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看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

近代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转型,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关乎世界近代史与近代国际关系,不仅对中国现当代的发展有深远影响,也对于世界的发展有广泛影响。因此,研究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不仅能对历史上的外交政策有更清晰的认识,更对当代外交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尽管对于近代中国外交,国内外已有大量的研究,但大多是对于近代中国外交思想的研究,外交制度或是外交人物的研究,较少有从体系变迁与外交政策变迁的相互影响的角度来研究近代中国的外交转型,并且国内研究大多是以“侵略说”为主,认为近代中国的体系转型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造成的被迫转型,而国外学者,以费正清为代表则认为近代中国的体系转型是“冲击一反应说”,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片面观点。该文以一个相对客观的,多角度的研究近代中国体系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的转型以及其所带来的外交转型的意义及影响,并希望通过对于这次成功的外交转型的研究,对当代中国的外交能有所启示,以更好地与其他国家开展外交活动。     

从王朝外交到国民外交——20世纪初年中国民间知识分子外交观念论略

20世纪初年是中国外交观念转型的重要时期，处于封建制度与民主政治激烈交锋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鲜明的国民外交思想，表现了对外交民主化的诉求，从而使中国外交思想蜕去了皇权色彩。但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外交观念是在因袭传统和吸收西方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受当时社会现实的制约，这一时期的外交观念还有传统思想的印记。     

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思维与话语分析

面对后危机时代新的语境,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美国对华外交战略思维也在进行着调整,由注重政府外交向注重公共外交转型,由“强硬外交”向“巧实力外交”转变.这种外交战略思维的变化主导着美国建构新公共外交的战略框架,即采取“主动—接近”的公共外交姿态,尤为注重“网络外交”.在美国公共外交的实践方面,通过对“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为主导的话语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对华公共外交的“两面性”特征.     

“人本理念”与中国外交实践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以来,中国外交理念发生深刻变化,其标志之一就是＂人本理念＂的兴起。中国外交政策表现可以分为国内层面的外交＂为民＂、＂惠民＂政策与国际层面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关怀的展现。＂人本理念＂的兴起对中国外交的具体实践影响深远,尤其是对外交议程的设置、国家利益的界定以及中国与国际制度间关系的重新定位都带来一定挑战。中国相关外交外事机制与机构在应对外交理念转型及其所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使自身不断得以成长与完善。     

一带一路外交战略的内涵

2015年3月28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发布,意味着酝酿近两年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式以国家意志向内、向外宣传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蕴含的外交思想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外交理念的继承与创新,是对中国梦的外交战略延伸。其本身具有历史的必然逻辑,将承载着中国政府参与全球治理过程角色转型的重大使命。     

布什政府转型外交评析

2006年初，美国国务卿赖斯提出的转型外交，其实是美国朝野相当一部分人士对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美国外交的变革的深层次思考的结果，它服务于新世纪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服务于美国的民主改造战略，不会因为执政党的更迭轻易发生改变。作为美推行转型外交重要目标国，中国学者和相关部门应该对此开展持续研究并及早应对。     

关于中国公共外交学科建设的思考

近年来,公共外交受到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亮点。公共外交之所以成为显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全球化时代外交转型、学科交汇和中国崛起共同汇聚的结果,反映了跨学科交流的发展方向,具有强劲的生命力。然而,公共外交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处于发展之中,面临着严峻的学科发展挑战,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存在着纷争。因此,中国公共外交的学科发展需要确立"三位一体"的指导方针,在宏观上把握公共外交的学科布局,从跨学科和多学科的视野推动公共外交的学科建设,努力推进公共外交理论体系、培养体系和服务体系的建设。     

新世纪中国崛起与外交转型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和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幻,中国外交在外交战略、外交理念和外交途径等多个层面实现了成功转型,如制定了全方位、立体结构的外交大战略,提出＂以人为本＂的外交理念并付诸实践,积极拓展多边外交活动,不断提升经济外交的意识和质量等。但是同时,在发展变革中遇到的国内和国际压力也给中国外交的进一步变革带来诸多困境和难题,突出表现在国内发展、稳定和民族认同问题,国家自身定位的困境以及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困境等方面,这些都成为今后中国外交必须认真、慎重应对之课题。     

论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外交思想的继承与扬弃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外交思想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中国外交经过充实、调整和发展,政策更加完善,并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和外交思想。     

在崛起背景下构建中国自己的外交哲学

随着中国崛起,如何立足过去的历史和传统、面向世界和未来,构建具有外交理念基础性、世界观系统性以及长期稳定性的、新型的中国外交哲学,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以中国崛起作为构建中国外交哲学的基本背景,阐明了中国崛起的事实依据、中国过去的外交哲学观念的主要特点以及崛起对于构建中国新型外交哲学的意义;然后论述了对外交哲学概念的认知并界定了外交哲学的基本概念,认为外交哲学事实上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哲学观念和世界观念在外交领域中的反映。文章着重阐述了“超越西方”是构建中国外交哲学必然要求的观点,以及较为系统地提出了立足传统文化资源以构建中国外交哲学的基本内容构想。     

孔子学院对公共外交的启示

公共外交作为近年来我国外交工作新的增长点和着力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其概念引自国外,但在翻译过程中却被很多人误读。实际上,“公共外交”并不是一个新创概念,而是“人民外交”在新时代的延伸和发展。孔子学院近年来的快速成长,搭建了公共外交的新平台。实践告诉我们,与其争论“公共外交”的概念,不如找准定位,创新模式,锻炼队伍,提升能力,为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闯出一条活力奔放的发展之路。     

论奕訢的外交思想

奕对近代外交做过一些开创性的实绩 ,但他的意识却未能突破古代“夷夏大防” ,以及在“战抚”之间、“臣夷”与“羁縻”之间选择的思想体系。他的行为与思想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是中国近代外交的不自觉的开创者。     

1915年中国实业团访美述论

1915年中国实业团访美是近代以来中国工商界第一次走出国门的有组织的国民外交活动。这次活动起因于美方的直接推动,亦受到美国政界和工商界的重视,而对中国工商界来说,却是一次开展国民外交、增进中美商务关系的难得机遇。通过这次活动,中国工商界基本达到预定的促进中美关系、参观学习的目的,可以说它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国民外交,对中国工商界走出国门、开阔视野必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医学传教与近代中国外交

医学传教是基督教在华诸多传教方式中的一种。在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医学传教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医学传教士充任本国领事和外交官,有的以客卿身份参与外交,有的则积极对外交施加影响,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对近代中国外交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民国时期,由于教会医疗事业的本土化、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等原因,医学传教对民国对外交涉只有微弱的影响,仅表现为有限的个案。     

谈当代中国的和谐外交

为争取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我们党和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和谐外交的新思路。和谐外交是中国传统和谐思想与现代互利共赢观念相结合的产物，它以构建和谐世界为根本理念，积极开展灵活的多元外交，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代中国外交

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基本精神——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对当代中国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启示了中国的环境外交;“以人为本”的民本观指导了中国外交活动中的领事保护工作;“刚健有为”的进取观激励了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大国”;“贵和尚中”的中和观是胡锦涛同志建设“和谐世界”外交理念的文化根基。     

论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实践

曾纪泽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外交家。中西文化是曾纪泽外交思想的源泉。他是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外交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外交发展的方向。中俄谈判和中法交涉无疑体现了他的外交思想。他既不同于主和派 ,又不同于主战派。     

论近代中国教案发生的原因

近代中国因民教相争而酿成的教案经常发生,教案的出现涉及到世界近代历史的发展背景和中国在世界的强弱地位、中西文化的冲突以及中外关系的变化.它既是强权侵略与反抗自卫的产物,也是侵略性的基督教文化与处于守势的儒家文化冲突的产物,还是弱势的清王朝屈辱外交的产物.     

试析清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的制度意义

总理衙门的设立,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总理衙门的设立原因、制度架构及运行机制三个层面的梳理,认为总理衙门的设立不仅使清政府具有了近代职能,推动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还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框架,打破了一定的成例,开启了清末政治制度改革的先河。     

论周恩来的人才观及其现实意义

系统全面地阐明了周恩来对人才培养的目的、标准、途径的观点 ;具体阐述了周恩来爱才如命 ,求贤若渴的精神和培养人才的基本途径。分析了学习周恩来的人才观对培养跨世纪人才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