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核不扩散机制的建立、危机及对策

自核武器出现以来,美国曾经积极倡导建立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建立,对于制止核扩散、遏制和延缓新的核国家的出现,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当前国际核扩散形势十分严峻,不扩散机制面临严重危机,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推行的旨在建立单极世界的霸权战略,对国际安全构成整体性威胁,损害了不扩散机制的权威性。此外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本身存在的制度缺陷也是一些国家先后跨过核门槛的重要原因。而要解决核扩散危机,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对国际军控与防扩散进程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因此美国等核大国只有转变安全观念,在防扩散方面尽快达成协议,并取得实质性成果,才能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还要对现有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加以改进和完善。使其更加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要求,真正做到有效地防范核扩散,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宁。     

浅析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深层悖论——以美印核关系为案例

核不扩散政策自冷战时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印度早期核计划中,虽然美国试图推行核不扩散政策,但最终美国出于战略因素考量,对印度进行了事实上的核扩散。1947—1963年间的美印核关系与2005年后的美印核合作关系揭示出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深层悖论:战略安全利益与核不扩散利益之间的内在紧张与冲突。美国着眼于短期利益的举动必将最终损害自身安全与地区的长期战略稳定。     

核扩散的逻辑——兼论朝鲜核危机爆发的必然性因素

朝鲜核危机的爆发确实有些突然 ,但决非偶然 ,危机既凸显出核扩散与国际核不扩散努力之间的深层矛盾 ,又折射出美朝之间的长期纠葛与冲突。核武器一直在核时代里扮演重要的国际政治角色 ,核扩散也一直有其深层动因 ,冷战后的核扩散更是获得了新的动力。现行国际核不扩散体制因其内在缺陷无力有效制止核扩散 ,而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消极影响更使国际核不扩散努力屡屡受挫 ,另外 ,核政治的逻辑使美朝矛盾在当前特殊情势下得以迸发。因此 ,朝鲜核危机的爆发存在某些必然性因素     

试论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形成

核武器的出现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人们生活在核战争的阴影之下。美国为了自身的军事、安全等利益,维护其大国地位,经过多年的努力,形成了核不扩散政策。《核不扩散条约》的签定对于维护世界和平有积极的作用,当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国的核垄断。     

朝鲜的战略纠葛

朝鲜作为一个处于保密状态的国家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朝鲜的封闭性使得对朝鲜状况的分析难度加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朝核僵局持续的越久,朝鲜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变革就会越寸步难行。这不仅仅是由国家领导层决定的,更多的是朝鲜沉淀已久的历史、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在支配着国家的行为。以往美朝的谈判结果证明,制裁和威胁并不能使朝鲜弃核,反而会坚定其拥核的决心。本文通过分析朝鲜弃核的可能性以及现实的美朝战略纠葛状况,尝试提出美国在两国关系中的主动性方案,以缓解目前的朝核僵局。     

《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与核不扩散机制

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一系列的国际公约构成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但它们主要是从国家行为体的层面对核扩散问题作出了约束性的规定。2007年7月生效的《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填补了现有核不扩散机制针对非国家行为体的空白,为各国预防和惩治核恐怖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该公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仍是各国协调合作与执行。     

亚非发展中大国核选择的特点——战略层面的考察

纵观亚非发展中大国核开发的历史进程与发展态势,我们清晰地发现,就战略层面而言,不论是现实的还是夸大的安全威胁所建构的核地缘安全环境,抑或两面下注的核开发战略,它们均构成了多数亚非发展中大国核选择的两个显著特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根据自身战略需要进行选择性核扩散的行为,不公正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使得亚非发展中大国国内存在着挑战不扩散机制的强烈动能,而即便是暂时保持核克制的国家,随着国内外环境的突变与恶变,其核选择之路仍充满曲折与变数。     

论毛泽东核伦理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毛泽东核伦理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关于核武器价值的深刻思考,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核伦理思想主要是围绕核武器价值相关问题而展开,其基本内容是在战略上藐视核武器的军事作用,在战术上更重视核武器的政治价值,核心本质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深入总结和研究这些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核不扩散机制的缺陷及面临的挑战

核不扩散机制对防止核扩散、推动核军控与核裁军、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制度自身的缺陷及其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该机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核不扩散机制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法律规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度的缺陷两个方面;其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科学技术的发展、非主流观点的影响、核大国政策、一些无核国多种考虑和监督检查机制面临的新情况等方面。     

朝核危机根源的建构主义分析

朝鲜核问题自上世纪爆发以来,虽经过六轮六方会谈和多轮双边会谈却仍一波三折难以解决,在此期间朝进行地下核试验并试射导弹成功,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朝鲜认为发展核武器事关国家的生存发展等基本权利,而其他相关国家则认为半岛无核化更符合本国利益。就建构主义基于共有观念的解释来看,朝美双方共有观念是敌人,朝鲜与日本和韩国的共有观念也是敌人,朝鲜与中国的传统型友好关系也在框架内进行调整与再适应,与俄罗斯则形成了冷淡的邻居。因此,朝鲜实际上处于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中,要想获得生存和安全必须依靠自助。     

全球化进程中的欧洲文化认同

民族主义思想为欧洲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提供了思想基础,欧洲文化认同也为当代的欧洲一体化提供了精神支柱。欧洲文化认同反映了当今的全球化进程中不仅仅存在着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还存在着超越民族认同之上的人类文化同一性,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构建欧洲文化认同是一个文化创新的过程。     

利益、身份与外交政策

从身份角度解释外交政策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主要是建构主义影响所致。建构主义认为,利益是由身份建构的,是国家身份而不是国家利益最终决定了国家的对外政策。这与传统的理性主义不同,后者一直视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根本不把身份看作是一个重要问题。两种理论均有其贡献与缺陷,对此进行有机的扬弃与结合是必要的。笔者认为,利益是国家行为的终极出发点,它塑造了身份,并进而决定了对外政策。当利益发生重大变化时,国家身份迟早也要发生相应变化。这点已在建国60年来的当代中国外交实践中得到证明。     

亚文化、民族认同与民族分离主义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群共同体,也是一个亚文化群体.亚文化与民族认同总是伴随而生.民族认同的极端化极容易演化成民族分离主义.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主文化与亚文化、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这两对关系对防止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效独立性原则下核安全监督管理体制的审视与重构

核安全监管的独立性应当是有效独立性。它不仅要求在体制设置上实现监管机构与其他机构或实体的有效分离,也要求监管机构能够独立行使行政许可、审评、监督执法等关键职能,并确保监管机构在安全决策上有效独立。就我国而言,应基于有效独立性原则对核安全监督管理体制进行审视重构,强化国家核安全局独立性、整合核安全监管核心职能、建立部门间监管协调机制、健全核安全监管技术支持和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构建完善透明、可追溯的监管决策程序和利益冲突审查机制等措施,推动我国核安全监督管理体制的健全完善。     

政治认同的建构：主体与对象之间

政治认同是政治系统得以持续稳定运行的前提,国家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最高形式。政治认同的建构与形成是认同主体、认同对象及相关因素的“三位一体”互动过程。政治认同主体的社会存性是其基本特质,作为集多种特性于一身的“社会复合体”,政治认同主体具有一定的利益与意义追求,同时兼具理性和非理性特质。政治认同对象是由内（政治价值理念）、中（政治制度规范、政治组织机构）、外（政治行为）三层次构成的“四位一体”结构。政治认同主体从心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政治态度）和实践（政治参与）两个维度,体现着其对政治体系的认同状态。     

论《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及其法律意义

“国籍”是伴随着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所形成的世界体系的建立而出现的,是基于国家主权、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用于区分不同国民或者公民的一种法律概念。历史上促使我国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订立的直接因素,源于清政府希望为海外华侨提供延伸保护,这一历史背景,致使法学界对它的研究大多从侨务政策的单一角度出发,围绕着国籍法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然而,从法制史的历史视角看,第一部国籍法的制定标志着大清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开端,应具有更为深远的法制意义。若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讲,国民身份建构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一环。现代国家与古典国家的重大不同之处在于,现代国家有统一的中央政府,确定的国家领土范围以及清晰的国民身份。在传统中国的认知之中,对外只知“天下”而未知有“国家”,对内自称为“子民”而不知为“国民”。国籍立法关涉现代国民身份之法律资格,从这种意义上讲,《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新政改革后期,出于被动适应现代国家政治运作逻辑和主动解决统治危机之需,晚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中进行国民身份立法的尝试。然而,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应是构建稳定的国...     

我国“民族核电“创业、创新路探

发展“民族核电”是关系我国高科技战略产业、新能源自主化发展的重大问题。文章首先论述了发展“民族核电”的必要性,接着阐明了我国核电走过的创业、创新路,然后记述了我国核电自主创业之艰难,最后,探讨了我国未来核电自主化路径。     

在国家与民族认同之间

国家与民族认同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当代民族国家背景下重要的政治事务。考察历史的知识谱系,民族国家无论是从概念演变、价值形态来看,还是从国家体制来说,都是西方赠给世界的一个礼物。当民族国家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通用的政治单位时,它便成了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实体和所属成员的认同归属。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既符合我国的历史实情,也是世界公认的国家形制的政治基础。国家的政治认同是认同构造中最核心的价值;在认同层次中,国家的政治认同是第一位的,民族的文化认同是从属性的,这不可讨论,亦不可讨价。     

论国际社会中的社会化与制度化——一个社会交往视角下的分析

从“论证逻辑”出发,社会化理论着重分析行为体之间针对规范的辩论和证实。在吸收制度主义理论优点的基础上,国际社会化理论强调国家间的交往和互动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规范说服”是社会化中的常用策略,有效的说服能够推动国家问社会化的发展并塑造国家新的认同和偏好。制度化与社会化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国际制度为国家间的社会化提供环境与动力,而后者有助于国家间互信程度的提高,进而推动制度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身分认同与中苏关系的演变

建国以来,中苏关系经历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演变过程:从友好合作到敌对冲突,再到关系正常化。对于这一演变的原因,传统的分析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建构主义是新近崛起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它强调国家之间在"认知———实践"上的差异,认为国家的身分认同界定了国家的利益,从而对国家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而身分认同又是国家之间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通过互动的实践建构出来的。通过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可以发现,中苏关系的演变与双方身分认同从"朋友"到"敌人"再到"伙伴"的转变是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