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叶聊城商业规模的估算——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商人会馆碑刻是目前所见能够藉以对古代商镇规模进行估算的最好资料。对聊城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考察可见,清代中叶山陕商人在聊城的经营规模增长迅速,乾隆初年仅数十万两,嘉庆时增至一百数十万两;道光年间即便以千分之一的抽厘率从低折算,山陕商人的年经营额也达210万两,与乾隆初年相比翻了两番。嘉道年间是山陕商人实力最强的时期,汇聚聊城的山陕商号至少有三四百家,最多可达八九百家;其中年经营额超过万两的大商号有四五十家,个别商号的经营额甚至高达七八万、十数万两。全城合计,嘉庆年间聊城的商业规模在200万两上下;道光年间以千分之一的抽厘率从低折算为300万两,若以万分之三的抽厘率折算则高达1000万两。     

聊城山陕会馆碑刻分类及其史料价值

聊城山陕会馆始建于乾隆八年。现存碑刻19幢,将其分类并探讨其史料价值,对研究清代山陕商人在聊城的经营活动以及清代运河地区的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山陕会馆记

聊城东关古运河西岸，有一神庙与会馆相结合的古建筑群，这便是山陕会馆。     

论聊城山陕会馆的戏台与戏曲流动

聊城山陕会馆为京杭大运河漕运鼎盛时期所建,除了承载明清时期山陕商人的祭祀、买卖、社交等功能,也满足着他们对于娱乐的需求。会馆内戏楼后台处的墨记与会馆内现存的石碑记录着各地戏班在当时的演出资料。各地的戏班在此交流,唱腔在此融合,戏曲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在此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明清时期青海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青海的贸易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青海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保证山陕商人经贸事业的顺利开展,促进青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因素发育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

会馆是客居外地的同乡人在寄居地创建的一种用于联乡谊、祀鬼神的特殊社会组织。明清运河区域商人会馆是当时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以聊城山陕会馆为典型案例,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分布和文化内涵做了初步探析,指出明清商人会馆所具有的浓郁的文人气、厚重的江湖气和世俗的商人气,是封建社会母体中新的社会力量崛起、新的价值观念产生、新的商业文明显现的具体反映。     

山陕会馆

山陕会馆,位于聊城东关京杭大运河西岸双街南首路西,座西朝东,为山西、陕西商人于清乾隆癸亥(公元1743年)所兴建。是当时商人集会、交易、娱乐的场所。会馆自兴建以来,进行过十几次维修,除少部分受到损坏外,绝大部分建筑保存完好。其全部建筑为木结构结合砖石结构,包括山门,戏楼,左、右夹楼,钟、鼓楼,南、     

明清陕西山陕会馆的特点及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陕西山陕会馆创建和分布的若干特点,探讨了这些特点形成的社会经济原因,并对陕西商人在陕西本土建设会馆的特殊现象进行了研究,论述了明清陕西山陕会馆所包含的市场化因素。     

论社旗山陕会馆的“合”之美

乡土神、福禄财神和行业神是社旗山陕会馆中供奉的三种主要神灵,乡土神占主体地位,但这三类神界限并不明显,人们把它们并置在会馆中共同敬奉以求平安富贵.儒、道、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影响着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山陕会馆的建筑装饰中就可看出儒、道、佛思想的无所不在.山陕会馆处处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宽厚的和谐境界.山陕会馆以其丰厚的政治、经济、艺术等内涵成为我们看取明清社会的一面镜子,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多元融合之美.     

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会馆建设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河南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河南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活动及会馆建设

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甘肃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甘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明代山陕商人在西北边镇的商业活动及影响

明代在北边地区普遍实行的开中制度与茶马贸易,为西北地区的商品流通与商人活动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使山陕商人成为西北边镇地区商业活动的主体。山陕商人在西北军事消费区积极进行商业活动,促成了西北边镇地区的商业化与粮食、棉花、茶叶、土特产四大市场的形成,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地区市场网络的形成和西北镇城及下辖卫所的城市化。这一系列的商业活动对明代以后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系统构建聊城6000余年历史大厦的区域通史新著

2005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了《聊城通史》。该书由程玉海任主编,李泉、王云任副主编,《聊城通史》编写组编写。全书共分古代、近代、现代3卷,180万字,每卷分历史进程、典志文化、人物传记三个部分。该书开辟了地方史研究的新领域,是一部系统构建聊城6000余年历史大厦的区域通史新著。勾勒聊城6000余年历史发展的大势是《聊城通史》崭新的亮点。明清以来,关于聊城历史的私家撰述和官修志书为数不少,但多限于一朝一代、一县一地,既未有对聊城悠久的历史文化做深入的研究,也未能对聊城自古至今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叙说,只是呈现出聊城历史的…     

古城南阳:走进一座城的记忆

正在河南省西南部,秦岭东麓伏牛山脉的环抱之中,有一个气候温和,物产丰饶的南阳盆地。这里南蔽荆襄,北控汝洛,西通关陕,东接江淮,"襟三山而带群湖,枕伏牛而蹬江汉",自古以来即被视为"豫鄂要塞"、"山陕屏障",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为兵家必争之地。在这个盆地之中,有一个豫、鄂、陕三省交界处的重镇、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这就是南阳。汉代文化的发源地南阳简称宛,因处于伏牛山之南,汉水之阴而得名,古时曾被称为"申吕之国"。从旧石器时代的"南召猿人"遗     

论亳州山陕会馆建筑装饰中砖雕艺术特色和价值

通过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对亳州山陕会馆建筑装饰砖雕艺术研究。结果表明：其艺术特色鲜明,手法多样,题材丰富,彰显独特地域文化特色和时代精神内涵,对弘扬传统文化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明清聊城运河与文化族群兴衰——以傅、杨两家族为个案

京杭大运河自元代修会通河开始流经聊城,促进了聊城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促成了聊城文化族群的兴起.聊城文化族群受八股文化的影响,多数因科考取得功名,进入仕途而兴,又恪守儒家文化的忠孝节义等文化理念,家族内部重视教育,培养人才;对外注重教化,敦睦亲邻关系.各文化大族之间遵守封建礼法,用姻亲、师友、世交等关系互相维护,用封建礼法相互制约,保持了各文化家族较长时期的传承不衰,造就了聊城文化的丰厚底蕴.     

南宋的川陕战略

南宋立国于东南,非常重视川陕：川陕是南宋朝廷号令中原之地,“将图恢复,必在川陕”;川陕是南宋文人魂牵梦绕之地,“剑指三秦,一战东归”;川陕是南宋人民无法割舍之地,“倚雍之强,资蜀之富”;川陕捍卫了南宋半壁河山。     

"戏剧化"的女性形象——浅谈《歧路灯》中的巫翠姐

《歧路灯》中的巫翠姐和戏剧密不可分,她始终生活在戏剧之中：她生活的主课是到山陕庙看戏;她说话离不开戏剧;她的学识、观念也都是来自戏剧。作者借巫翠姐形象准确地反映了清代中原地区主流社会对戏曲的认识,同时也揭示了当时下层妇女接受教育途径的单一和知识的贫乏。     

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及聊城失陷原因

1988年11月15日,是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和聊城战役抗战烈士殉国五十周年纪念日。在抗日战争初期,驻鲁西北聊城的国民党政府山东省第六专区专员爱国将军范筑先与我党建立了合作关系。1937年11月,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范筑先拒绝了韩复榘的南逃命令,重返聊城,坚持抗战,发动和组织广大民众,组建抗日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     

京西“山梆子”

正秦腔是北京早期对梆子腔的统称,不是指现在的陕西秦腔。梆子腔流传到那里就与当地语音交融,产生出不同支派。北路山西梆子是山陕老腔一支,清初传到门头沟、房山一带又成为一个支派。因地处山区交通不便而腔调表演自有一种鲜明特色,乡民们称之为——山梆子。而北京城区的河北梆子虽徒有"京梆子"之名却不能脱离老腔,它与京西的"山梆子"遥相呼应,虽然远祖相同却又不是同一近支。山梆子的百年兴衰在戏曲史上竟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