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日美关系

冷战结束后，日美关系的冷热松紧对整个世界格局都有重大影响，甚为世人关注。为此，本文着重从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综合分析冷战后日美关系的诸多特点，主要为：在经济领域摩擦为主，协调为次；在政治和军事上则协调为主，冲突为次。     

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

从冷战时代到今天,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变化。除了中日两国自身利益关系因素外,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受到美国亚太战略的影响,这一点很值得研究。以分析中日经济关系在冷战后所发生的变化为中心,进而考察中日经济关系中美国亚太战略的演变,并在探讨这一变化的发展趋势的同时,研究中日经济关系的互动及其影响因素问题。从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前景看,两国经济发展都需要对方。预计在今后十年内,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两国关系会在摩擦中继续发展和加强,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繁荣。     

论后冷战时期日美关系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日美关系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未来的日美关系总的发展趋势是矛盾还将继续存在和发展,摩擦时有加剧,但双方将会尽力控制在不至于引起根本关系发生破裂的限度之内,协调与合作将是日美关系的主导方面.     

冷战后台湾因素对中、美、日关系的影响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以美苏对峙为基轴的两极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世界进入多极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因素成为中美、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将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冷战后美国与苏丹的关系及其前景分析

美国与苏丹的关系自冷战结束以后就日趋紧张和恶化,美国以人权和恐怖主义等问题为由对苏丹进行制裁。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国与苏丹考虑到各自的利益需要,开始主动改善与对方的关系,两国关系才逐渐缓和,然而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出现又成为逐渐缓和的两国关系新的障碍。美国与苏丹如能从长远利益出发,消除分歧,解决好苏丹的南北关系、达尔富尔等问题,将有利于尽快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后冷战时期日美同盟的发展探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苏联解体后,冷战宣告终结,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因此借助强化＂日美同盟＂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正确认识冷战后国际政治中的八大关系

冷战结束后,以下八大关系将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影响和制约着国际政治的发展与变化.它们是和平与发展的关系;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大国关系;全球化与全球性问题的关系;民族问题与国际政治的关系;美国称霸与大国反霸的关系;环境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     

后冷战时代印美关系的发展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后冷战时代,印美关系在走向融洽的同时也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我们应通过增强综合国力、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协调好大国的关系等措施来应对印美关系发展给我国安全带来的消极影响.     

冷战后中美日关系的重新定位及影响

冷战后，由于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关系也开始重新定位。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三国之间则呈现出既依存又竞争、既协调又制约、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这种关系 将对亚太稳定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美国冷战战略与中日贸易关系(1948-1950)

战后初期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与美国的冷战战略以及反映该战略的外交政策休戚相关.朝鲜战争爆发前,中美关系尚未达致完全恶化的地步.鉴于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复兴至关重要的作用,考虑到通过日中贸易关系来离间中苏关系的可能性,再加之日本政府和民间部门对中日贸易的强烈期待,美国政府对日本发展对华贸易关系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虽然它也把意识形态的因素强加于中日贸易关系之上,但还是允许中日双方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限的贸易往来.这使日本外贸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美国在日本的经济负担自然亦得以减轻.     

美国与冷战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才安全

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折性变化。单纯以政治和军事安全为重心的传统安全观的主导地位受到了非传统安全观的强烈冲击。而正是在这一大转折时期,由于中国现代化的滞后性使社会在转型之中出现了多种安全危机。而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来看,冷战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的人才安全危机尤其突出,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人才安全构成的威胁更是令人堪忧。面对着内忧外困的中国人才安全,时代呼唤着以教育为主导的中国人才安全大战略。     

论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进及其国际影响

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随即开始了由全面“遏制”向“威慑”战略的演进,新世纪初又借“9.11”之机直接出台“先发制人”战略并加以实施。这一“由守转攻”的演进并没有改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一贯所追求的美国主导全球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和战略手段。尽管“先发制人”战略在短期内强化了美国控制世界权力资源的能力和单极主导地位,但从长远上将削弱美国的世界影响力,也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先发制人”战略挑战现有国际机制,将加剧单边主义,刺激军备竞赛,加大国际安全困境。“先发制人”的战略必遭国际社会的反对而终将难以维系。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只有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协商与对话的机制来应对全球化中的争端,才是确保和实现国家安全的出路。     

析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大争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告终,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安全形势的剧变决定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必然性。在这次战略调整之前和调整的过程中,美国国内发生了一场深刻而持久的战略思想大争论。争论焦点在于三大议题: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美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美国应当采取的安全战略。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孤立主义、新干涉主义、单边主义、多边主义纷纷提出了各自的战略主张,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冷战后中欧俄三边安全关系探析

中欧俄的安全观是确定中欧俄安全关系框架的首要因素,而各自的安全利益是决定它们安全关系性质的主要依据。中欧俄在安全观上有一个重大交集,即均倾向于多边主义原则。冷战结束以来,中欧俄在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同时,三方依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利益分歧。中欧俄的安全互动既是三方安全关系的外在反映,又塑造着三方安全关系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     

美国冷战后的多边安全合作政策——基于“主观博弈论”视角的分析

传统博弈论认为成本与收益之比对理性国家政策偏好的形成起着关键的作用,然而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1年间安全合作领域的政策变化却违背了成本与收益之比,无法用传统博弈论进行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所发展的“主观博弈论”考虑了观念的因素,认为国家政策偏好的变化过程伴随着观念的变化,有力地解释了美国冷战后多边安全合作政策变化的原因。此外主观博弈论认为只有当观念的变化推广到所有的制度参与人形成共同认知,才可能形成制度变迁,由此可知当前美国安全合作领域采用的单边政策难以生效的原因就在于缺乏国际社会的共同认知。如果缺乏共同认知,即使是通常得到积极评价的多边安全合作制度,也并不一定能真正向更完善的制度方向发展。     

冷战后欧盟多边外交的层次分析

冷战时期,西欧在两极格局下承担地区性任务,其对外战略服从和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冷战后,欧盟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开始从地区性力量向全球性力量过渡。为此,欧盟实施了多边外交战略,在继续把外交重点放在欧洲的同时,欧盟加大了对欧洲以外地区的进取力度,总目标是使欧盟成为与美国势均力敌的一极。笔者将欧盟的多边外交战略分成全球、地区和睦邻三个层面进行梳理分析。     

冷战后的中美政治安全关系

冷战结束十年以来 ,美国的对华政策依然摇摆不定。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十年来美国视中国为敌还是为友 ,或者非敌非友 ,至今还未定性。而美国难于在其国际政治安全战略中给中国定性的原因 ,则与以下的三个层次密切相关 ,即美国的国内政治层次、中美关系的发展层次和全球层次。     

冷战后新保守主义的发展及其影响

20世纪 8 0— 90年代 ,科技革命掀起新的高潮 ,整个西方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经济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管理模式、劳动市场结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都发生了剧烈变动 ,加上 80— 90年代之交 ,苏联东欧剧变、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等都标志着资本主义进入一个划时代的、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即由福特主义资本主义时代向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时代过渡。与新时代相适应的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正是上层建筑领域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范畴内各种新变化不断适应的结果。新保守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全面渗透 ,引发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危机和劳动社会危机 ,为极右翼政治思潮的泛滥提供了经济、社会土壤 ,尤其是“9·11”事件后 ,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日趋强硬 ,整个西方社会政治钟摆不断向右倾斜     

冷战后社会党国际的全球化思想

冷战后的全球化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历史条件下推进的,它建立在以信息技术的运用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基础上,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发展态势。全球化对当代世界的发展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有机遇,也有挑战。为了使全球化真正造福于全人类,需要构建和平、民主、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实行全球治理,实现国际社会的民主化和可持续发展。     

从安全政治视角分析冷战后中国的个人安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科技化和信息化程度的增强,综合安全、共同安全逐渐成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公民的个人安全内涵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应和国家安全一样成为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为此,我国政府对外应加强与各国之间在安全问题上的沟通与协作,对内要以人为本,提供更为全面的公共安全保障体系,改善公民的生存条件;公民个人要增强法制观念,提高风险意识,自觉维护自身和他人的正当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