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游冥故事中的冥界官僚系统论略

游冥故事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一个重要类型。游冥故事是冥界观念影响下的产物,绝大多数游冥事体涉及到冥府机构设置。比照人间官府,构建冥界官僚系统,是每个时期游冥故事冥府机构设置的共同特点。在民间冥界信仰中,冥府官僚机构中最基本的是冥王、冥官、冥卒三个层级。不同时期游冥故事中幽冥世界的建构反映了中国古代冥界观念的变迁。     

游冥故事与中国古代小说劝惩

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从产生之日起就担负着道德教化的重任,主要体现为小说的劝惩教化功能。地狱报应思想是游冥故事的劝惩工具,游历地狱受罚是游冥故事的劝惩模式。游冥故事的劝惩手段一方面强化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劝诫功能;另一方面,游历地狱模式也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劝惩的主要模式。     

古代游冥故事的“实录”叙事特征

游冥故事继承了中国文言小说受史传文学影响的传统，同时也是对文言小说史学“印迹”的扩展延伸。作为以超现实为表现内容的冥界游行故事，在叙述方式、体例等方面表现出史家“实录”的某些特征，显现出受史传文学影响的痕迹。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非常复杂，中国传统文化重史氛围的薰染，汉魏以来社会民众对幽冥鬼神的态度、创作者写作的主观宗旨、小说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小说观念的演变等因素，无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游冥故事的创作。     

《醋葫芦》游冥情节与明清 "妒妇题材"小说的疗妒手段

<醋葫芦>是明末清初的一部以"疗妒"为主旨的劝善类世情小说,其中有占两回文字之多的游冥情节.这些游冥情节反映了明清时期民众的冥界信仰.在小说功能上,游冥情节作为小说情节链条,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主人公死而复生的冥府游历过程也成为主人公性格转变及解决矛盾的契机,帮助完成作品的大团圆结局.<醋葫芦>地狱受罚的的"疗妒"手段在明清妒妇题材小说中很有代表性,超现实的"疗妒"手段表明多数男性对这一普遍存在的家庭现象的无奈.     

鬼文化与《牡丹亭》情节的形成

鬼文化包括鬼俗、鬼魂观念、鬼魂巫术等子系统,鬼文化对《牡丹亭》情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冥婚风俗是人鬼恋故事原型形成的基础,鬼魂及地狱观念是“梦”、“魂游”、“冥判”等情节单元形成的基础,画像巫术、姓名巫术等通魂巫术对于“玩真”、“叫画”情节的形成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孔子与庄子"游"之比较

“游”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独特范畴。孔子讲“游于艺”、“成于乐”,而庄子所言说的则是“逍遥游”。视域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二者的差异。孔子所言说的“游”是与其仁学相关联的,思考的是“游于艺”。而在庄子那里,思想的主题是自然的自然性,区别于孔子人伦的自然。庄子是游于道或是游于自然。此外,从“游”的方式、对于技的态度以及从达到“游”的超越途径等来看,二者的“游”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当然,庄子与孔子的“游”又是互补的。其互补性对于形成整个中国传统的“游”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析"高校游"的发展

"高校游"是一种新兴的特殊旅游产品.近年来暑假期间"高校游"成为最受欢迎的旅游产品,"高校游"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好的势头,但"高校游"毕竟发展时间还不长,各方面尚需协调和完善.文章在分析"高校游"的成因、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解决"高校游"发展问题的对策.     

张载关学与韩国南冥学的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0月7—9日在西安长安大学召开,出席会议的有韩国、巴西、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和香港的70余位学者。与会学者集中讨论了关学、南冥学的历史与现状,儒学与东亚文明等问题。本次会议拓展了关学研究的许多新的领域。丁原明教授认为张载从《易传》出发建立了“太虚即气”的气本论,并由此反观心性论,确立了宋明理学性与天道合一的主题。王新春教授从分析张载的易学根柢中揭示了张载天人一体的生命意识和生命境界。赵馥洁教授探讨了张载“大心体物”的价值主体精神的意义、宗旨及实现途径。林乐昌…     

外内不相及与内外相冥

称郭象把庄子的“外内不相及”改造成“内外相冥”是对庄子思想的重大修正,是不成立的。外内指方外方内,方内是礼法的世界,方外是不由礼教束缚的大方世界。庄子批判礼法,方内与方外本来就无法统一,也没必要统一。郭象据以发挥的游外冥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统一,而这本来就是庄子已有的思想框架。庄子与郭象都反对刻意伏于山林,都主张游外冥内,但所要与之冥合的“内”在庄子是民间,在郭象是庙堂,指的都不是礼法。所以,我们可以说郭象改造了庄子的游外冥内,但不能说他把“外内不相及”改造成了内外相冥．否则就是混同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外内。     

元儒吴澄对“游”的多维度阐释

吴澄笔下的"游"主要分为古代与今世、君子与世俗、为道与为利三类。其中,吴澄对于不同行为主体的态度差异,反映出他为"游"预设的两个条件:即游者应当具有一定的个人修养,并且能正确处理孝亲与远游的关系。通过游历,吴澄希望后辈们增广闻见的同时能反身于己,从而发见心中的德性之知。基于对"游"的这些认识,吴澄在文章之中明确反对"江山之助"的说法。     

《新左派评论》的“更新”及新左派的再兴

创办于1960年的《新左派评论》是当代欧美最具有影响力的左派理论期刊,它自觉地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自身的编辑策略。20世纪90年代,《新左派评论》以政治路线、理论路线的偏移为代价取得表面上的持续成功,但导致内部分裂。2000年,经过深入思考,杂志的灵魂人物佩里·安德森实现向左回归,领导《新左派评论》完成"更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值得所有左派知识界的尊敬,从而实现了新左派的再兴。     

谈小林多喜二《蟹工船》的"复活"

近年在日本出现的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热,不仅仅是对这位优秀的无产阶级作家的追忆、缅怀,还与当今日本社会生活,特别是“贫困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密切相关。同时,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对我国文坛也有参考价值。     

文化复兴与书院中国

中国古代书院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既是悠久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推动者。宋代书院兴起,与唐宋之际的复兴中华文化、重建儒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当代中国,传统书院也在悄悄兴起,这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复兴将会发挥重要推动作用。从世界文明的宏观视野考察,中国书院不仅仅是世界教育体系中的一种类型,而且体现出中华文化的独特模式与人文价值。     

北欧海盗与中世纪西欧商业复兴

北欧海盗活动对西欧商业复兴具有推动作用。海盗征掠有利于商业资本积累;商业性探险殖民拓展了西欧商品市场;控制、经营海运对西欧商业复兴也具有基础性建设作用;经营商贸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刺激了西欧商业复苏。     

政治文化复兴中的文化模式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政治文化复兴中,维尔达夫斯基的文化模式理论占有独特的位置。它顺应了政治文化复兴的学术趋势,深入到国家内部去探求更复杂、更细化的文化变量,同时又在道格拉斯“网格-团体”类型学的基础上,用五种基本的文化模式（生活方式）归纳一国内部政治文化的多元性。     

全球化视域中的中华文化复兴

在全球化时代,要复兴中华文化,既要有全球化视域,又要有地方性忠诚。全球化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理解。广义的全球化更符合历史实际,也有利于非西方国家的民众增强文化自信。现代性是全球化的产物,也是各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晶。要共享人类文明成果,就要抛弃弱者心态和殖民化思维模式,采取开放和宽容的态度。要复兴中华文化,既要以现代性为标准对传统文化加以梳理,还要积极吸收外来文明的优秀成分。     

论儒学复兴的当代意义

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复兴根本在于儒学自身的理论品质与文化个性符合生命的本性,为人性所必须,从而必然复兴。首先,儒学是延续中华民族生命与文化血脉的需要;其次,是解决当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需要;再次,是实现当代中国人个体生命安顿的需要。     

张君劢关于儒学复兴与中国之现代化思想述论

百余年来,中国人民始终在为实现现代化而不懈努力。从思想文化方面看,中国人心底深处的最重大问题是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究竟有何关系;思想家们对之提出了许多观念,其中有些甚至呈彼此对立、因而相互论难之势,然皆对百余年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以及对当下乃至今后的现代化运动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作为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第一代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张君劢,对之有着深沉思考,并从多方面提出其思想观点,构成其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新儒学思潮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而且对当今乃至以后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的中国人仍有一定启迪。     

反思“儒学复兴”的内在困境及其存在价值

近年来,儒学复兴的声音日渐强烈,在这些声音中,有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值得警惕。文化具有民族性与历史性,文化的传承应该遵循正确的原则,一味复古与全盘西化同样不可取。真正有价值的传统应该为当下的人类提供生存智慧,真正的文化复兴不应仅限于儒学,而是需要实现中华文化具有创新意义的现代性转化。     

批判的复兴与文化研究的辩证法

文化研究当前所处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批判维度的退场导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批判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如果社会分析的再出场意味着符号解读的退场,那么我们又将失陷在历史话语的迷宫之中。其实,对于中国从事文化批评的知识分子来说,关键还不是理论范式问题,而是中国现实的具体的语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