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257”年考辨

西周“２５７”年考辨吴薇薇，吴晋生山东大学“西周２５７年”，这是大多数史学家所持的观点，详加考辨，笔者认为大有问题，试加者索于下。首先查看范文澜、郭沫若两位史学大师是怎样说的。范文澜在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１３１页里说：“公元前１０６６年（...     

《文心雕龙》論“道”

(一) 关于《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思想体系,在学术界曾引起热烈的争论。范文澜同志在《中国通史简编》里说他“完全站在儒学古文学派的立场上”,而这一学派的特点是“哲学上倾向于唯物主义,不同于玄学和佛学。”茅盾同志则指出他的“二元论倾向。”最近《文学遗产》上发表了     

略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

目前我国史学界正在进行“中国通史”的编写工作,从而重新引起对我国历史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如: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问题、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问题、王朝体系与王朝称号的存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等等。我们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都是很有意义的。本列将续陆发表有关这一方面的文章。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问题,各家看法,有很大分歧。本期发表了百石同志的“略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一文,对我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问题提出了初步的看法。我们准备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欢迎参加。     

对“中国历史纲要”农民战争部分的几点意见

这本书一出版我就读过了。在这里只想说一说总的意见。我在总的方面的意见是:假如我可以拿本书来跟吕振羽著简明中国通史和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做一番对照的话,那麽本书中所发生的错误(包括史料方面的错误和论点方面的错误)要比那两本书中的少,但创发与独到之处也远不及那两本书中的多。於是,这中间就包括着一个问题,想来谈一谈。我们做学问,进行科学研究,假如只抱了“但求无过,不求有功”的态度,行不行?在我看来那是不行的,因为这样做法,提到方法论上来谈,便是不引发矛盾,不解决矛盾,因而只好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上;但假如又不甘心於这种表面化,那就顺手把手边的材料凑一下,而不经过自己的苦心钻研,那麽在方法论上便不能不是折衷主义的。假如再“小心”一     

段颎是一个应予否定的历史人物

<正>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东汉将领段熲是“一个完全兽性”的人。对此,有的同志曾提出异议,认为段熲是一个“立有大功”的“安羌名将”,应该为他“恢复名誉”(见《西北史地》1982年第2期,《东汉时期的安羌名将——凉州三明》)笔者认为,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虽然段熲算不上一个十分显眼的重要人物,但在西北地区古     

西周非奴隶社会——和杨宽同志商榷

中国经济史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和中国通史有密切关系。经济史可以有自己经济范围内的分期标准,但属于五种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类型的分期,不能也不应和通史两样。因此,中国通史关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划分问题,经济史也认为是自己范围内的事情,应该重视和应该进一步研究解决。目前史学界对古史分期问题,又展开了争论,关键集中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学术月刊》1960年第九期杨宽同志在“论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中提出一种新的看法,“认为西周还是和殷代一样,主导的生产关系是奴隶制,奴隶主贵族及其国家奴役着大批的生产奴隶,但由于社会发展极端不平衡,有较多地区原始‘村社’残余形式被保存下来,被奴隶主及其国家利用,改变为奴役和剥削单位,使农民实质上奴隶化,和生产奴隶受到相同的奴役和压迫。”我的看法和杨宽同志不同,认为西周和殷代不一样,西周不是奴隶社会。我所根据的材料是极普通的,且属于常识范围,看法是一般传统的看法。这看法可能是错误的,提出来和杨宽同志商榷。兹分述如下:     

金世宗一代的政治和汉族人民起义问题

尚钺同志在他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第二五○页说:“金世宗时期,是金人所谓‘郅治’时代,但汉族人民的反抗暴动和起义的记录特多,较大的起义有十多次。大概金人统治的其余时期,因为政治紊乱,无记录可寻。”仔细研究金朝历史的结果,我们觉得这段话是不完全符合于历史事实的。尚钺同志的这一论点,大概是承袭着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简编的论点而来的,而范文澜同志的论点,又显然承袭着赵翼二十二史剳记的论点而来的。二十二史剳记卷二八“大定中乱民独多”条说: “金代九君,世宗最贤,……然二十余年中     

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范文澜同志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工作,是十分重视和关怀的。但是,由于林彪、陈伯达、“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范老未能完成这项光荣艰巨的任务,竟?志以殁,含恨而终。最近,卞孝萱同志送给我一份范老的遗稿,他在来信中说:“您是范老最早的助手,是我所尊敬的前辈”,“范老没有将近代史写完,幸而他对近代史的看法,反映在一次演讲中,我珍藏着这篇遗稿。今通过周雷同志,带给您看,如觉得可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那就是对范老最好的纪念,也是对史学界的很大帮助。”范老这篇学术报告,是在一九五六年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举办的“中国近代史讲座”上讲的。范老在世时,此稿未曾发表,现在捧读之下,格外亲切感人。适值五届政协隆重举行,我们特将这篇珍贵的遗稿发表出来,供史学界的同志们学习研究,作为对范老的纪念。     

读史札记二则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时间初考 关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时间,目前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是在公元前一一九年。“前一一九年,汉武帝组织一个三百人的大探险队,每人各备马两匹,带牛羊一万头,金帛货物值钱一万万,令张骞为首,出使乌孙国”。(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第六页)     

对“中国历史纲要”全书的一些意见

尚钺同志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似乎是为高等学校中国通史讲授作课本或作参考书用的,也是为具有一定中国历史智识水平的机关工作干部阅读的。目前关於中国通史范围的出版物,还不能适当的满足一般人的要求。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指原著本言)和吕振羽先生的简明中国通史,是中国史学界初步运用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写成的两部重要历史著作,在一定的期间内,起了很好而且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新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人们的要求增高了,对於范吕两先生的原著,不仅有些“美中不足”之感,而且还迫切要求他们重新编写一番。范先生的修订本只是第一编已经出版了,而吕先生似乎尚未著手。因此这部书在目前出版是很及时的。不过编写中国通史是一种艰苦的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中国古史的社会分期,是历史科学上一个大问题,如果要详细的讨论,至少要写十万字以上的论文,在这篇短文中,是无法作全面的讨论的。在这里,我只能提出几个核心问题来讨论一下;抛砖引玉,希望史学界同人多多发表意见,并指正我的错误。解放以前,一般史学家,不论新旧,对於西周春秋时代,几乎一致认为封建社会,虽然旧史学家和新史学家所说的“封建社会”,含义并不相同。我个人过去曾信仰资产阶级的“经济史观”,也很喜欢研究社会经济史,与其他史学工作者一样:北也曾根据我所搜集的史料,从不同的观点上,确定西周春秋为封建社会,而把战国以後称为“佃农制社会”,就是变相的封建社会的意思。从抗战前一直到胜利初,大体上我是保持着这种看法的。我把欧洲中古的封建社会套在西周春秋的历史上,依据欧洲中古封建社会的定义,到西周春秋的史料中找证据,所以那时我所构成的西周春秋史的系统,是一个典型封建社会史的系统,自然,我那时所谓“典型封建社会”的含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下封建社会的定义是不同的。     

从中国开始用铁的时代问题评胡适派的史学方法

最近杨宽先生写了一篇从新估定中国用铁时代的论文,他主张西周时代已经应用铁器,他用这个说法来证明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我个人对於中国古史分期的看法是和杨先生不同的,但是我很赞同他所说的西周已经用铁的说法。自然,西周已有铁器的说法,是有利於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的说法的。然而我们知道:有没有铁器,并不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主要分野,因为奴隶社会也可以使用铁器。所以我赞同西周已有铁器的说法与我本人对於中国古史分期的说法,并不相冲突。固然我也承认:西周已有铁器的说法,是替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的说法解除了一个极大的困难。正同范文澜先生不否认东周奴隶数量巨大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样,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的承认西周已有铁器。不但西周已有铁器,我还要进一步主张殷代已有铁器。     

范文澜对史学比较方法的成功运用

比较研究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范文澜先生在他的代表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和《中国近代史》,(上)中,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方法。范老通过运用比较方法,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进程、客观分析了历史人物、展现了传统文化精华,其成功经验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仍具有宝贵的启迪意义。     

与吴大琨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底标准问题

关於西周社会的性质问题,读一九五四年历史研究第六期吴大琨同志的大作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录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态度非常谨严,立论非常慎重,处处讲根据,无微不信,纯粹是科学的态度。不过个人对於吴大琨同志的引证,也有少许不同的看法。现在把个人不成熟的意见简略地写下来,敬向吴同志及诸先进请教。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一般最基本的贯穿着各个历史阶段的法则,但每个历史阶段又有其特殊的独有的发展法则,马、恩、列、斯所遗留的关於社会发展的诸法则:有一般的法则,也有每个社会所     

论周公旦“董正治官”思想

<正> 周公旦是我国古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和政治家,素有“古圣人”的美誉,尤为儒家所崇尊。在西周初期,以周公旦为代表的统治集团所创建的为政思想及其建国方针、制度,对后来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制度和文化起了“最初基石”(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第152页)的作用。因此,研究周公旦的为政思想对于深入探讨儒家思想渊源、批判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周公旦的为政思想及其策略十分丰富,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就他辅佐周成王、督导整顿治事之官,即“董正治官”(《尚书·周官》)的思想作一粗浅探讨。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

从西周到秦汉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是问题最多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之不能解决,主要的?结就在於对这时期社会性质的认识存在着分歧。中国历史学者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郭沫若先生认为春秋以前是奴隶社会,战国时期才进入封建社会;范文澜、翦伯赞先生等认为从西周以来中国就进入封建社会了;侯外?先生认为西周春秋战国都是奴隶社会,秦以后才进入     

范晔是三教合流的倡导者,还是无神论者——与白寿彝等同志商榷

近年来,史学界对范曄和他著的《后汉书》展开了討論。自从束世澂同志的《范曄与后汉书》一文发表后,杨翼骧同志提出了“重新研究和評价范曄”問题。接着陈光崇、白寿彝同志又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上述文章,讀后頗有启发,但对白寿彝、陈光崇同志提出的范曄是一个反对     

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本症结在哪里——兼与王存才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81年第十期刊登了王存才同志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一文,有助于推动学术界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深入讨论。但王存才同志认为,强调极端强大的专制主义、封建国家采取的重本抑末政策等上层建筑方面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影响,就是“上层建筑决定论”,这就使人不敢苟同了。实际上,最近一个时期,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时,一些同志根据中、西封建社会的不同特征,只是初步提出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问题,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我倒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因此,想就这一问题谈些个人粗浅的看法,并与王存才同志商榷。     

历史科学的研究和批评问题——读两篇评论李亚农同志的历史著作后的几点意见

当李亞农同志发表“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和“周族的氏族制和拓跋族的前封建制”以后,一九五四年我會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出版消息”上著文評介。当时国內历史学者却报之以沉默,而国外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却把“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譯成了外文出版。最近兩年来,李亞农同志又繼續发表了“殷代社会生活”和“西周与东周”,并將过去出版的三本著作不断地加以修訂。正如他在“西周与东周”的序中說:“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殷代社会生活”“在出版之后,承各方面的朋友們同志們好意地指出一些或大或小的錯誤,因而在重版之际,都有所改正”。作为一个中国历史科学工作者来說,李亞农同志把他多年辛勤鑽研的結果貢献給中国历史科学的     

骊山刑徒辨析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把修建秦始皇陵墓的七十余万服役者称作刑徒。长期以来,史学家、法学家前后因袭,未曾深究。直至现代,一些史学家才提出种种修正意见。有的说:“嬴政初即位,就在骊山造自己的坟墓。并六国后,更征集七十万人工作”(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索性避开“刑徒”二字。有的说:“秦始皇和秦二世为修建骊山墓而役使的刑徒和奴隶,达到了七十万人之多”(郭沫若《中国史稿》),在刑徒之外,又增添了奴隶。我们认为,搞清楚骊山秦陵服役者的身份以及司马迁为什么称他们为“刑徒”,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