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化: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选择

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问题中的热点与难点,且由于其长期性、不确定性和公共问题属性而成为典型的政治议题。全球气候问题呼唤全球气候治理,以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形成了"抱团打拼"态势,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这种路径选择,源自结构和进程层次。全球气候制度结构是一种松散耦合的机制复合体,对参与主体缺乏有效的规约,变革成本较高,存在多层治理和复杂决策的困境;新兴大国的主体进程,则表现为协调作用突出、基础四国松散联合主导、多群体间相互重叠,因而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政治实践平台。     

经济全球化与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崛起

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虽然发达国家在一定意义上和一定时期内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但是经济全球化无疑也给新兴发展中大国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赶超机遇。为数不多的新兴发展中大国由于在综合国力和基础科学研究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基础,只要它们主动参与全球化发展进程,趋利避害,就将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跨入现代化国家行列。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挑战大于机遇的艰难处境,一些不发达国家可能被"边缘化",再度失去机遇。     

新冠疫情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造成历史性打击,但也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国际合作在应对疫情和促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推动了新治理需求,疫情相关的问题涌现突出了网络空间治理议题的新重点。同时,人们探索和适应新兴技术的步伐也得到加快,新技术将成为重要治理手段。但疫情之下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网络空间大国的激烈博弈使国际合作意愿不断受挫,网络安全、逆全球化等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议题的复杂性不断加强,而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效用却未能充分发挥,并且在新技术部署等方面,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显露出明显的滞后性。新冠疫情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为国际社会与我国更好推进这一议程提供可探讨的方向。     

全球治理新形势下大国的竞争与合作

本期我们邀请6位著名学者讨论全球治理新形势下大国的竞争与合作。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交织激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造成经济社会资源透支,国际力量对比持续变化,全球治理赤字高企,大国博弈复杂化加剧了全球治理困境。大国博弈激化,美国联合盟友全面打压所谓战略竞争对手,对外政策布局更加聚焦中国,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相持态势将延续。中欧关系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复杂性愈加明显,但也具有巨大的韧性。中俄两国共同提倡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双边务实合作,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扩大“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如果说全球化是中国富起来的重要机遇,全球治理则是中国强起来的重要国际机遇。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风险挑战,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经验智慧,坚持在大潮流大格局大历史中保持战略定力、把握前进方向,在复杂博弈的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在风云激荡的全球变局中敢于开创新局,推动世界百年大变局向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方向演变。     

从国际合法性视角看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

国际合法性与社会共识有着密切联系,而社会共识又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因此,国际秩序存在的合法性程度与国际秩序的稳定直接有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能否在有关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念上形成基本共识,不仅涉及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而且事关国际秩序的稳定。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社会在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而且它们倡导的秩序理念和原则也将深刻影响国际政治秩序的转型。新兴大国的秩序理念既与历史上的国际秩序主导思维模式———均势理念不同,又与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倡导的民主、人权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理念明显不同。尽管目前各方都希望国际秩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但未来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在国际秩序的原则和理念上形成某种共识。     

论新兴大国集体身份及建构路径

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深刻影响着国际社会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改变着全球治理的主体结构和治理方式。充分认识崛起中的新兴大国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大重点。本文以身份认同为切入口,从内容和争议两个维度来分析新兴大国的集体身份。研究发现新兴大国的集体身份认同低。为此,提出以遵循交往理性的商谈行为来建构新兴大国的集体身份。中国在新兴大国集体身份的构建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国际体系进化与全球治理转型

国际体系始终在缓慢演绎进化之中,其根本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动力大国实力变化及国家利益追求.全球治理通常伴随着国际体系重塑而转型,但也因其应景性特征而调节的弹性较大.在国际体系进化中,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已经成为体系进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全球治理转型体现出由强权治理逐步转向议题治理的趋势,世界政府难以在全球治理转型中出现.     

大国协调与全球安全治理:以柬埔寨问题与印巴核危机为例

冷战后,世界主要大国关系迎来前所未有的友好时期,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大国协调治理成为可能。以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为主体,在治理柬埔寨问题和印、巴核危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促成两个地区性冲突和危机的解决或者缓解。五常国家的协调治理遵循了大国协调的一般规则与规范,同时又体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征:协调机制与安理会程序紧密融合;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区组织在治理过程中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大国能否坚持长期一致的责任意愿关系到协调治理的最终效果。两个案例表明,大国协调依然是后冷战时代治理国际冲突与危机的有效手段。     

全球社会运动的兴起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全球市场改革和信息技术的巨大推动力使得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这两股方向相反的全球浪潮兴起,并构成了全球社会运动的实际内容。但是,民族国家的自私性,使得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全球治理变成为维护最强大国家利益的工具,因而无法实现全球的“善治”。这样,全球“风险社会”就为全球社会运动成为一个全球治理层次而发挥相应的功能提供了可能。但是,全球社会运动毕竟是国际环境中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同时也缺乏必要的强制性权力,因此,全球社会运动的治理功能是非常有限的。     

新冠疫情危机与全球治理新态势

新冠疫情引发全球治理危机,但也为全球治理新发展带来机遇。全球治理危机本质上是传统治理模式的危机,需要新的治理理念、治理手段和治理主体的补充。新冠疫情危机强化了国际社会对人类生命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认识,并体现出危机下个体自我约束的重要意义,由此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开始成为一种规范在国际社会扩散。危机之下国际组织表现出引领全球治理的乏力,相反国家治理的基础性价值得到彰显。不同国家的不同治理经验体现了文明多样性的价值,国际社会需要加强不同文明间治理经验的交流互鉴,以此创新全球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危机还带来了全球治理中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关系的变化,国际组织作为"老师"向作为"学生"的主权国家单向输出知识的传统模式,将向"师生互动"的新模式转型,国际组织将从主权国家治理中汲取更多智慧。特定议题内的关键国家也将在国际组织以外开展更多双边和多边合作,与国际组织的全球治理形成多层次互补关系,共同促进全球治理迈向新阶段。     

美国政府间事权、税权的划分及法律平衡机制

美国的政府结构分为联邦、州和地方三级,三级政府在事权划分上遵从宪法主义原则,即联邦宪法明确列举联邦政府的事权范围,给予州和地方政府以保留的事权.三级政府间税权的大小则建立在事权划分的基础上,力求做到税权与事权的相匹配;在税权的用税权内涵中,美国各级政府则呈现出更侧重于公共服务和管理,较少涉足基础设施建设等特点;只有在州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足以弥补财政支出的空缺时,联邦政府才会通过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来寻求达到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均衡的目的.正是以上诸种制度的有机结合,促使各级政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但又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美国政府在事权与税权的划分、用税权方面呈现出的财政支出与财政转移立法等立法与实践,对我国平衡央地关系和地区间统筹发展,从而解决我国政府因事权与税权不匹配而反复出现的政府职能“越位”、“缺位”、“空位”等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论善治权力观

官德的根本内容是树立理性的公共权力观,树立这种理性的公共权力观需要转变治道范式,因为一定的权力观附属于一定的治道范式.善治作为新兴的治道范式区别于传统的统治治道范式和现代行政治道范式,是专指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的特定范畴;善治参与者自愿组成善治实体,构建的是公正的管理交往结构和管理交往关系、管理交往秩序.因而与善治范式相适应的善治权力观在权力起源观、权力关系观、权力运作观、权力制约观等有关权力本身的各个方面都与统治权力观和行政权力观分道扬镳,是一种公共的、理性的、人民性的在今后长时期内我们应该努力树立的正确权力观.     

全球环境管治改革:争论与进展

产生于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主要组织决定就是创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其职能是在环境全球管治中协调联合国相关机构的环境活动并担当新政策创议的发动者。自那时以来,国际社会已经在环境全球政策(以及最近在可持续发展政策)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创建了大量的条约、组织和机制。从总体上说,进展是积极性的,并日益指向一种不断扩展着的全球环境管治体系。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全球环境管治体系的规模和资金都在迅速扩大,但它在实现其实质性改善全球环境、走向可持续发展甚或扭转环境恶化趋势等目标方面并不是真正有效的,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全球环境管治体系的演进本身带来了难以应付的制度性挑战。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一种渐趋一致的共识是,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如何改革这一现存体系,而且关于全球环境管治改革的讨论必须超越联合国环境署本身的改革,以便构建一种全新的体系,其中不同行为体能够更加高效和有效地相互作用,从而服务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     

治理时代西方国家的政府规制改革——兼论后规制政府的兴起

随着多元治理成为时代特征,政府规制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和一种制度现实进入政治学者的研究视阈中。将治理理念与规制改革相结合成为后规制政府的重要特征。文章通过对政府规制的类型、政府规制改革的动因、内容及改革路径的分析,探讨治理时代后规制政府的模式,为中国政府规制改革提供借鉴。     

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内在联系

宏观的全球治理与微观的地方治理，在治理过程中，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全球治理和地方治理，还是从现实的发展角度考察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两者都处于动态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关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