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思廉的史学

1.以史为鉴的著述宗旨唐初统治者极其重视修前代史,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亲自参予,这是急需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政治服务,姚思廉承旨而撰梁陈二书,也就突出了以史为鉴的宗旨。以史为鉴本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传统。姚思廉之父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这个思想。他在记载史实之后,     

论杜佑"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治史主张

杜佑在继承前人的以史为鉴与以史资治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历史总结不应该局限于资鉴或者明义,而必须从历代盛衰成败中得出治国施政的经验教训,并期待着统治者将这些经验教训运用于实践中,以达到直接为现实社会服务的目的.杜佑提出的"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的治史主张,既是对自己施政经验的精要概括,又是对其史学实践的深刻总结.他把历史总结与治国施政联系起来,既反映出时代对史学发展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又开辟了一条取鉴典章制度以匡时济世的治史途径,不仅蕴涵深刻的哲学思维,而且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如何看待"历史"--兼论唯物史观的历史维度

马克思以前的西方历史哲学把历史与"过去"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历史认识中的客观主义、主观主义和史学辩证法.马克思扬弃了这些看法,把历史当作以现在为核心的过去、现在、未来的统一,由此形成了他的历史辩证法观点.     

"蛮族的希罗多德"——格雷戈里的历史叙事伦理探析

格雷戈里是6世纪高卢历史学家,著有<法兰克人史>,被后世誉为"蛮族的希罗多德".虽与史学之父并举,然浓厚的宗教成分也造成后世理解困难,误解重重.格雷戈里继承并发扬了奥古斯丁之后教父们的编史传统,以基督教的时空观和宗教逻辑撰写历史,将对人类的普遍关切落实于对个体命运的高度关怀,是基督教伦理在史学撰述上的一次实践.在史学发展进入"后现代"的今天,历史编撰的根基遭遇质疑,重新挖掘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特殊的历史叙事伦理也许会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论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

班固对司马迁史学思想的批评,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历来学者对此议论不一.作者通过具体分析,指出:班固的评语抓住了当时史学思想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他的议论充分表明了班、马二人在追求“大一统”和“求安治富”的前提下,对某些大问题的意见分歧,丰富了传统的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今反思之,一方面可以分析和考察班、马史学思想的异同长短,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以史为鉴,朔往思来.     

从苏共垮台看"灌输"理论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最终形成是由列宁完成的.苏共错误的理论灌输导致了苏共的信仰危机,造成了苏共最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因而,苏共垮台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以史为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共产党员的理论灌输,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徽商的"好讼"

在“无讼”的传统法律意识下,论者分析缺乏国家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下,徽商惟有主动依附封建政治势力,锻造出徽商“好讼”性格,也不可避免地给徽商的发展带来诸多弊害。以史为鉴,一方面尝试着在传统徽学研究领域里,开辟出以法律史学的视角研究徽商的一块新领域;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当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为立法者如何处理好“官”与“商”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历史借鉴。     

陈寅恪"史学救国"思想渊源研究——从任蔡锷秘书谈起

陈寅恪先生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在学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虽然自少年时期起便留学日本、欧洲,学习经世之学,但由于其家学渊源深厚,深受晚清乾嘉考据学派、西北史地之学的影响,留洋期间又受到当时盛行于西洋与东洋的"中国学"的刺激,具有良好的史学素养.1915年春他曾到北京,任北洋经界局督办蔡锷的秘书,经界局的"分译东西图集,详溯中国经界源流"工作更促使其坚定了"史学救国"的志向.这段历史很少有人提及,但这段经历随后又促使他继续留洋欧美,研究梵文、巴利文及其他东方古文字,对其毕生的学术道路影响至深.     

"诗"与"史"的三维影像:陈寅恪的社会史研究方法蠡测

二十世纪初,国内外的"新史学派"掀起了一场史学革命.史学大师陈寅恪秉承"种族和文化"的社会史观,将以诗歌为主的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社会"置于史书所载的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构建的"社会"坐标之中,运用"了解之同情""以诗证史"等社会史研究方法进行中古史研究.他广泛占据史料,精细考证,并将文史哲多学科相结合,重新解读了中国传统社会进化发展的历史.     

"通三统":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观念"批判

古代文学史作为现代史学之一部,借鉴现代历史观理解和阐释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新时期以来,古代文学多方反思自身的学科特点,与历史有意拉开距离,强调重视文学本身特性的研究.这固然很有必要,但也带来了以下问题:一方面,古代文学研究依然承袭着现代历史观;另一方面,没有反思和修补与传统史学的断裂,也没有充分注意和同步跟上史学研究本身的新观念、新实践.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观念"面临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等方面的丰富资源,需要各有扬弃,彼此融合,以新的历史观推进学科发展.     

从贞观之治看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世与盛世

中国传统史学和政治有着特殊的关联 ,对王朝更迭和治道兴衰的历史现象的探讨 ,构成了对治国理论进行探讨的核心内容。“贞观之治”是唐代以后中国政治传统和历史观念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它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治世而非盛世。贞观君臣以尧舜之世、唐虞之道为自己时代的政治理想和治国指导思想 ,并将抽象的帝道、王道落实为具体的治国方略和施政措施 ,将自己时代定位为用唐虞之道开创的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治世。传统史学也是将贞观之治作为一个治世来看待的。唐代以后 ,治国者往往不再把五帝三王视为楷模 ,而是把贞观之治视为典范。     

唐太宗入冥故事系列研究

唐太宗入冥故事,历经从唐代文人笔记、民间变文至元杂剧、明清小说,是影响较大、流传已久的游冥故事。唐太宗入冥故事系列,涉及冥界观念的演变、小说对“玄武门”事件的态度、唐太宗对佛教的态度等很多方面。《唐太宗入冥记》变文中的冥界观念清晰明确,反映了初唐时期的冥界观念。明清小说中的唐太宗入冥故事反映了明清时期社会比较流行的冥界观念。唐太宗入冥故事的演变过程中,人物形象、性格特征也发生了改变。唐太宗游地府的故事作为一个可以独立流传的故事,不过是一个基本框架,被不同的创作者因着不同的创作主旨加以利用重新改造,在这个框架内加进一些不同的内容,反映了作者不同的创作主旨。     

大明宫初建时日考

为探究大明宫初建时日,结合相关史料,对学术界关于大明宫兴建的具体年代的不同看法进行分析。分析认为：依据史料论证,在贞观年间已经修建的“旧宫”的基础上,龙朔二年再建大明宫,甚至更早;唐太宗本人已在宫内活动,并使用了“旧宫”;大明宫初建时间应当前推到贞观年间,第一位使用大明宫的是唐太宗,而非唐高宗。     

唐代经济史札记二题

唐太宗经济思想的出发点是"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所以他重视农业,不失农时;提倡"克俭节用",节流为主,主张"藏粮于民".唐太宗的经济思想使贞观年间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唐代钱币的发行对经济发展也产生影响.唐代统治者没有认识钱币对国计民生的巨大影响,对钱币的政策反复较大.中唐之后,对钱币采取宏观调探,从而扩大了钱币的流通范围.     

唐翠微宫考

翠微宫是唐代著名的夏宫,位于长安以南,秦岭山脉北麓的翠微山上。唐高祖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时修建,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重新修葺。贞观二十一年和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先后两次在翠微宫上避暑,处理政务,并最终逝世于此。太宗之后,唐代君主便很少至此,翠微宫逐渐衰败,最后废宫为寺。虽然翠微宫作为夏宫的历史并不算太久,但是关于翠微宫的相关问题仍然值得学术界研究。     

讽喻与昭雪:《步辇图》李德裕题跋考论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步辇图》手卷，是记录初唐贞观年间禄东赞入朝为松赞干布请婚事件的一件美术作品。该图卷旧传为阎立本手笔，后流传至晚唐，大和年间李德裕重予裱褙，并题跋于画心左侧。既往的研究，多集中在画作为唐真迹还是宋摹本、作者为谁、所呈现的具体历史场景为何以及递藏等方面，李德裕重装褙并题跋的动机、功能及影响，则鲜有学者论及。文章从跋文的格式、《册府元龟》的录文两个方面，为原跋文出于李德裕之手提供了新的佐证；通过对重装褙背景及跋文的分析，发现此事隐射了晚唐与吐蕃关系的一桩旧事——吐蕃维州城守将悉怛谋受降事。由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的打击报复，李德裕在该事件中经历了政治与道德的双重失败，其所遭受的"幽枉"或羞辱，乃是其政治生涯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故始终在寻找辩白和昭雪的机会。2年后，他主持中枢，恰逢宫廷书画整理与收藏活动，此时他新伤未平、恨意难抒，遂以宰相之尊亲自主持《步辇图》的重装褙工作，并不厌其烦、喋喋为之题跋。该题跋，与其说是对约200年前太宗接见禄东赞事件的追忆，毋宁是对2年前他本人所受的政治羞辱的咀嚼；同时，该题跋也可索解李德裕在剑南西川节度使任职时的遭遇、他所倡导的边疆政策及二者与题跋内容之间隐喻性的关联。具体地说，其题跋所表现的内容，或不仅引发了李德裕的身世之痛，也可赋予其所主张的边疆政策以历史的正当性。跋文对《步辇图》所表现的事件进行了重构，似是为暗示他对维州受降事件的处理，乃是遵循太宗皇帝的原则和遒谟；而文宗皇帝与牛李出卖向化者致其遭虐杀，则违背了太宗所确立的对帝国藩属的执驭之道。换言之，李德裕对《步辇图》的题跋，当是以对太宗朝贞观旧事以及吐蕃政策的征引为隐喻，暗讽维州城悉怛谋受降事，并为自己辩白。重装褙、题跋及"追论悉怛谋"等一系列事件，不仅解慰了12年来所遭受的良心之痛与道德折磨，反映了当时牛李两党对于吐蕃政策的不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中晚唐朝廷对于回鹘、黠戛斯等边疆民族割据政权的立场及策略。文章可作为探讨古人如何以书画收藏及题跋活动作为政治"动源"，来隐晦地表达其施政策略的美术史个案。     

李世民诗歌用韵考

唐太宗李世民现存诗歌98首,其诗歌用韵,可以归纳系连出21个韵部,基本与王力先生考证的隋一中唐音系相吻合,但是偶有出韵之处。李世民诗歌用韵情况对于全面地考察隋一中唐音系,特别是初唐音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尊崇门当户对到信奉郎才女貌——解读《游仙窟》中唐代爱情婚姻观念的转变

"门当户对"的爱情婚姻观念自魏晋六朝一直延续到唐代,唐高祖、唐太宗、武则天等统治者大力打击门阀制度,使社会上不良婚姻风气有所改观.《游仙窟》中对士人才学、女子容貌的细致描写以及情爱场面的大胆描述,反映出唐代士人的爱情婚姻观念,由重视"门当户对"向"门当户对"与"郎才女貌"并重的转变.     

唐太宗变更周公孔子先圣地位述论

贞观二年,唐太宗诏停周公为先圣而改立孔子,此举既与贞观初的政治背景紧密联系,其中特别是出于对周公的忌讳,又受释奠礼本身之传统及孔子对教育的贡献和在道统中的崇高地位的影响。其决定因素,是以孔子为先圣,适应了唐初大一统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实现国家文化上的统一。     

论唐太宗与玄奘及唯识宗

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至唐朝也进入了鼎盛时期。作为"明君"的唐太宗没有从个人情感的角度出发看待佛教,而是从一种治国之策的维度对佛教进行合理的管控。玄奘法师对太宗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使其采取了更为和缓的佛教政策,正因如此唯识宗也在此期间轰动一时。