎么体现“仁”的呢？这是关于实现其哲学的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篇论文旨在通过以“孝”、“忠·恕”、“中庸”为“用”的研究方法，探索孔子哲学以“仁”与“孝”、“忠·恕”、“中庸”的关系及内容。“仁者人也。”（《中庸·二十章》）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孔子在不同场合对“仁”作过多种解释。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在那个鬼神观念弥漫全社会的时代，人们普遍以为自己是自己头脑创造物的附属品，缺乏独立“人”的观念。这时孔子强调“人”的存在，强…     

首阳山考

《论语·季氏》说:“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这个“首阳”在哪里?孔子没有说。 《史记·伯夷列传》记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一事甚详:“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也;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遂饿死于首阳山。”但首阳山在何处?太史公也没有说。后人对此颇多分歧。     

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分法”

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是孔子。他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他创立的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正统。他和他的学说,被中国历代王朝崇奉为圣人,被世界各国推荐为东方文明的象征,是世界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中庸,作为伦理思想就是中庸之道。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意思是说,中庸是最高的道德。他又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礼记·中庸》)可见,达到中庸的办法是“允执其中”,防止走向两个极端,而要把握适当的限度,以保持事物的平衡,使人的言行符合既定的道德标准。他还     

孔子司马迁治史态度比较

<正>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史家之一。关于他著《春秋》之事,屡见于先秦、两汉人的记载。他的治史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史家,司马迁就是其中一个,然而他们毕竟有所差异,今试作比较如下: 一,直。孔子主张“秉笔直书”,他赞美“书法不隐”的董狐,许以为“古之良史”(《左传·宣公二年》)。他的《春秋》也由此而使“乱臣贼子惧”。这一点与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直录”(《汉书·司马迁传》)笔法是一致的。但孔子又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治史风格,以     

儒家的仁爱思想与人类仁爱社会理想

“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思想。在伦理要求上做为最高标准的“仁”有多方面的内容。在政治思想上要求实行“仁政”。但“仁”的中心思想是“仁者爱人”“仁者自爱”(《孔子家语》)。这里也提出了“仁者”如何爱人爱己处理人我关系的问题。《论语·卫灵公第十五》记载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好象是一句士大夫终身可行的个人修养的箴言。但放在儒学整体思想中,这是“仁爱”思想的进一步表达。是对如何“爱人”“爱己”的问题的回答。含有“爱人如己”的思想。人之所欲者最大可概括为爱己,人之不欲者最大可概括为害己。一个善,一个恶。己所恶的,不施于人,是忠恕之道。反过来已所欲者,也施于人,就是仁的最高境界:爱人爱己,施爱于己,施爱于人,建立仁爱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是圣者的理想也是人类的理想。在世俗社会中爱人如己的精神的贯彻是至道大德。执政者权力在手更具有施爱于民众的能力和责任。仁爱政治是全社会获得爱的保证。当今世界危机丛生,生态环境问题、极端民族主义及战争问题、难民问题,贫困和暴政问题、人权问题,总之是人类生存问题,不断困惑着世界。世界需要发扬爱人爱己的精神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     

释“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

<正> 孔子高徒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何晏于《集解》谓:“小道,谓异端”。清人焦循《论语补疏》说:“圣人一贯,则其道大;异端执一,则其道小。故小道为异端。”《论语·为政》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子夏却不同寻常,欣赏这些“小道”,认为有“可观”之处。子夏有这样的见解,却又自相矛盾地说:“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令人顿觉圆     

说子贡方人

《论语》:“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孔子为什么阻止子贡方人?其实《论语》一书中孔子方人的地方并不少。我的看法,大概评论人家的短长正是学者应具有的一种识力,问题在于不能信口雌黄,而是要根据人家的身世和社会实践做出适当的褒贬。如孔子称管仲的不死公子纠之难为不拘小节,因后来他佐桓公九合一匡,功盖天下,于子产,说他有君子之道四,“行己恭,事上敬,养民惠,使民义”,对子产这人,几乎包括净尽;于臧文仲,则说善与人交,又说居蔡(蔡为大龟)山节藻棁,何如其智也,则有褒有贬;于楚令尹子文,许以忠而不许以仁;于陈文子避雀杼之难,许以清亦未许以仁;于季文子三思而后行,以为再思可矣,不必     

儒家义利观辨正

<正>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对于先秦儒家的重义轻利,史学界几乎普遍地认为是一种否定功利、扼杀人性、鼓吹禁欲的说教。我以为事实并非如此。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和孟子的“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是他们对义利关系的最典型阴确的说法。据此,是否就可以断定他们根本不言利呢?不可。因为上述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存义灭利的意思,而只不过是主张要以义统利,把义放在首要的地位,反对“后义而先利”而已。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只要能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即“见利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